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教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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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科技考古简史

其实,学术报告,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枯燥。

除了开场,借用沈从文的话来缓解自己的尴尬。接下来的部分,苏亦的表现中规中矩。

先从他为什么会发掘仙人洞遗址讲起来。

讲他跟丁颖教授师承关系。

讲他在广东博物馆的实习经历。

讲他发表在《文物》以及《中山大学学报》的两篇关于稻作起源的文章。

讲他文章发表之后,稻作起源“华南说”遭受到学界前辈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才联合赣博的陈文骅推动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发掘。

听到这部分,《文物》编辑部的两个主任王戴文跟杨锦纷纷点头。

这个说法,跟他们当初在编辑部办公室内听到的版本一模一样。

那一天,少年的话语,还历历在目。

中间,苏亦还简单讲述国内稻作起源问题研究的现状。

分享当下稻作起源各个学说,让一些不关注这个问题的听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紧接着又讲述他为什么会把植物学的知识孢粉分析运用在考古发掘之中。

当他提及他曾经在《考古》上看到周坤叔研究员发表的相关文章的时候,受邀出席学术报告的时候地质所周坤叔本人脸色有些古怪。

因为这一次陪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两位同事。

大家都好奇,为什么,他明明是国内第一个在考古学上运用孢粉分析的学者,为什么苏亦使用同样发掘的方法对仙人洞遗址进行发掘的时候,却不过来地质所找他们鉴定,而是率先去植物所的孙香君。

意难平啊!

然后,听到苏亦是从孙香君的文章《江西清江盆地下第三系孢子花粉的初步研究》获得灵感的时候,周坤叔终于释然了。

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苏亦对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发掘,不仅仅使用孢粉分析,还是国内第一个尝试使用浮选法的考古人。

甚至,等苏亦率先提出“植物考古”这个概念的时候,周坤叔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原来如此!

还能如此!

当事人之一的孙香君,听到这话,嘴角却抽了抽。

因为她是此次发掘成果的鉴定者,因此,被安排在听众席位的前排,紧挨着植物所的副所长吴佂镒先生落座。

听到她的名字被提及,吴所长笑道,“香君,没有想到你还间接影响到一个少年天才的成长啊!”

孙香君表面谦虚,“您老客气了,对于我来说,完全就是喜从天降!”

“也算是有半师之分了!”吴所长感慨道。

孙香君表面受宠若惊,心中却暗笑苏亦这个小子滑头。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今天从这小子的口中说出来之后,他一个考古学的研究生是如何想到要利用孢粉分析来鉴定万年前的稻作遗存,就跟她孙香君的影响分不开了。

其实,不仅周坤叔跟吴佂镒在感慨。

就连北农农史研究室的王毓瑚教授也在感慨。

听到苏亦说跟他跟丁颖教授的师门传承关系,他也忍不住说道,“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啊!”

农史研究,有这样的年轻人,是他们学科之幸啊!

难怪梁家勉教授会在书信上如此推崇他这位晚辈,这样的少年,值得所有师长的爱护啊!

没来之前,他半信半疑,甚至,他们研究室不少人,都觉得他身体抱恙,不需到现场聆听一个少年人的学术报告。

然而,现在听到苏亦的报告,他心中感慨万千,庆幸这一次来北大,来对了!

讲完事情的前因后果。

苏亦才重点讲述浮选法,讲述孢粉分析。

到了这个部分。

主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稻作起源了。

他开始过渡到“考古科技”部分了。

其实,这部分才是苏亦重点讲述的。

“自从50年代,碳十四测定年代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开始,二十年来,多种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计算被引入考古学,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的考古学研究,我称之为科技考古,也可以称之为‘考古科技’,夏鼐先生的文章《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指出,碳十四测定年代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推动全世界的史前考古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科技考古的深入推进,这个新时代已经不局限于碳十四测定年代的应用,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比如,由碳十四测定年代、确定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绝对年代拓展到研究古人生存的自然环境,认识当时的地貌水文、动植物资源……

再进一步拓展到认识古人的生业状况、把握由采集狩猎到农耕饲养的发展过程,认识石器陶器、金属器的质地和制作工艺,研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

……

这个金属器的质地和制作工艺研究方面,我们北钢的柯俊教授就走在国内的前沿,这是解放之后,在考古科技方面,最重要探索之一,本人觉得这是考古科技史上值得记录的重大事件之一。”

他说到这里。

众人下意识望向北钢的邱良辉。

对方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被苏亦提及。

这一刻,邱良辉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个“稻作起源”的学术报告会,北大历史系会给他们发出邀请了。

没有想到在这个学术报告会之中,还会重点提及到他们。

这一刻,邱良辉与有荣焉。

说到他们北钢冶金史组,还真的不是考古文物界的外行。

不仅如此,早在1974年,他们北钢的现任副院长柯俊就曾与夏鼐先生到考古所安阳工作站考察,并以笔名“李众”在《考古学报》发表《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鉴定论文发表后,立即受到国内外考古学者及陨铁专家的重视,美国《东方艺术》杂志全文译载了这篇文章。

柯俊又以笔名李众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1975年由《考古学报》发表后,也引起较大反响,其内容为有关专著引用。

柯俊等还开拓应用电子探针、光学及电子显微镜,分析判断金属文物、材料冶金的新方法,促进了定量考古冶金学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他们冶金史组才会在一个少年的学术报告之中,被重点提及。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亦一个少年人,竟然会对他们冶金史组的历史有这样的深刻的了解。

这一刻,让他感慨万千。

……

“然而,随着我们的研究发现,碳十四测年技术也存在其局限性。

我们研究植物遗存,第一个选择就是浮选法,然而,当我们没有寻找到碳化遗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于是,孢粉学的知识,就可以弥补这个方面的遗憾。

这样一来,考古学又开始可以跟植物学结合起来了。

在咱们国内地质所跟植物所都有专家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

说到这里,苏亦又开始扯到历史。

“其实,咱们国内的考古科技使用的很早,早在1920年的时候,从事化学史研究的王琎就率先对古代金石进行化学分析,探讨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这是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人员主动介入到考古学研究之中,可以称之为先驱者。

同样,1924年,我们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发表《考古学会简章》,就明确明确提出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间接所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排泄物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并主张除考古学家外,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等各项专门学者与热心赞助本会会务者,协力合作。

这个简章中包含了现在可以称之为考古科技的内容。

这是当年从考古学的角度全面思考其研究对象后得出的认识。

……”

他这话一出来,现场一直哗然。

尤其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都没有想到北大考古专业还有这样的历史。

更没有想到在民国时期,北大考古专业的师长还有这样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