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旧红学的危机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传统史学语境下的《红楼梦》
自清至民初，《红楼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阅读，“历史从来都不是以话语之外的任何形式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48]，某种程度而言，世人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接受都是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在儒学话语的支配下，游戏消遣、诲淫诲盗成为《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的标签，其身份与合法性并未被当时主流话语所认可，经典性便无从谈起，此后的索隐派更是将红学引入了死胡同。梁启超虽然没有《红楼梦》研究的专门著述，但其小说界革命理论、史学革命理论以颇具西方色彩的“启蒙”话语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改造，开启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的历程。且在此过程中，以西方文化资源为考量标准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剖析。在现代学术冲击之下，旧红学可谓危机四伏。
儒学自汉武帝时期定为一尊之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学话语便支配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宋元以来，作为儒学载体的“四书”“五经”便成为中国文化格局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文化学术门类均笼罩于其中。而在儒学的话语体系中，小说历来是一种卑微的存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49]班固的这段文字某种程度上即是通俗小说创作的合法来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50]，后世通俗小说创作者多在传统儒学话语的“规训”之下，努力在夹缝中找寻自己的合法存在。受儒学话语影响，实录精神与治世功能是传统史学最鲜明的特色，在传统史学的影响之下，传统文人士大夫对小说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裨风化”。“大凡稗官野史之书，有裨风化者，方可刊播将来，以昭鉴戒”[51]，有裨风化是传统史学治世功能在小说领域的体现，这也是儒学话语容许小说存在的最主要理由。某部作品一旦有诲淫诲盗之嫌，统治阶层就会动用各种力量予以禁止。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这道禁令正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发挥儒学话语的最佳体现，“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52]此后来自清代最高统治者的禁令每隔几年下发一次，频率之高为各朝代罕见。各地政府亦积极通令禁止，在官府认知中，通俗小说有伤风化、大干伦纪，应在取缔之列，“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之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53]晚清重臣胡林翼曾谓“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54]。如果我们翻读《红楼梦资料汇编》一书中收集的相关资料就会发现，类似言论不胜枚举。
其二，“经史之辅”。班固虽然对小说定位不高，但他紧接着引用孔子的话也表达了其对小说等稗官野史的开放态度，故而孔子对待小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的态度，后世之通俗小说创作者多以此定位，如冯梦龙就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55]，是以“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诼之奏”。[56]《红楼梦》自成书之后不久，时人即以稗官野史进行探究，“《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此后围绕该书的事附会出许多传闻，荦荦大者，有三派，其一，有人称《红楼梦》所描述的乃“明珠家事”，成为《红楼梦》本事中影响最为深远者。其二，有人认为是叙述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之事，以王梦阮为代表，王氏认为看《红楼梦》需具两副眼光，一看其所隐真事，二看所叙闲文，其所隐真事乃是，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之千古未有之奇事。“董妃即小宛，虽不见于记载，然以张之传、冒之诗证之，已微露其意。今欲考信，全在《红楼梦》一书矣。故《红楼梦》为史家之秘宝。”[57]后来，蔡元培在其《石头记索隐》一书中认以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三法论证《红楼梦》，称其为清康熙政治小说也。其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58]后世将《红楼梦》解为“明珠家世”“顺治与董小宛情事”说、“反清复明”说的索隐派，便是从“经史之辅”的角度分析《红楼梦》而产生的。
索隐派“作为一个学派，无论是它的学术思想，还是治学路数，都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一些索隐著作中，把《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完整艺术形象，撇在一边，而对书中的某些字句或情节，作猜谜式的处理，用来牵合比附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然后得出结论：《红楼梦》是写某势家豪族的家事，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等等。”[59]虽然以现代小说观念而言，索隐派的这种比附、猜谜式的方法值得商榷，但索隐派在红学史上最大作用就在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与蔡元培之间围绕《红楼梦》研究展开的论辩，其最大成绩是廓清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问题。但是索隐派并未因此走向衰落，而是与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一道联手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起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在其经典地位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其三，“把玩消遣”。史学功能的强调与其卑微的出身导致了传统小说之文学价值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认可，时人多以游戏消遣的态度视之。即便是作者为寻求创作的合法性也不忘强调其消遣性。如《红楼梦》在开篇第一回言及创作之目的，“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60]西湖渔隐主人在《欢喜冤家》的序言中提到，“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61]创作者即存此念，读者亦更复如是。如李慈铭在其日记中提到的，其在病榻之时，取当时流传之小说自娱，同时还给家人讲读。谢鸿申在《答周同甫》一文中对《红楼梦》诸人物的评价更具代表性，“岫烟、宝琴果能得兼，已足销魂，更防折福。然而贪人无厌，既得娇妻，还思美妾，……紫鹃风神流溢，已足神怡，而性格之温存，无出其右，不与此等情种厮守半生，此生真虚度耳。……凤姐颇极得用，恐不善驾驭，致无所不为耳”。[62]通过该文字，实可看出在清代文人对待《红楼梦》的态度，因为属于私人信件，故而可以将内心之真实感受尽情诉至笔端，由该作者对当时流布小说之评语可以看出，其对《红楼梦》女性人物的品鉴，从“终身受用”“已足销魂”“厮守半生”等语词可以看出，文人狎玩之态度流露于其间，其品格自是不高。这固然与个人的趣味格调有关，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受到儒家话语的制约，曹雪芹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塑造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读书人意淫之对象。而在被后人视为卫道士的人士看来，《红楼梦》乃天下第一淫书。如曾在多地担任县令的陈其元在其所作的《庸闲斋笔记》一书中称，“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63]今人也许觉得荒谬不堪，可是立足于儒学话语就不难明白此中缘由，因儒学话语中对儿女之情是禁止的，所以儿女之情描摹得越出色，则其诲淫程度越高。
由此不难体会，在传统文化视野下，小说向被视为正史之余，以史学为其立身之基，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其存在传播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后来出现的“索隐派”红学也与传统史学此一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密切相关。而文学性这一现代小说观念在儒学话语中则更多地以游戏消遣的姿态出现，后世所赞誉《红楼梦》的极高的文艺价值就处在这样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之下，至于现代人所认知的经典性更是无从谈起。欲改变此一尴尬的处境，必须从文学理念革新开始。梁启超开启的文学革新理论某种程度上即昭示着《红楼梦》大放异彩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