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现当代文学史料的“非文学期刊”问题

洪子诚[1]

凌孟华在现代文学史料发掘、考辨上已有出色的成果，2015年出版了《故纸无言：民国文学文献脞谈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陈子善先生在为他的另一部著作《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写的《序》中说，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辑佚工作，已经硕果累累，但凌孟华不以此为满足，认为这一工作“应该而且必须进一步开拓”；为此，他提出了“现代文学辑佚的‘非文学期刊’视野和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现代文学史的观点”，这“给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也“说明了他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深入思考和努力实践”。陈先生说，“我相信，孟华以此书为开端，锲而不舍，不受各种干扰坚持下去，一定能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烽火遗篇：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这部书的完成，回应了陈先生的殷切期待。

凌孟华这部书除“绪论”外，分上编和下编两部分。上编是“佚作篇”，披露了他所发现的夏衍、茅盾、穆旦抗战时期的佚作，并对罗家伦、老舍、冰心这段时期在陪都重庆演讲的记录稿进行钩沉和补正。这些钩沉、补正的演讲记录，对了解这些作家当年的生活思想，文艺主张，以及战时大后方社会文化活动展开的情况，相信都很有价值。下编是“版本篇”，对郭沫若、李金发、萧红等名家若干重要文章的各种版本进行汇校，讨论版本之间的演变情况。如郭沫若1937年的《谒见蒋委员长记》一文，就以《战斗周报》为底本，与《申报》《半月文摘》《远东问题》杂志，1958年《沫若文集》第8卷和1992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等做了仔细汇校。而李金发《庐山受训记》的辑录注释在这些汇校中尤为可贵。

在凌孟华新发现的材料中，夏衍的《在轰炸中生活》，特别是茅盾20世纪40年代刊于“非文学期刊”上的小说《十月狂想曲》等三篇佚文，穆旦刊载于《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写远征军在缅甸的《光荣的远征》及撤退至印度之后的《国军在印度》——在现代文学研究上无疑有重要价值。以穆旦来说，诗歌界普遍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他的相关生活写作资料却相当稀缺，这成为研究上的瓶颈。部分原因是他很少讲述、记录自己的情况和心迹。在云南、缅甸和印度，他经历了种种磨难，“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他并没有说”（王佐良）。因此，发现的这两篇文章弥足珍贵；虽然仍然不曾更多涉及自身。通过这些记叙，除了抗战史的认识的增进，我们得以知道他这个时期的行踪，他对战事、民生等社会情势的观察角度和具体感受，这在一定程度“勾勒了穆旦从军的完整经历线索”，也将会丰富、加深对诗人的认识：他的世界观、视野、美学观念和诗歌形态的塑造与时代之间如何取得关联。

我从未做过专门史料工作，对文献辑佚的作业方式和工作规范更缺乏了解。但读着凌孟华这些文字，突出感受是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执着、严谨和热情。在这项需要忍耐、付出不一定能有相应收获的工作中，执着和热情无疑非常重要。当然，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凌孟华的辑佚行文细致，但有时嫌烦琐。另外，在阐述所涉佚文的历史、文学意义时，有时也有着力过猛的情况。但这些许瑕疵其实也存在积极因素。他不仅告诉我们结果，也呈现寻踪觅迹的曲折过程和心得，这对于同行和后来者相信会有启发、参考的价值。而他对涉及文本周边的相关情况，也不吝笔墨细致披露，如《国讯》《沙磁文化》《西京日报》《众生》等刊物的性质、主办单位、出版周期、主编和发行人身份、主要撰稿者、内容和栏目设置，以至定价和发行方式等，不避巨细一一呈现。这些信息无疑加强了历史现场感，让我们知道事物的“结构和细节”，也为继续关注这些情况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在本书的“绪论”中，凌孟华用了许多篇幅讨论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中期刊的概念、分类问题，主张使用“文学期刊”和“非文学期刊”的两分法来处理，以达到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更大扩展。这是有道理的。他所做的工作就在表明不少重要佚作就是刊发在“非文学期刊”上面的，而许多“非文学期刊”（《新青年》《新潮》等）在现代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创作实践开展上的重要作用，这也都是学界的共识。自然，这里的问题其实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正如凌孟华说的，一是“现代文学辑佚的‘非文学期刊’视野”，二是“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现代文学史”。就前者而言，“非文学期刊”中的文学作品的发现、辑佚确实值得继续努力：这项工作，在史料辑佚、整理已“硕果累累”的“现代文学”范围，当属防漏补缺的类乎“竭泽而渔”的完美追求；而对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当代文学”而言，却是一项属于尚未真正展开的基础性任务。由于“当代”报刊的大量增加，报刊性质发生的变化，文学与政治，与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学”的边界错动和拓展也更为明显，凌孟华提出的“非文学期刊”（包括各种报纸）在“当代文学”史料整理辑佚上的任务，也显得更为繁难而重要。

当然，如果在文学研究的层面，即“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现代文学史的观点”，那么，“非文学期刊”在文学研究上的地位，就从不存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什么材料与文学研究有关，是与研究者的目标、视野、方法相联系的。这正如凌孟华书中引述的钱理群的话，出色的研究者一定有自身的“史料的‘独立准备’”。也就是说，文学期刊也好，非文学期刊也好，什么样的材料构成他描述、阐释依据的史料，无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检验的是他是否具有“敏锐的文学史视野，更准确的学术判断和文本分析的能力”。

[1] [作者简介]洪子诚（1939— ），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系洪先生为《烽火遗篇：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所作的序言，现征得同意在本刊先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