序
《尚书》乃上古之书，所录文献“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古典中国从唐尧虞舜到春秋时代一千五百多年的恢宏历史，其语言形式也经历了从上古“旧体文言”到春秋“新体文言”的时代转折和艺术演变，演变和转折造成了时代的阻隔和理解的困难，因此《尚书》在“六经”中是最为古奥艰涩的文字。秦火之后，风雅消歇，《诗》《书》不传。据《史记》的《儒林列传》《晁错列传》等文献记载，汉初文帝时已经是“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独有济南一位年老的“故秦博士”伏生尚能在齐鲁之间传授《尚书》。但此时的伏生已经“年九十余，老不可征”，汉文帝只好派晁错前往受业，从此《尚书》才有了重新流传的机会。
尽管如此，《尚书》的研究也只能是少数人了解的专门之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不知所云，视为畏途。韩愈《进学解》用“周诰殷盘，诘屈聱牙”的话，来概括《尚书》语言的生涩，虽然并不准确，却颇为流行，这至少说明了《尚书》理解的艰难。
于文哲博士以《尚书》文学性作为研究题目，这一选择本身就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自信。通过《尚书》的文学解读，发现了一个充满生机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尚书》并不是单纯的上古文献遗存，而潜藏着丰富而生动的审美意蕴，《〈尚书〉文学论》在文学上的许多发现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尚书》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经典。礼体决定文体，上古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牧誓》《顾命》等文献，适应礼乐文化的需要，充满了艺术的仪式性、象征性、表演性，已经是音乐、舞蹈、诗歌、表演的盛大的歌舞艺术，甚至包含了许多戏剧艺术元素。这一点作者对《牧誓》和《顾命》的解读，特别富有意味。在作者看来，《牧誓》不是一种简单的誓词，周武王的“左仗黄钺，右秉白旄”“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等，是一种武舞，是一种表演，是以舞蹈形式出现的盛大的战前战争礼典仪式。《顾命》也是一种典礼戏剧，有着明确的诗剧主题和戏剧要素。理论尚可以深化完善，但是这样的分析，确实使那些扞格难通的文字有了生机，有了新鲜感。
《尚书》的叙事性是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从钱锺书“古史即诗”的理论出发，作者特别强调了《尚书》叙事的史诗性背景。这一背景决定了《尚书》口语与笔语、神话与史实、散体与韵体相互融合的特征，形成了“尚简用晦”“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用古典学的“套语理论”，作者认为，“曰若稽古”四个字重复出现在《尚书》最古老的《尧典》和《皋陶谟》的开头，正可以用来说明《尚书》叙事篇章的口述文学性质，是口头创作和传播的证明。在史诗性叙事的理论基础上，作者解决了许多问题。《尧典》中“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一句，颇难理解。而作者依据神话原型理论，借用《诗经》《圣经》以及少数民族史诗的丰富材料进行比较，认为这是神话与史诗中常见的一种英雄考验仪式，是与婚姻考验、任务考验并行的“成人考验”，是尧帝考验舜帝的一种仪式。
修辞性是《尚书》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研究《尚书》修辞性的时候，作者自然关注了《尚书》的比喻、顶针、拟人、对仗、对比等一般性修辞方法的运用，而更有意义的是，作者并不仅仅将修辞看作是一种技巧，而是将《尚书》的修辞上升为一种深刻的理论表述。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修辞的宗教神圣性特征。最初的修辞是具有宗教性的，原始人类在神灵面前是虔诚的、庄严的，因此面对神灵的颂赞祷祝也语词庄谨，内心神圣。祭坛也是文坛，正如作者所说：“经常性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同时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祭祀乐舞的上演促进了音乐、舞蹈、诗歌以及戏剧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祭祀仪式上的祝祷辞令以及相关的占卜刻辞则促进了言语修辞能力的进步。”
第二，修辞的历史职业性特征。修辞经历了从早期的祭祀行为到历史的职业行为的转变。原始巫师不仅沟通天地人神，也掌握着一种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而这种语言是经过锤炼的修辞的，修辞也是巫术的职业性基本技能。而这种技能被后来的史官继承发展，史官系统的祝史替代了职业性的巫觋，成为宫廷历史的记载者，也成为专门性的修辞继承者。
第三，修辞的语言艺术性特征。直言曰言，修辞曰文。经过修辞的语言是一种文学语言、艺术语言。作者特别关注了《尚书》语言的问题，尤其是语气助词的运用问题。在《尚书》中，语气助词的运用不仅描摹出人物的一般的语言情态，更能展现人物的心理世界和人格精神。作者指出，《尧典》在记尧帝、舜帝与群臣对话中，常常使用语助词。
尧帝的16次讲话中，先后出现了“咨”（5次）、“吁”（3次）、“俞”（1次）等三个感叹词；在群臣的6次讲话中，共出现“都”（1次）、“於”（1次）等两个感叹词。在后半篇中，仍以对话的形式组织情节。在这一部分，出现舜帝讲话19次，群臣讲话5次。在舜帝的19次讲话中，先后出现了“咨”（8次）、“俞”（8次）等两个感叹词；在群臣的5次讲话中，出现了“於”（1次）一个感叹词。全文共出现感叹词5个，28次。
语助词的大量使用有很强的历史现场感和带入感。这些语气词或是应答，或是感叹；或是不以为然，或是由衷赞美；一方面表现了人物的语态和心理，另一方面，也揭示人物的思想情感，展示人物的精神品格。唐尧帝的公正无私、雍容宽厚；虞舜的谦敬庄严、果敢刚毅；大禹和皋陶的忠诚耿直、勤勉奉公等，都通过对话及语助词形象地表现出来。
《〈尚书〉文学论》语言上的准确典雅是十分突出的，但是于文哲博士本身却是一个十分不善于口语表达的人。他2005年到2008年随我读博士，三年期间我听到他说最多的话就是“老师好”三个字。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文哲同学不仅勤奋向学，待人温厚，还有十分突出的书面表达能力。当年他考博士生的时候，卷面上表现出来的要言不烦、准确清晰和逻辑严谨，至今让我记忆深刻。本书是在于文哲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文当时是获得优秀成绩的，参加答辩的专家都认为已经达到了出版水平。而他在学术上高标自置，律己甚严，修修改改，不断完善，本书出版时距博士论文完成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三年。宛如醇醪，经久弥香，他本人和他的著作都有了新的进步和新的境界。
傅道彬
2021年6月18日晨
于哈尔滨在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