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已有研究
首先，就出版在微观层面上对文学的影响而言，在作品创作阶段，关于出版提高作者、读者阅读量，改变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进而影响作品面貌这一方面，台湾学者张高评、美国学者王宇根分别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张高评专著《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认为，雕版印刷崛起与繁荣所触发的图书流通与知识传播效应，对宋诗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是‘诗分唐宋’之重要触媒，是‘唐宋诗之争’公案中之关键证人”[4]，并从图书传播与北宋读诗诗，史书印刷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咏史诗等多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王宇根专著《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则以黄庭坚为核心，集中探讨了11世纪印刷文化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5]是著认为，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诗学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特征即对阅读和写作方法的全面关注，而这是对11世纪新生的印刷文化的反应。印刷带来的文本生产领域的急剧变化，为黄庭坚诗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大的语境和物质基础，影响了其主要观点的形成。
此外，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提到，宋代印刷媒体的普及“使士大夫的教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均质化”，因此宋诗用典相比唐代“范围更加开阔，相对来说，变得僻涩一些”[6]；其《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亦云，宋代“以才学为诗”“资书以为诗”氛围的形成，与印刷的普及、个人藏书的充实深切相关。[7]
专题研究外，一些文学史教材亦会注意出版在这一方面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即写道，“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8]；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章“宋诗”亦云，“随着雕版印刷的大量采用，文人购买诗歌，也出售诗歌，以丰富的知识和极大的热情大量讨论、创作诗歌”[9]；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则提出，南宋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使更多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新兴的文化立场，从而大幅提升了文学的社会组织，并且使这些组织益形复杂。[10]
至于出版使作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拥有更多读者，从而影响其创作这一方面，内山精也较早做出了清晰论述。其《王安石〈明妃曲〉考——围绕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在创作的当下，是否意识到传媒的存在，对于作品的内容也有重大的影响”[11]。在《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中，内山精也进一步表示，“能切实感觉自己的作品很快传播到不特定的许多读者手里，并被这许多读者同时解释着的诗人，和完全无法感受到这些的诗人相比，在创作的姿态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差异……为此，在研究宋代文学时，我们可能有必要以印刷媒体为一个视点来探讨作者的表现意图”[12]。
内山精也提出，苏轼一些诗歌中的典故原型出自其旧作，其次韵诗中有多首是对自己的旧作次韵叠和。苏轼这一独特用典方法的运用、“自我完成型”次韵诗的创造，主要就是因为印刷媒体的普及使很多人成为苏诗爱好者，苏轼的作品能够迅速传播到他们那里。苏轼间接利用了印刷媒体的影响力，进行诗歌创作。陈冬根《苏轼的檃括体创作与传媒因素关系之考察》则认为，苏轼创作檃括词，亦是在清楚意识到传媒因素的情况下有意识进行的新文体试验。[13]
更多读者的存在，还会促使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注释，以排除读者阅读时可能遇到的障碍。陈冬根即注意到，苏轼许多诗文中出现了“公自注”字样，这正是苏轼担心读者不懂或误读其作而特作说明[14]。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则分析了明代中期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创作过程。是文提出，“熊大木并非作品完稿后再斟酌何处应作评点，而是编撰时一写到读者可能有疑难处，就立即随手注释”[15]。
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流传更久、传播更广，还有助增强作者的责任感。杨挺《印刷传播语境下宋代文学的社会责任观念》即认为，随着宋代印刷术发展，宋代文学责任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与审慎”[16]。如苏轼考定所用故实、欧阳修斟酌写定文字，都体现出了准确传播的责任意识。
在作品纳入出版者计划、即将付梓的阶段，关于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干预作品面貌这一方面，王岚专著《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有较全面的总结。是著认为，宋人文集的官刻本“以利于政教为目的，兼之经费充足，实力雄厚，故刊刻质量比较有保证”；家刻本亦口碑较好，因为“后世子孙为其先人编刊文集主要是为了传扬其声名，故竭尽搜罗之能事，在编次篇卷、校正文字、辨别真伪等环节上尽心尽力”；坊刻本则“以营利为目的，有时急于求成，故难保编刊质量”[17]。张仲谋《明代书坊与词集传播》亦提出，坊刻本词集文字讹误较多，如《草堂诗余隽》将词人“丁仙现”误为“下先观”、“辛幼安”误为“新幼安”等。[18]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同样注意到，清代福建四堡坊刻本多半开本很小，版面排字拥挤，误字漏字时有出现。[19]
由于书坊主以开拓市场、获取利润为首要目的，故其对作品面貌的干预相较官府、家庭尤为明显。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即指出，“有的作品在它还是稿本、抄本的时候，书商如果认定出版有利可图，就不管作者意愿，将它付之雕版。李汝珍的《镜花缘》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20]。显然，书坊主急于获利影响了作者的创作节奏。为扩大销路，书坊主还在作品中加入注释、插图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亦改变了作品面貌。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提出，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多加以注释或音释。[21]廖华《论明代书坊对戏曲选本的意义》注意到，书坊主为帮助读者练习演唱，会在戏曲选本中添加音韵、点板。[22]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则认为，在明代建阳通俗小说“上图下文”的版式中，上面的插图占空间很大，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如《水浒传》简本，《三国志演义》乔山堂本、朱鼎臣本、黄正甫本、诚德堂本、杨美生本、忠正堂本等，文字都很简略。[23]包筠雅亦指出，不少清代四堡坊刻本或是在小开本版面内尽量增加文本内容，或是为文本提供断句，或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艰深的文字。[24]
在作品的出版阶段，关于特定时期的出版水平对作品面貌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石昌渝认为，元刊通俗小说的体制与当时的印刷出版水平直接相关。如至治年间福建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叙事比较简略，然“叙述简略不是作者的文字能力有问题，多半是为了节省篇幅”，“《三国志平话》叙事简略受了篇幅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由印刷装订的条件决定的”[25]。至于特定地域的出版风格产生的影响，汪燕岗《论清代佛山雕版印刷下通俗小说的出版》提出，清代佛山书坊不少刻工来自顺德县马冈村，马冈刻工有不少为女性，其刊刻质量良莠不齐，文字讹误时有出现。[26]
再就出版参与塑造文学史进程的宏观层面而言，关于出版续写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并使其文学史地位有所改变这一方面，张高评《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提出，在唐人编纂的诗歌总集中，杜甫诗远不如李白诗受重视尊崇。五代时期，杜集仍“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北宋文人对杜诗展开搜罗、辑佚、考订、编纂，并刊印为杜集定本。以此为基础，南宋文人又对杜诗加以编年、分类、集注、评点、解读。印本杜集在文人中迅速传播，崇杜学杜诗风亦愈发兴盛。可以说，“‘诗圣’的桂冠，‘诗史’的美称，‘集大成’的推崇，是宋人赋予杜甫的荣宠，拥有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27]。张锦辉《宋代雕版印刷与文学传播研究》认为，金代元好问之所以提出“杜诗学”，主要亦在于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和诸多杜诗版本。[28]
至于出版促进文体发展与演进这一方面，朱迎平专著《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提出，由于宋代刻书业繁荣，书籍大都有序文，有的还有多篇，这就使序文数量急剧扩大，文坛领袖、著名学者都成为作序专家。刻书产业的繁盛，直接刺激、促进了序跋文体的成熟和发展。[29]季品锋《印刷术与词体演进关系初探》认为，词集刻本的大量涌现，引起了词主流传播媒介的根本转变，即从以歌妓为主转向以文本为主。这又影响了词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受众的审美倾向，从而使词体逐渐摆脱音乐束缚，向纯文学推进。“两宋兴起的印刷术，是推动词体演进的不容忽视的外力之一。”[30]涂秀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则提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了诸多版本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多种讲史小说。由于建阳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并且交通便利，建立了稳定的销售传播渠道，因此建阳刊本讲史小说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31]廖华《论明代书坊对传奇体制的影响》认为，明代富春堂等书坊聘请的文人以读者需求为标准改编戏曲，使剧本适合案头阅读，分卷、分出、开场、下场诗等传奇体制由此得到规范。[32]
关于出版使相关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得以扩展，甚至直接促成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形成这一方面，朱迎平有较全面的分析。是著《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认为，宋代文学流派总集的刊行，是“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33]。如宋初“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流行，皆与相应的唱和总集密不可分，总集刊行既是各体形成的一个标志，又成为各体扩大影响的必由途径；江西诗派在南渡后影响急剧扩大，亦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密切相关；陈宅书籍铺刊行《四灵诗选》，亦对扩大“四灵诗派”影响起到了极好效果。而《江湖集》的编刊，更直接促成了“江湖诗派”的形成。内山精也亦指出，“我们从陈起身上看到一种新姿态的开端：曾经深处印刷文化之后台的书肆，成为有能力的组织者而活跃起来，去制造出新的潮流”[34]。
最后，就文学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而言，文学风潮促进出版业热点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本人受同时期风行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影响，因此展开相应的编选创作，并谋求付梓。这在诗文领域尤为明显。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注意到，从刊刻于嘉靖九年（1530）前后的《选诗外编》到成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诗纪》，在短短二十几年中，竟相继编刻了十多种六朝诗歌总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六朝诗歌的批评流向。[35]
其二，当某类题材、文体比较流行时，以开拓市场、获取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书坊主，会征寻、邀请甚至乞求作者开展同类型的编选、创作，或组织周围文人进行编写，并为之出版。陈大康指出，即使杰出作家的创作，仍常含有书坊主牟利的努力。如凌濛初创作“二拍”的重要原因是书坊主尚友堂主人的央求，冯梦龙亦承认其创作《古今小说》是“应贾人之请”[36]。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认为，明代书坊主会组织一些有一定文学修养、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编撰小说，如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刻印《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万历十六年（1588）克勤斋组织编写《西汉志传》等。[37]
其三，如没有作者愿意就风靡题材、文体展开同类编选、创作，陷入稿荒的书坊主，还会肩负起作者的职责，亲自编选、创作，随后出版。王岚指出，宋代书坊主编选了许多名人文集范本、读本投放市场，如北宋麻沙镇坊刻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南宋刘仲吉宅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等。书坊主还在编排体例上巧设心思，将原本诗文极精细地划分为纪行、怀古、酬答、送行等各种门类。[38]书坊主的创作，则主要表现为对流行作品的模仿。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书坊主熊大木创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模仿了《三国志演义》收录诏旨、奏章以及引用诗词的写作手法。但其艺术功力不足，使《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中的诏旨、奏章篇幅过多，部分诗词征引牵强，令作品的小说意味变得单薄。[39]
其四，由于在中国古代书籍版权并无法律保护，因此很多书坊主会直接翻刻流行作品。石昌渝概括指出，在翻刻的过程中，有的书坊主会根据个人好恶，对原书进行修改；有的则为降低成本，而对原书作出删节。[40]
至于文学思潮影响出版工艺这一方面，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较早提出，16世纪初年杨慎、归有光、唐顺之、茅坤、李攀龙等古文大家提倡批点，促进了套版印刷法的发明，“非有套印法，不能在书本上表现出批点的精神和神旨”[41]。黄永年专著《古籍版本学》则认为，明正德至隆庆年间版刻风格“起了一次大变化”，“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42]，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弘治至隆庆年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复古运动要求文人们多读古书，而古书大多需要翻刻，翻刻自然会取材于校勘比较精良的南宋浙本，因此在字体和版式上也就受到南宋浙本影响。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缪咏禾专著《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亦皆持此说。[43]
篇幅所限，以上仅梳理了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提出时间较早，论述较全面、深入，影响较广泛的代表性成果。[44]不难发现，在这些成果中，对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数量最多，明代次之，元代、清代又次之，辽代、金代最少。
具体观之，对宋代这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全面、角度多元，既涉及书籍出版对北宋作家个人创作的影响，亦论及文集刊刻对南宋文学流派形成的作用；既探讨了印刷文明对宋诗特色形成的影响，亦考察了出版在宋词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既勾勒了书坊主编刻选本的图景，亦有对官府、家庭出版文集特点的分析。从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重大体相当，比较均衡。
与宋代全面、多元、均衡的研究截然不同，关于明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基本上聚焦于一点，即对明中后期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考察。另有少数研究，涉及明中后期书坊出版与词集关系，以及文学复古运动对出版热点形成、出版工艺演变的作用。至于明前期出版与文学的关系，官府、家庭等出版者的行为对文学的影响，出版对诗文作品创作、流派形成、体裁演进的作用等问题，都鲜有相关研究。
对元代、清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数量较明代更少，内容则更为集中，几乎全部是对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研究。辽代、金代的相关研究，则近乎空白。
概言之，目前学界对自宋至清历朝出版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格局，主要有三个特点：对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远胜对辽、金、元、明、清各朝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辽、金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少；对元、明、清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为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研究。
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有其原因。出现第一个特点，主要在于宋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广泛使用印刷术的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尽管雕版印刷术在唐中期以前即已发明，[45]但在唐、五代时期，其主要是用于佛经、字书、历书等，尚未普及，现存唐、五代印刷品的数量亦极罕。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才开始得到广泛使用，中国古代方自“抄本时代”转型为“刻本时代”[46]。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尽管明清时期出版繁盛，然宋代的出版情况“更值得考察”。如内山精也云，“明末至清代的出版繁荣之局面，不过是在量的方面显示了发展的形态……唐与宋之间却确实存在着一次飞跃”，“比起版本作为各种知识、信息的供给源泉而稳定地发挥其巨大社会功能的明清时代来，其获得普及不久的宋代是更值得深入考察的”[47]。
此外，研究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问题，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宋代在中国印刷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宋刻本极高的文物价值，从学术界到收藏界，对于宋刻本都是至为珍视。当前，绝大多数海内外现存宋刻本都有丛书影印或数据库收录全文，[48]方便易得。新近发现的宋刻本信息，也会通过新闻报道、拍卖图录等，很快为学界甚至社会各界所知。[49]现存宋刻本的总数，又比较稀少。因此，研究者能够用相对较少的时间，较好地掌握绝大部分现存宋版信息。另外，《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宋笔记》等皆已出版，更有数据库“全宋诗分析系统”等可供检索。有此基础，无论探讨作家个人、文学流派创作特点，还是考察文体发展、演进过程，都比较便捷。
诚然，宋代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然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术持续发展、活字印刷术亦不断普及，出版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辽、金、元、明、清各朝出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研究。
然而就辽、金而言，现存相关史料严重不足，制约了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这也是形成第二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就辽代而言，一方面，由于辽时书禁政策严格[50]、压制民间出版[51]等原因，现存辽刻很少。学界需要不断根据新发现的辽刻本，来逐步推进对辽代出版业的认识。[52]另一方面，传世的辽代文学作品甚罕。以诗歌为例，现存辽诗只有七十余首。[53]因此，目前还鲜有关于辽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相比辽代，现存金刻本较多，学界对金代出版业特点亦有比较充分的研究。[54]金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少，主要在于文学史料不足。以别集为例，《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凡著录宋代文人741家，皆有别集流传至今（包括后人辑本）[55]；《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全部金代别集，只来自王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丘处机、元好问、谭处端七家。[56]文学史料的不足，制约了学界对金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和整体把握。[57]因此，关于金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同样很少。
与辽、金截然不同，现存元刻比较丰富，明、清刻本更是卷帙浩繁，数量、种类皆远多于宋版；就文学史料而言，在小说、戏曲之外，元、明、清时期诗、文等体裁的作品也相当多。如《全元诗》凡收录五千余位诗人的作品13万余首[58]，明、清时期就更不待言。且《全元文》《全明词》《清文海》等都已出版，这又为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已有研究却基本集中于元、明、清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这一点，并未形成如宋代一般全面的研究格局，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受到元、明、清文学研究界偏重小说、戏曲的风气影响。长期以来，小说、戏曲占据着元、明、清文学研究的中心，诗、文等文体则居于边缘。比如在1949—1989年这四十年间，学界研究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散文创作成就的论文只有二篇，且出自同一作者，而关于话本小说集“三言”的论文至少有八十余篇。[59]1999年吴承学、曹虹、蒋寅“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亦指出，“研究（明清）诗文的论著总数还不够《红楼梦》研究的三分之一”[60]。近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但仍难与小说、戏曲研究比肩。在这样的研究风尚下，治元、明、清时期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者，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小说、戏曲，做进一步探讨。
其二，是受到印刷史、版本学界偏重具有技术色彩的刻本的风尚影响。目前学界对活字刻本，以及使用了饾版、拱花、套印等技术或带有插图的雕版刻本有充分研究，对未使用这些技术的“普通刻本”研究很少。书坊出版的小说、戏曲作品多采用上述技术，且有丰富插图，技术色彩浓郁。诗文作品使用这些技术相对较少，插图也为数不多。这亦促使治元、明、清时期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者选择书坊出版的小说、戏曲作品，展开深入讨论。
其三，是受到海外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偏重商业出版的风尚影响。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理论逐渐引入我国，[61]引起学人重视。其中，由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强调书籍生产、发行、消费等环节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理论，[62]更是影响深远。而在中国古代的出版活动中，最贴近“交流循环”模式、商业色彩最浓的，就是书坊出版。这就让书坊更加吸引研究者的目光。[63]
此外，研究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书坊刻本多有牌记、序跋，用来宣传自己、招徕读者。利用这些牌记、序跋，研究者即可高效掌握书坊出版了哪些作品。目前学界对元、明、清时期各地书坊的出版情况，已有较丰富的梳理和研究，[64]这也为治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关系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然而问题在于，诗、文等文体长期居于元、明、清文学研究的边缘，并不是因为这些诗文本身没有价值、不值得研究。这一风尚的形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人学者热情赞颂元、明、清小说、戏曲，而猛烈批评、否定这一时期的诗文。比如民国年间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相比李梦阳、何景明“假古董的古文”，《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才能“代表时代”[65]；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史教材亦云，明清小说、戏曲“和人民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而诗文“远离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战斗”[66]；等等。
这些批评与否定深刻影响着后之研究者的判断与选择，直至今天。但我们应看到，这些评判实带有强烈的主观目的，背离了元、明、清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比如胡适认为不能代表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实为明前期文学复古运动领袖，对明代文坛影响极为深远。袁袠云，“弘治间，李公梦阳以命世之雄材，洞视元古……乃与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作为古文辞，以荡涤南宋胡元之陋，而后学者有所准裁”[67]。万历年间官拜首辅的张四维，明言“弘治间，北地李先生献吉始以唐风为天下倡，一时人士宗之，文体一振焉”[68]；“离经叛道”的晚明思想家李贽，亦盛赞“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69]；等等。实际上在元、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用来表达审美趣味、思想情感、人生追求的主要文学形式仍是诗文，而非小说、戏曲。通过诗文，才能更真切地感知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诗文反映出的元、明、清社会生活，亦远比小说、戏曲真实、广泛。
饾版、拱花、套印、插图本，展示了中国古代精湛的出版技术，是以印刷史、版本学界皆偏重于此。但问题是，有技术色彩的刻本只是少数。在中国古代的出版物中，更多的还是没有使用饾版等技术的雕版刻本。与此相类，在书坊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官府、家庭等其他出版主体。与西方社会显著不同，中国古代很多出版行为的核心目的并非获利，而是追求声名、馈赠官员等，因此很多刻本亦无明显的商品属性。对这些没有浓郁技术色彩、商业色彩的刻本展开深入研究，才能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的出版情况。
更重要的一点是，古籍资源不可再生。若不及时对现存古籍展开研究，待其散佚之后，便成无法弥补之憾。早在清代，“佞宋主人”黄丕烈即因此而注重对明刻的研究：“余于宋元刻本讲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板尚有讲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知之，接受源流，昭然若睹。若明刻，人不甚贵，及今不讲明而切究之，恐澌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70]民国年间，顾颉刚更大声疾呼：“予居北平久，每感其地所藏明清史料之富……惟我学界中人，若对此丰富之遗物犹复漠不关心，无一二人焉立志搜辑而研究之，以为后学者之倡，则真绝望矣，百代之下将永以此谴吾侪矣。”[71]所以，相比已得到充分研究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对“普通刻本”的考察实更为紧迫。
因此，本书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会以诗文作品与未使用饾版、拱花等技术的雕版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考察书坊主，更关注皇帝、太子、藩府、官僚士大夫等出版主体的实践。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则在元、明、清三朝中选择。
元、明、清历时六百三十余年，其间政权数次更替，在国家地缘格局、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等层面，皆有多次深刻变革发生。因此，有必要在这个六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中，选择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的历史单元展开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以免将出版、文学间的相互作用，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化对出版、文学造成的影响相混淆。
自元至清，具有明显变革意义、可以作为历史界线的时间，主要有元明之际、明中期、明清之际、清中期。[72]在这些界线划分出的几个相对连续的历史时段中，笔者选择明前期，具体为洪武、建文、永乐年间（1368—1424）作为本次研究的时间断限，主要有以下原因。
就这一时期的自身特点而言，现存洪武至永乐年间刻本普遍为“普通刻本”，此时出版的文学作品大都是诗文作品。这一时期的出版主体囊括了多种类型，从明太祖、明成祖，到太子朱高炽，周藩朱橚、宁藩朱权等藩王，再到官僚士大夫、普通文人、书坊主，俱有出版实践。以上三点，与本次研究意旨丝丝入扣。
再就已有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对明前期，尤其是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比如，既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出版繁荣，如李致忠云，明代洪武时免除书籍税“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书籍的雕印出版也很快发展起来”[73]；亦有观点认为此时出版萧条，如日本学者井上进即以“穷匮”形容洪武至天顺年间的出版业，将这一阶段称作“出版之冬”[74]；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充分说明目前对明前期出版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
洪、永年间出版的诗文作品，既有活动于此时期的文人之作，如高启诗、宋濂文等，亦有前代作品，如傅若金诗、欧阳修文等。对于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已有研究同样存在抵牾之处。比如，目前学界在大多认为明前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75]的同时，又普遍给予这一时期的少数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很高的文学史地位。如洪武七年（1374）去世的高启被誉为“明代第一诗人”[76]；开国初期的显赫文臣宋濂，被看作明前期甚至整个明代的散文家代表；[77]成书于洪武年间的高棅《唐诗品汇》，是明代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唐诗选本之一；以林鸿为领袖、活跃于明初的闽中诗派，被视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等等。整体评价之低与个案评价之高，形成强烈反差。
但问题是，明前期文学创作整体，就是由高启、宋濂、《唐诗品汇》、闽中诗派等个案构成的。由此可知，学界对此时期整体评价之低实有失公允。然而，受既有评价影响，当前研究者们对洪武至永乐年间文学创作的考察，愈发集中于高启、宋濂等几个散点，愈少从线上、面上对明前期文学创作整体情况予以关注。另外，就这一时期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而言，考之已有研究，从作家创作实际到文学史地位的形成，很多重要问题同样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洪、永年间前代作品的出版，亦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欧阳修集在洪武、建文年间于不同地区数次出版，永乐年间复由时为太子的朱高炽主持刊行。统治阶级、书坊等不同主体纷纷出版欧集的原因、欧集的多次刊刻对当时文坛的影响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然已有研究对此俱少论及。
因此，本书选择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这一时段展开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以期有所发现、收获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