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的时间界定

研究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首先要较为科学地界定“晚明”这一时间概念。然而，对“晚明”这一时间段的界定，史学界、文学界及思想界各有不同，学人们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对“晚明”的起讫时间各执己见。关于晚明的开始时间，学界主要有“嘉隆说”与“万历说”两种。晚明的结束时间也大体有两种，一说明朝亡于1644年，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为标志；另一说则以1644年之后的南明小朝廷彻底灭亡为准绳，即“晚明”包括学界常说的“南明”。

持“嘉隆说”者主要是以晚明思想的发展为侧重点，他们以为明朝学术思想的根本性转折发生在嘉靖、隆庆年间，因为嘉隆以前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而之后则以王学的发展壮大为主要内容，嘉隆是这一巨大变化的关键时期，因此，持“嘉隆说”者认为“晚明”应该始于嘉隆时期。如著名学者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指出：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干济可观，便倚亦可厌，而若穆宗之嗜欲害政则尚无有，纯乎阁臣为政，与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炳，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处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1]

此外，如吴晗的《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刘志琴的《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等也持此说。另一些学者则从明朝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明朝走向衰败覆亡始于万历后期的怠政。他们大体认为万历前期的张居正改革，不仅延续了明朝中期的强盛，甚至出现了嘉隆以来少有的中兴局面，而明王朝的衰败始于张居正死后的朝政混乱。如陈田在《明诗纪事》中断言：“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亡国之象，己兆于斯。”[2]美籍学者黄仁宇甚至将万历十五年作为明朝盛衰的转折，他在《万历十五年》中，断言这一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3]。著有《晚明史》的樊树志也持此说。

“晚明”这一时间概念，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划定的时间界限也不同。就研究诗人心态与诗歌发展而言，我们很难以准确的时间来界定晚明诗歌始于何年、终于何月，因为诗歌艺术的发展不以具体的历史时间为始终。为研究方便，笔者根据晚明诗歌自身的发展特点，参考明朝历史与思潮的发展轨迹，确定本书所研究的“晚明”主要是指以万历至崇祯亡国七十余年为时间界定，以这一时期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情况为研究对象。当然，为了更清楚地探究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对嘉隆以及南明时期的诗歌发展情况有所涉猎，以便更好地厘清晚明诗歌发展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