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

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史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80年代”不仅是一个坐标式的参照，更是一个持续不衰的研究对象。启蒙主义、人本价值、个性解放、自由思潮，诸如此类的标签用于80年代，似乎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学界共识。因此，在人文思想领域，80年代有“黄金时代”之誉。

21世纪以来，“重返80年代”逐渐成为一种人文思想潮流。在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中，洪晃甚至说：“其实现在哪有什么真正的文化，要说文化还得说80年代。”[1] 这本重访80年代人文思潮见证者的书籍[2]，令人意外地成为畅销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采访了一百位文化名人，后来出版了《重返黄金时代：80年代大家访谈录》，这是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口述实录。

“重返8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影响颇大。[3]“重返80年代”这一研究范式，2005年由学者程光炜、李杨率先提出。他们不仅开设了相关的教学课程供博士研究生选修，同时还组织相关学者以及参与选修“重返80年代”课程的博士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扩大了“重返80年代”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的来看，“重返80年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支撑是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等西方理论，研究者将“80年代文学”历史化、陌生化，重审“80年代文学”建构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以及“80年代文学”如何被文学史叙述并不断加以“经典化”的过程，试图打破“启蒙”这个关键词主导的对“80年代文学”的描述，并恢复“80年代文学”与前期文学的联系，比如与“十七年文学”甚至“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联系。尽管倡导“重返80年代”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启蒙信仰的动摇、“新左翼”立场、对研究对象的再本质化等，但“80年代”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回望的一个原点，并自觉不自觉地从“80年代”出发思考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

“重返80年代”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现象？怀旧、反思、研究，三者兼而有之。80年代的亲历者对于那一段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怀旧心理的弥漫自然而然。这是在个人记忆现场重述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现场，80年代就不仅仅是一段旧时记忆而已，它应当成为一个文化样本或历史切片，提供给中国人文思想的研究者。“重返80年代”的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探讨：一是时间维度上的80年代，二是空间维度上的80年代。作为“时间”的80年代已经流逝，在这个意义上的“重返”，是一种回望，研究者希望对历史谱系进行梳理，在知识学意义上重新认知80年代；作为“空间”的80年代，实际上是一种“现场”体验的衍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80年代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已经是上一世纪的事情，但80年代并未远离当下中国。作为文化传承和思想源流，人文意义上的80年代和当下中国同生共在。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80年代在人文思想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当下中国文学文本的生产是海量的，从图书到网络，还有各种移动终端，技术时代的文学阅读其实更为便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那么崇高，至少在精神价值的引领上，其作用已经大大消解。当一部部架空历史的网络小说，被改编为古装剧后收视率节节攀升；当虚拟网络空间里自嘲为码字匠的写手们，在点击率中收获财富与成就自我；当武侠、悬疑、惊悚、穿越、宫斗等为题材的各类通俗小说，堂而皇之地霸占了书店畅销书展台；当郭敬明、天下霸唱、南派三叔们的作品，不仅收获了丰厚码洋，更赢得了高额票房……文学在当下的际遇和80年代相较，已经是沧海桑田。即使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改变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边缘化际遇。发出这样的感慨，其中就包含着80年代的某种价值标准，即根深蒂固的“纯文学”观念。在文学意义上“重返80年代”，实际上亦包括对“纯文学”观念的重审。“纯文学”观念看起来是一个文学问题，实际上却有着溢出文本的社会学意旨。甚至，当我们回到80年代，置身于整体渴望回归世界话语体系、进而广泛容纳吸收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类文化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80年代文学价值的判定，其实和政治、文化、经济诸种因素的裹挟相关。对于“纯文学”的标榜，走得最远也最激烈、最极端的莫过于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但却能独领风骚数年，至今依然可以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奇观。当年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在90年代以后的走向，不论栖身大学从教（如马原），还是继续高光地吸引文坛关注（如余华、苏童、格非），或是慢慢地成为新一代读者陌生的名字（如孙甘露、潘军、吕新），当然有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日趋式微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先锋文学历史语境的彻底改变。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文本上的信马由缰，使先锋作家那种极端化的表达与呈现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唱。回到“重返80年代”这个话题，作为80年代重要文学思潮的先锋文学，它的没落本来就是值得思忖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悄然的崛起，它盛大的加冕，它寂寥的没落，其实都暗含着中国现代性某种必然的话语逻辑。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就一直处于交锋抗拮状态，总体的趋势自然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但其中多有反复。文学这样的载体，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审读中，讲究文以“道”存，“文学政治”的魅影并不是当代中国文学才出现的。而在80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并不承载文学之“道”，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先锋文学，竟然被通畅无阻地接受，还堂而皇之进入了当代文学经典的殿堂，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写对象，这一奇观耐人寻味。尽管被罩上了无数神圣光环，但若剔除怀旧的审美化沉溺和某种自我陶醉的文化政治幻想，80年代其实也只是“中国现代性内部一个充满问题性的瞬间”[4] 而已。在本书中，笔者选择以先锋文学作为切口，进入80年代的特定语境，观察先锋文学话语制造和意义生产的特殊背景，期待通过对这样一个80年代样本的审读，为中国文化现代性提供文学意义上的佐证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