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民文学》广义修辞学研究思路和框架
21世纪以来，文学期刊的修辞研究受到学界关注，但成果不多。相关成果如张玲荣研究《儿童文学》典藏系列（1963—2005）的“成长”的修辞话语流变[75]、姚达兑研究晚清《新小说》杂志上小说的人物修辞[76]、杨学民分析台湾《现代文学》小说的反讽修辞[77]、钟晓文重视《教务杂志》中跨文化传播修辞[78]等。这些学术智慧促使笔者既要“抬头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又要“埋头想想”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研究路线如何设计。
《人民文学》广义修辞学研究，以《人民文学》（1949—1999）为研究对象，立足“修辞功能三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和“修辞活动两主体”（本书将之细分为“三主体”，即编者、作者、读者），呈现各类文本的“语词→语句→语篇”层级性话语面貌。
正文各章均以“《人民文学》X的广义修辞学分析”为题，观察对象分别是《人民文学》创作、评论、“编者的话”“读者来信”和图像的修辞话语。
《人民文学》创作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阐述两个重要的话语事件，第一节“纪念鲁迅”话语，分析公共话题“纪念鲁迅”转换为“我心目中的鲁迅”的修辞动因，包括三类文本（评论、散文和传记）的修辞语境和论证逻辑，剖析公共话语与个体话语、公共认知与个体认知的精神内核。第二节“儿童文学”叙事话语，分析“好孩子”“蜕变的顽童”“受伤的孩子”的人物类型和故事修辞，“蜕变事件”和“受伤事件”的故事表层序列背后的深层语义。
《人民文学》评论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短论”和“创作谈”是《人民文学》评论的两张“名片”。第一节分析“百花时代”的短论中的关键词“香花”和“毒草”，文本中“锄毒草”经历了“识毒草→找病根→开药方”的修辞路径，呈现了话语主体的形象思维和批判精神。第二节分析创作谈语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关键词“生活”和“创作”。创作谈的“谈法”与“写法”呈现为叙事、抒情和说理等话语文体文风，“巧言”背后隐藏着主体“内诚”（真实、真诚与忠诚）。
《人民文学》“编者的话”的广义修辞学分析：选取编者的推荐话语和道歉话语进行修辞分析，第一节作为修辞行为的推荐话语，指向推崇短篇短章和持续推出新人新作，显示出编者推动青春力量和锐意革新的精神。第二节作为修辞行为的道歉话语，指编者向读者和作者进行检讨、道歉和更正。道歉行为的信息框架主要包括道歉方的公开主动性和道歉辅助策略的使用，并发挥了表意、情感与修复等语用功能，致歉语与致谢语连用的策略降低了交际双方的面子威胁。
《人民文学》“读者来信”的广义修辞学分析：分别从读者话语权的认证（“自我认证”和“编者认证”两种身份认证方式、“读者”共享“同志”“人民”“群众”的政治资源以及“权威型”“谦卑型”读者的话语策略）、来信的文本建构（“读后感”和“建议书”两种来信类型的话语模式与表述逻辑）和编者编排来信的主体精神（寻求国族认同的情感倾向、来信“真相”叙事和编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困境）三个层面进行具体阐释，分别对应于本章的三节内容。
《人民文学》图像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聚焦于修辞技巧（图像呈现了什么）→修辞诗学（图像为什么这样呈现）→修辞哲学（图像主体的精神建构）的逻辑推导，分三节分别分析女性书写、空间叙述和主体想象建构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女性图像总体表现出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完成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修辞转换。人物图像通过从“个人”到“集体”的修辞编码，完成人物“在场”空间再度时间化的叙事转型。图像创作主体自觉选择从“吸旧”到“纳新”、从“写意”到“写实”、从“精英”到“大众”等建构路径，以唤醒人民群众国富民强的集体愿望。
每章标题页，引用与内容相关的语料或评论，以副文本形式与正文阐释对象之间形成互文性文本。
基于以上思路，本书的分析框架如图0-3所示：
图0-3 《人民文学》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框架图
附录一“《人民文学》研究成果目录（1986—2023）”，收录1986年以来《人民文学》研究著作和论文共220部/篇，旨在展现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可开发的空间。
附录二“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主要成果目录（2001—2023）”，收录2001年《广义修辞学》初版以来广义修辞学介入文学领域的著作和论文163部/篇，旨在表达广义修辞学融入文学期刊研究的可行性与解释力。
本书纵向梳理《人民文学》研究成果，横向参照文学修辞研究与期刊研究的最新动态，着眼微观探测与宏观评述，综合史料描述与学理探究，兼顾期刊话语世界、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把握文学与语言学交叉领域的理论前沿，探索从修辞学视角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新思路。
[1] 钱理群：《〈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前言、后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2] 按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惯例，这50年再细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6（学界称之为‘十七年’，下文亦统一用这个指称）”“1980年代”“1990年代”。
[3] 《迎接创刊50周年〈人民文学〉举办改革与发展研讨会——’99新版〈人民文学〉将在今年7月推出》，《人民文学》1998年第3期。
[4] 编者：《节日的检阅》，《人民文学》1999年第10期。
[5] 本刊编辑部：《丝路花雨 岁月流金——〈人民文学〉五十周年》，《人民文学》1999年第10期。
[6] 柯小刚：《“五十而知天命”的时间现象学阐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7] 惠兆阳：《知命与超越：存在心理学视域下的孔子天命观》，《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8] 从刊物面貌看，《人民文学》全面改版始于2000年第10期。该期封三上打出订阅广告，宣传口号是“新封面 新版式 新内容 新的开始 新的形象 新的感觉”，广告词是：“2001，精彩阅读始于《人民文学》”。
[9] 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
[10] 王尧：《〈人民文学〉的“当代性”》，《美文》（上半月刊）2006年第2期封二。
[11] 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四个关键问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2]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69页。
[13] [英]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14] [法]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郭宏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70页。
[15] [英]布洛：《“心理距离”——艺术与审美原理中的一个因素》，《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马奇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页。
[16] [德]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胡不适译，音洁图文编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17] [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9页。
[18] [英]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6页。
[19]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54页。
[20]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135页。
[21] 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66页。
[22] 胡友峰：《媒介生态与当代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294页。
[23] 童忠全：《新中国期刊：1949—1955》，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8—11页。
[24]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9、669—681、682—699页。
[25] 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26] 张书群：《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6页。
[27] 李斌编著：《郭敬明韩寒等80后创作问题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275页。
[28]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迁移主题小说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326页。
[29] 温奉桥、张波涛编：《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67页。
[30] 王干、费振钟：《一九八五：〈人民文学〉》，《读书》1986年第4期。
[31] 这一时期其他代表性成果有：林大中《交谈与倾听的艺术——关于〈人民文学〉的散文专号》（《读书》1989年第7/8合刊）、张德明《并未终了的年度报表——评〈人民文学〉1994年几部中篇》（《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李琳《茅盾主编〈人民文学〉的编辑思想》（《编辑之友》1997年第5期）、刘锡诚《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
[32] 《中文自学指导》，现名《现代中文学刊》。该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曹文轩发起、邵燕君主持、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参与，对《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文学期刊发表的新作品进行学院式批评。
[33] 徐阿兵：《十字路口的徘徊——近期〈人民文学〉的调整和去向问题》，《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2期。
[34] 傅红：《商品化情势下的“价值游离”话语——1990—1999年〈人民文学〉小说非主流话语形式分析》，《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35] 王秀涛：《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36] 陈思、季亚娅：《涉渡与回返——评〈人民文学〉“新海外华人专号”》，《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37] 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38] 黄发有：《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的统计分析》，《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39] 杨会：《〈人民文学〉与底层叙事潮流》，《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40] 张自春：《1972年〈人民文学〉的复刊尝试与〈理想之歌〉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41] 王兆胜：《好散文的境界——以2018年〈人民文学〉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42] 梁豪：《在生命最高处——李瑛与〈人民文学〉七十年》，《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43] 邱婧、梁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表机制转型研究——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与〈民族文学〉（1982—1999）为例》，《阿来研究》2019年第2期。
[44] 董瑞兰、毛浩然：《〈人民文学〉（1949—1966）人物图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45] 张伯存：《王蒙主编〈人民文学〉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46] 成艳军：《试论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以〈人民文学〉和网络新媒体平台非虚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47] 报纸上关于《人民文学》更多的是活动报道，包括设奖评奖揭奖颁奖、专项课题研究、周年庆典酒会、成立培训基地、编辑发稿动态、启动写作计划、零售市场开发和《人民文学》在日本读者群中的反响等，本书暂不列入。
[48]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吴俊牵头启动《人民文学》专项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华读书报》进行了报道并撰文指出“《人民文学》史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该项研究“对《人民文学》史的研究将给当代文学史研究甚至整个文学史观带来无数新鲜的启示”。请参见李文《〈人民文学〉史已成学术热点》（《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1月25日“文艺副刊”）和咸江南《〈人民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晴雨表》（《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
[49] 韩浩月：《〈人民文学〉英文版不能成为“烂掉的苹果”》，《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3日第10版。2011年《人民文学》推出英文版，名字为Pathlight（《路灯》），寓意为“中西文化交流路上的灯”。目前《人民文学》已出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日文版、俄文版、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韩文版等。
[50] 赵依：《〈人民文学〉：文学维度与生长焦虑》，《文艺报》2016年1月27日第7版。
[51] 梁豪：《宗璞与〈人民文学〉的两个三十年》，《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29日第14版。
[52] 施战军：《〈人民文学〉：始终保持文坛领先地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9月3日第8版。
[53] 许旸：《近十年七次登上〈人民文学〉头条 重大主题创作如何“出圈”》，《文汇报》2022年3月6日。
[54] 陈平原、山口守：《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5] 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进展与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56] 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57] [英]波普尔：《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57页。
[58] 关于“广义修辞学”，需要做如下区分：学术界最早出现“广义修辞学”概念的是郝荣斋《广义修辞学和狭义修辞学》（《修辞学习》2000年第1期），文中提出“广义修辞学是以广义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科”，修辞学研究之“广义”与“狭义”区别在于研究范围的大小。郑颐寿在《修辞之“广义”“狭义”相对论》（《南平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中提出作者本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的辞章学，称之为“大修辞学”，亦即“广义修辞学”。聂焱《广义同义修辞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语言意义角度倡导建立一个古今汉语兼顾、理论与实用兼顾、具有较大覆盖率和较强解释力的广义同义修辞学体系。黎明《修辞学：作为一种言谈智慧——简论维柯的广义修辞学思想》（《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5期）认为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理论跳出学科分门别类的窠臼，在建立文学、政治、法学诸多人文领域结合的广角视野中，显示出广义修辞学的角度和立场。这些成果是从广义修辞层面上探讨修辞问题，与本书所运用的作为理论体系的广义修辞学不同。
[59] 该表借鉴了谭学纯《社会婚恋心态话语分析——兼谈广义修辞观》，《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28页。
[60]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61] 温科学：《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另外，关于我国的西方修辞学译著或研究，请参见[美]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胡曙中《西方修辞学概论》（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62]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该书增订本于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63] 华文：《〈接受修辞学〉获“安徽文学奖”》，《修辞学习》1994年第4期。
[64] 许晓林：《理论建构和学术操作——评〈接受修辞学〉和〈小说语言美学〉》，《东方丛刊》1997年第3期。
[65] 陈志国、尚永亮：《筚路蓝缕 自铸新范——读增订本〈接受修辞学〉》，《江淮论坛》2002年第2期。
[66]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8年修订版。该书初版和修订版先后重印十多次。
[67]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68] 广义修辞学理论系列著作、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文学研究成果，请参见本书附录二“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主要成果目录（2001—2023）”。
[69] 在广义修辞学概念系统中，“身份符号”是作为一个修辞元素提出来的。谭学纯在《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中具体阐释为：“身份符号的概念内涵大于称谓，它包括称谓、称呼、姓名，也包括具有身份指称功能的字母（如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K）、数字（如美国雷蒙德·本森）所著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系列中指称英国超级特工的007）。”
[70] “语象”与“物象”“意象”“幻象”这一组概念的区分，详见谭学纯、朱玲《物象·意象·语象：学术记忆和当下情景》（《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25页）、谭学纯《修辞幻象及一组跨学科相关术语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1] 谭学纯：《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72]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73] 专栏论文包括谭学纯《期刊文献话语背后——以〈《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为观察对象》、谭善明《〈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的广义修辞学考察》和郑竹群《基于牛津系列期刊巴赫金怪诞身体修辞研究》。
[74] 谭学纯：《期刊文献话语背后——以〈《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为观察对象》，《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75] 张玲荣：《“成长”的修辞之维——论〈儿童文学〉典藏系列（1963—2005）的话语流变》，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76] 姚达兑：《晚清小说的奇理斯玛修辞——以〈新小说〉杂志所载小说为中心》，《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7] 杨学民：《论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说的反讽修辞》，《华文文学》2012年第1期。
[78] 钟晓文：《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近代西方跨文化传播——以〈教务杂志〉（1867—1941）为例》，《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