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亦仕亦隐心态的形成原因

明代科举采用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读书人皓首穷经取得一第，做官报效朝廷是其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晚明江河日下的时局却让他们始终处在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出仕，政治抱负难以实现而自身面临迫害，从而形成了畏祸心理；不出仕，又不甘于默默无闻，于是出现了亦仕亦隐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在晚明有其复杂的原因，而政治混乱则是其首要原因。

一 万历政局

张居正结纳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首辅大学士高拱罢官而去，张居正终于坐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与以往首辅不同的是，由于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依附太后，内结冯保，达到了宫府一体、监阁同心、大权独揽的目的，出现了明中叶以来少有的集权政治。《明史·张居正传》载：“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1]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张居正援例应辞职，回乡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而这对于醉心功名权力的张居正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的授意下，大臣们上疏希望夺情，神宗皇帝亦下诏慰留张居正，语气坚决。于是，引发了恪守传统礼法的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对与弹劾。结果，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廷杖六十，发原籍为民，永不叙用；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廷杖六十，发原籍为民，永不叙用；刑部员外郎艾穆廷杖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刑部主事沈思孝廷杖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廷杖八十，发极边卫所充军；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夺职为民；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削籍。其中邹元标言辞尤为激烈，《明史·邹元标传》记载如下。

张居正夺情，元标抗疏切谏。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疏就，怀之入朝，适廷杖吴中行等。元标俟杖毕，取疏授中官，绐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卫在万山中，夷獠与居，元标处之怡然。益究心理学，学以大进。巡按御中承居正指，将害元标。行次镇远，一夕，御史暴死。[2]

邹元标目睹廷杖之惨烈，惩处之严厉，明知上疏之后果却依然选择上疏，展示了部分士大夫捍卫自己信念的决心与勇气，但他们惨烈的结局却使隆庆以来略有宽松的士人心态惴惴不安。夺情事件以张居正的胜利而告终，却大大折损了士人们的参政热情。张居正死后家族受祸惨烈，其生前和身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为后世为政者的张本，再次令欲有所作为的晚明士子们胆战心惊。《明史·顾宪成传》有云：

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制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3]

令人啼笑皆非的晚明三大案，是各种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荒诞体现。时局的混乱使欲有作为的诗人手足无措，逐渐形成“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4]的世风。一些诗人对朝政心灰意冷，在浅唱低吟中绝意仕进，诗人们科举功名的观念也渐趋淡薄，有的甚至绝意科考，诗人们在出仕与致仕的迷惘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创伤。王问“强仕归田四十年，杜门扫轨”[5]，李舜臣“闲居二十年，屡荐不起”[6]，周复俊“里居杜门扫轨，凝尘晏然”[7]。

总之，张居正之后，万历朝的政治腐败不堪，各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朝廷行政能力的瘫痪，皇帝不理朝政与内阁更换频繁也造成了明王朝权力中枢混乱，而这再一次给宦官与后宫把持朝政以可乘之机，历史上著名的宦官魏忠贤开始清洗大臣中的有识之士，这一切使得本已垂危的明王朝迅速走上不可挽回的覆亡之路。这种政治的腐败与对士人的残酷迫害，是造成诗人们“亦仕亦隐”心态的首要原因。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便于此时悄然兴起，是张居正专制之后的一次火山喷发式的思想解放。而此后，终明之世，文人们的思想迷乱与他们所处的时局一样很难统一，却也造就了晚明诗坛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

二 奢靡享乐之风

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享乐之风的流行，靠皓首穷经谋得一第以光耀门楣的士子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心怀报国之志科举中第的文人们面对腐朽的晚明政治，却并没如愿以偿地平步青云，而是不断遭受坎坷仕途的痛苦折磨，他们的心灵在出世与入世的徘徊绝望中，逐渐选择以物质享乐来弥补精神的空虚；另一方面，一些科举路上屡考屡败却又不甘心而屡败屡考的士子们，心态遭到灯枯油尽式的煎熬。面对沉重的生计压力，晚明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刺激着他们的物质欲望，他们结社集会、刻诗立名，通过物质欲望的满足来弥补科举失利带来的精神空虚。这样一来，仕途坎坷与科举落榜的中下层文人构成了一个追求奢靡的物质消费群体，与畸形的封建商品经济一起合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享乐世界。

晚明士大夫的经济追求与虚荣消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摆场面、讲阔气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俭以养德的传统古训荡然无存。据何良俊回忆：“一日偶出去，见一举人轿边从约二十余人，皆穿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带村仆三四人，岂敢与之争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过。”[8]一个身居乙科的举人尚且如此招摇过市，其他士大夫可想而知。晚明吴江奢靡之风盛行，据复社领袖张溥回忆：“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9]另据叶梦珠的《阅世编》载：

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瓷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即食前方丈，盘中之餐，为物有限。崇祯初，始废果山碟架，用高装水果，严席则列五色，以饭盂盛之。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间数色，蔬用大铙碗，制渐大矣。[10]

而事实上，这种奢靡之风往往超越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如苏州文士张大复虽家贫，却好交友，其夜宴宾客则“蔬炙杂进，丝肉竞奋，参横月落”[11]，不顾家无晨米之炊。有的士人甚至宁愿借贷也不减奢靡之风。从阳人陈坊家境不佳，却“顾好客，客益盛。时时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觞。流连日夕，皆鬻产称贷为之”[12]。总之，当时的风气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明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亦云：

吴中素号繁华……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4]

随着奢靡享乐之风的流行，传统人与人之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的儒雅风范渐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金钱为纽带的人际交往。这种追求金钱与崇尚享乐的社会潮流不仅存在于市井底层，而且渗透到了一些深受儒学教育的朝廷官员之中。晚明朝鲜人崔溥回忆：“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之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15]叶盛记载了当时的一首西湖民谣。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16]

晚明士人对金钱与享乐的追求，也使他们对“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一度出现“士商结合”的局面。商人倾慕士人的风范，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基础上附庸风雅；士人赞扬商人的才智，甚至有的士子干脆弃儒从商。士商彼此契合、相互赏识，正如归有光在《詹仰之墓志铭》中所感慨的那样：

为贾与为学者，异趋也。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岂不异哉！初，仰之从予友吴秀甫游，秀甫死数年矣。仰之且死之岁，亟来见予，予与之谈秀甫之为人，恍然如生，相与为泪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17]

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引用著名晋商王现的话说：

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18]

士人们除羡慕赞美商人的财富外，奢靡之风给一些生计困难的士子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迫使他们无法从心灵上摆脱这种物质享乐的诱惑，最终走向与“四民之末”的商人合作，乃至“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19]。就连明代大儒吴与弼亦尝感叹：“思债负难还，生理蹇涩，未免起计较之心。”[20]可见中上层文人尚且如此重商，一般士子亦可想而知了。

关于晚明商品经济对诗人心态的冲击，以上仅为简要论述。事实上，晚明奢靡之风兴盛于官民各阶层，渗透到服饰、宴饮、青楼、旅游等各社会领域，而许多超奢侈消费只能造成大量宝贵社会资源的浪费。事实上，几个都市的奢靡与农村的大面积赤贫在晚明是并存的。这种畸形的商品经济与奢靡之风只集中存在于某几个商业城市，被这几个富庶城市掩盖的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大面积赤贫。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贪官污吏的盘剥，往往引起全国大面积的饥荒，老百姓扶老携幼、流离失所。而当权者却对民生疾苦置若罔闻，似乎还有意无意地不断搜刮着民脂民膏，以此支撑着几个城市的腐化奢靡。这是晚明末世特有的畸形社会现象，一些城市富丽堂皇、歌舞升平，而全国大面积饥民暴动、民不聊生。一些官员与富商腰缠万贯，而大明王朝却国库亏空、军费难支！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享乐之风的流行，诱使晚明一大批仕途坎坷的文人走向堕落的物质享受。因为晚明腐败的政治使他们看不到“治国、平天下”的儒者理想，甚至连做一个清正廉明、独善其身的小官，也往往不得不谨慎地周旋于盘根错节的官场。晚明官场血腥的党争使他们防不胜防，一些士人莫名其妙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这使他们在坎坷的仕途上胸怀恐惧，却又不愿割舍“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和为官带来的物质利益。商业的繁荣与奢靡之风的盛行，正好给予了他们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也成全了他们纸醉金迷、张扬自我的诗意人生。总之，晚明经济的发展为诗人们亦仕亦隐的“吏隐”心态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 “狂禅”运动

晚明异常腐败的政治与党争造成了士人心灵的恐慌，经济的发展与奢靡之风的盛行又促使他们走向张扬个性、恣意纵情的物质享乐。而阳明心学及各种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为他们亦仕亦隐心态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关于阳明心学的兴起与主要内容前文已讲，以下主要论述其他思潮在诗人“吏隐”心态形成中的作用。当然，阳明心学与各种思潮的分化组合，仍然是影响晚明诗人心态的主要思想因素，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实学思潮与现实主义诗风的兴起。

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南宋、元、明频繁战乱与易代鼎革的影响，一些饱经风霜的理学学者们，逐渐吸收佛禅思想中的出世思维，以慰藉饱受创伤的士人心灵，理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接纳并改造着禅宗。仅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说，阳明心学及其他一些晚明思潮，正是理学接纳其他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产物。黄宗羲就认为泰州学派近禅，其《泰州学案序》云：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21]

在晚明那样一个诗人心灵遭受压抑创伤却又举步维艰的时代，佛教与心态迷惘的诗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灵的暗合，文人与高僧交游来往、谈禅说理成为世风所向，佛教的复兴也成为晚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禅宗离经慢教的精神与阳明心学一起促进了文学上“性灵说”“尚情论”的产生。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谈及当时士人对佛禅的崇尚之风，云：“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22]晚明思潮中的“狂禅派”便是此时一批士人心态的展现，他们身着奇装异服，或高谈阔论，或放诞任性，仿佛不狂狷无以为名士。著名史学家嵇文甫说：

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23]

王阳明所谓的狂者，大体有五种。一是“志存古人”，不与世俗同流，追求真正的忠信廉洁，而非沽名钓誉；二是通过对“一切俗缘皆非性体”的深刻体悟，不沉溺富贵名利之场，而能豁达自然；三是能超脱俗染，不为当下的处境所限，故能“无入而不自得”；四是“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却无为善去恶之事功，故而“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五是一副“轻灭世故，阔略伦物”的姿态，却未入于圣人之道，而以狂者自居。王阳明以狂者自许，并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是对自己学说的自信，他认为自己已道出了“圣门正法眼藏”[24]。

与“狂禅”思潮有关的高僧大德，名家辈出，而其中以紫柏大师最为有名。他结合心学潮流与佛家思想，对当时流行的“性情”“性灵”“心性”之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法语·义进笔录》中曾言：

又有“心统性情”之说。世皆知有此说，知其义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无波，舍流则源亦难寻。然此说不明，在于审情与心，心与性忽之故也。应物而无累者，谓之心；应物而有累者，谓之情；性则应物不应物，常虚而灵者是也。由是观之，情即心也，以其应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即情也，以其应物无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无应与不应，累与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无三实。此乃假言语而形容之，至其真处，大非言语可以形容仿佛也。故曰：参须实参，悟须实悟。[25]

在其《法语·墨香庵常言》中又云：

夫万物皆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如悟本心，我能转物矣。是以圣人促万劫为一瞬，延一刻为千古。散一物为万物，如片月在天，影临万水也；卷万物为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摄也。此非神力为之，吾性分如是耳。[26]

紫柏大师之言显然是阳明心学与禅宗合流的反映，是晚明“狂禅”之风在佛学界的代表，“狂禅”之风是构成晚明亦仕亦隐诗人心态的重要因素。

然而，阳明心学及其佛学思潮对“心性”“性情”的体悟，并非彻底抛弃传统儒学，相反是建立在对传统儒学改造的基础之上。他们在思想上仍然强调儒家诗教，他与翰林舒芬的一段对话就表达了这种主张。钱德洪的《王阳明年谱二》载：

进贤舒芬以翰林谪官市舶，自恃博学，见先生问律吕。先生不答，且问元声。对曰：“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先生曰：“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芬遂跃然拜弟子。[27]

王阳明除认同诗主教化外，也认可诗歌直抒胸臆、娱情养性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发展便是晚明诗歌的“主情”说与“性灵”说。王阳明认为诗歌应“宣畅和平，涵永德性，移风易俗”[28]，可以“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29]。阳明后学中的王畿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认为诗歌应抒发诗人的真实“心性”，而较少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

晚明心学与禅学及其他思潮的涌现，是晚明这一特殊时代所致，也是诗人们在不断地迷失自我与寻找自我的迷茫中，苦苦挣扎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展现。无论狂放恣肆，还是怡然自适，都是一种时代的情绪。晚明著名藏书家宋懋登曾在《与张大》中这样概括其生平，他说：“我二十年前，好名贪得，庚寅（万历十八年）以后，备尝艰险，始信奢俭苦乐，总是一妄，然犹以进取自励，至甲午（二十二年）胃病犯噎，乃慨然束经，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诸好，亦复澹然。”[30]在《与樊一》中又云：“少苦羁绁，得志但愿蓄马万头，都缺衔辔。”[31]贪名好利、放诞任性的狂放行为是他年轻时的心态，这种狂放也正是万历二十年前后士人心态的整体趋向。在《与王先生》一文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晚年的心态，他说：“舍名舍得，兴来吟咏诵读，笔削记述；兴去则散步涉世，饮酒高卧；要以期志之所适，虽流离颠沛，付之偶然而已。”[32]在《与家二兄》中又云：“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33]吟咏性情、饮酒自适的高士形象是他积书逃禅、诗酒为乐心态的展现，也是万历后期纵情恣意、张扬个性的诗文风格渐趋衰退之后，诗人心态逐渐由外化转向内悟的源端，由“吏隐”的徘徊走向探索诗人内在心灵的完整记录。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历史时期，亦仕亦隐心态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进退无方、歌哭无端的时代展现。一方面他们渴求力挽狂澜、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腐败不堪的政局，在血雨腥风的党争与鼎革易代的狂潮中，眼看着明王朝宗庙社稷濒于覆亡而无计可施。他们在自我宣扬的狂傲不羁中忍受着心灵的煎熬，却又要在死后遭受清初学者的严厉批判，背负历史的骂名。著名学者王思任在《屠田叔笑词序》一文中，精彩地描述了那个哭笑不得的时代。

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旁通八极，出佛圣至优施，从唇吻至肠胃，三雅四俗，两真一假，回回演戏，绦龙打狗，张公吃酒，夹糟带清。顿令虾蟆肚瘪，傀儡线断，马牛筋解，魑魅影逃。而憨老胸次，亦复云去天空，但有欢喜种子，不知更有苦矣。[34]

所谓“吏隐”心态无非是晚明那个时代，一些正直人士面对朝廷腐败、官场昏暗，欲要有所作为却又无所适从的心灵写照。他们把自身的精神困惑、喜怒哀乐与情怀抱负，一并倾注在那种叛逆狂放的行为中，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及其边缘诗风就是这种心态在诗歌上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