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湖南，还属于华南地区吗

根据苏亦前世的研究，夏鼐先生并没有热衷于推动分支学科的创建。

他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田野考古的规范化；二、中外考古交流；三、年代学与技术应用。

尤其是后者，他虽然在国内率先创建碳十四实验室，但更侧重于将其作为断代工具，而非拓展为独立分支，如科技考古学。

他的研究路径更偏向于考古学本体理论和基础方法的完善，而非主动划分或倡导分支学科。

苏亦推测，对分支学科的创建，夏鼐先生应该是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

这个方面，从他对待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应用上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他虽然找柯浚来鉴定分析宜兴晋墓出土的铝片以及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却没有打算创建冶金考古。

这也是跟夏鼐先生的性格有关，有时候，谨慎到近乎保守。

但是苏亦不同，他拥有前世的记忆，从国家科技蓬勃发展的年代重回到70年代，他知道未来中国考古创建分支考古是大势所趋，也是势在必行。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夏鼐先生去世之后，才推行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苏亦跟夏鼐看待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上是存在差异的，甚至是冲突的。

对方推行的是“大考古”，而他却提倡“拆分考古”，从这个角度来说，绝对是大逆不道。

想到这，苏亦开始谨慎地组织语言回答对方的问题。

“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莱尔出版他的三卷本《地质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均变论，推翻了灾变论。认为山川河流都是地球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是可以分层次的。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首次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是长时间优胜劣汰进化的结果。

均变论和进化论的确立，奠定了通过考古学寻找古人类的理论基础，也使学术界接受人类更早的历史成为可能。

蒙特留斯的类型学，该理论是从生物形态分类学理论借鉴而来的。

甚至，1975年，苏秉琦先生在吉大演讲时，提出的“区系类型”概念，就是将植物学与动物学上的区系及其模式引入考古学文化分析之中。

考古学在欧洲诞生之初，就开始吸纳各个学科的理论，地质学、古生物学、植物学，概莫如此。

因此，我们国家考古学发展到现如今的程度，如果真的可以创建各类分支学科的话，确实可以弥补一些传统考古上的不足。

当然，我也只是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还需要跟诸位师长取经学习，同样也需要各位师长的批评指正。

如若，我这些鲁莽行为，造成什么不良影响的话，我以后定然谨言慎行，不再宣传类似的学科概念。”

听到这话，众人的脸色都有些古怪。

因为他们可是听过苏亦在他们单位，大谈特谈考古学各种分支学科的重要性。

在北农，呼吁农业考古学科的创建。

在北钢，呼吁冶金考古学科的创建。

在植物所，呼吁植物考古学科的创建。

甚至，在地质所，呼吁环境考古学科的创建。

结果，当着夏鼐先生的面，他就变怂了？

别人不清楚他的性格，北大的师长，最清楚不过。

见到他如此作态，也觉得好笑。

夏鼐听到这些话，也有些无奈，他并没有继续在这问题上为难苏亦，“你都把自己这些行为定性为‘鲁莽行为’了，我还能怎么说。

同样，考古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壮大己身，跟多学科合作，是两个概念。”

老先生没有明说，实际上是在说他偷换概念。

苏亦有些尴尬，事实如此，没法狡辩。

夏鼐不算为难他，却也不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继续问：

“从你的回答，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确实对欧美各种考古学理论有研究，那么你对现在美国推崇的‘新考古学’怎么看？

他们就在推动环境考古等分支学科的创建，甚至，在方法论上非常重视计量方法，采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采集分析考古材料，跟你在发掘仙人洞遗址的时候，采用的浮选法跟孢粉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

是不是意味着你很推崇他们的观点？”

好家伙，这绝对是陷阱啊！

比之前的分支学科的问题还要致命。

他可是清楚夏鼐先生本人对于“新考古学”的批判有多严重的。

怎么可能在这种问题上作死。

要知道前世俞伟朝从哈佛访学回来，开始引入“新考古学”的概念，他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还吐槽说，几十年过去，新考古学都变成旧考古学了，美国那帮人也弄不明白他们那一套理论。

这种情况下，苏亦怎么会支持新考古学，直接摇头道，“不认同。”

这一刻，他的表情要多坚定就有多坚定。

“咦？不认同？详细说一说，你的观点。”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夏鼐的意料。

“不认同，我看过相关外文文献。我大致归纳总结一下，新考古学的特点，如若不对，还请夏先生批评指正。

一、考古学的目的与人类学是一致的……

二、在理论上以新进化论为指导……

三、人类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

四、也就是夏先生您刚才所说的，方法论上重视计量方法……

这样一来，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一、过度依赖科学模型，忽视文化独特性；二、对考古材料的局限性认识不足；三、理论框架的静态化与决定论倾向；四、方法论的争议与操作难度。

总的来说，他们提倡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先进性，也积极地在野外考古学项目的设计和实验室技术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但是落地非常困难，对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较高，在缺乏跨学科训练的考古团队中难以落地，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但真正实践上肯定会一塌糊涂。

在我们国内不具备这样的科技水平以及如此专业的跨学科考古团队，同样在美国也不具备……”

“你的分析不错，60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派’，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但却要把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这就是谬论。此外，他们还主张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在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还撰造一些别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他们的主张虽然过于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考古学流于繁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思。”

这一刻，夏鼐毫不隐藏他对新考古学派的态度，说了那么多，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不认同。

当然，对于苏亦的说法，他还是很满意的，于是，又继续问道，“既然如此，那么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在60年代，美国会出现‘新考古’，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天啊！

听到问题。

教室内的大部分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都是懵圈的。

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新考古学”，更不要说分析新考古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了。

如果说此前，苏亦关于欧洲考古学诞生的背景分析，他们多少能够听懂一些，那么“新考古学”相关概念，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超纲的了。

那么夏鼐为什么有此一问呢？

完全就是在美国，新考古学的诞生，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各个考古分支学科的创建。

比如，环境考古学。

新考古学的出现，为环境考古学在研究理念、方法以及跨学科合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使其在 20世纪 60至 80年代迅速发展并日渐成熟。

其中，也包括苏亦提倡的植物考古。

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兼通世界学术，对于这些理论诞生的背景，太过于了解了。

因此，他也有意试探一下苏亦在这个方面的学识。

好在苏亦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失望。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促成这一学派的诞生：

一、新进化论在人类学界的确立以及美国社会科学对资历社会的一般性原则的积极探索；二、随着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认，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进步充满信心；三、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大规模资助，要求考古学参与科学研究。”

说完，他又开始找补，“以上，就是我个人浅显的认知，如若不对，还请先生批评指点。”

听到这话，夏鼐终于笑了。

“没有什么不对的，我看你挺了解的嘛，既然你意识到新考古学的诸多缺点，那么你要在国内想要推动相关理论与技术的落地，应该知道会遇到哪些现实的限制跟阻力了吧。”

苏亦有些讪笑道，“其实，我主要觉得这些技术挺有用的，因此，就想尝试一下。”

“没有人不让你尝试，你本人也确实挺优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若非如此，我也不会答应成为你答辩委员会主席。”

苏亦也没有想到夏鼐先生会这么说。

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对方又说，“实话实说，我25的时候，才开始到殷墟跟随思永师学习考古发掘，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你15岁，就已经参与考古发掘，并且还能够独立主持。在咱们考古学界，绝无仅有，就算思永师也比不上你。但是流水不争先，争得是滔滔不绝。比如思永师，真正的学贯中西，却英年早逝。留给世人无尽的叹惋，也是我们国家考古学界最大的损失，在勤勉学习的同时，也要牢记爱惜身体。”

“谢谢，夏先生的关心。”

苏亦连忙站起身子，再次给老先生鞠躬。

能够在答辩会上给予这样正面的回应，看得出来夏鼐先生，对于他是真的欣赏了。

实际上，也正常。

夏鼐答应担任苏亦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这件事属于破天荒的，过去根本就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估计也是唯一一次了。

当然，夏鼐作为答辩会主席，他想要对苏亦发问，随时随地都可以。

他这个问题结束，不代表答辩会就结束。

其他答辩会委员，还在陆续提问。

比如，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的仇主任，就特别针对“浮选法”的事情进行询问。

首先问的就是浮选法的原理。

这个问题，苏亦在文物出版社的临时研讨会，也回答过安之敏，这一次回答，轻车熟路。

然而，仇主任询问得比安之敏还要详细，他继续问道，“那你说一说，浮选设备的制作及操作方法吧！”

苏亦也通过，自己制作的三种仪器，水波浮选仪、摇筛式浮选器、小水桶浮选方法，分别进行回答。

这还没完，对方又问道，“那浮选土样的采集方法呢？”

“主要也分为三种，分别是：剖面采样法、针对性采样法、网格式采样法……”

接着，苏亦又分别解释它们的异同。

仇主任听了连连点头，然后，还对旁边的安之敏说道，“确实对浮选法有深入研究，如此年纪，有如此成就，确实难得。”

然后，他又对着苏亦问道，“那么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苏亦还真有，“其中，关于浮选土样量、浮选土样的前处理问题、样品污染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是非常关键的，如若不注意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这个时候，仇主任忍不住问道，“你这个办法相当好，完全可以写一篇更加详细的文章发表到咱们《考古》中嘛！”

苏亦下意识望向安之敏。

安之敏笑道，“文章已经写好了，就刊登在咱们这个月的《考古》期刊！”

仇士骅笑，“可以，安主任，你这个工作做在前面了，非常好。”

这个时候，夏鼐先生又道，“未来有机会，举办考古培训班，你来讲这个内容，确实值得推广出去的。”

作为国家考古事业的领导者，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植物考古的重要性。

他不主张现阶段创建各个分支考古学，却不代表他没有意识到植物考古在考古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前景。

其他的不说，仅仅这一次，苏亦利用浮选法参与江西仙人洞遗址的发掘，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然苏亦没有在仙人洞遗址找到炭化稻作遗存，却不代表没有找到其他植物的炭化遗存。

人类与植物的关系非常密切，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植物，所以为了达到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这个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自然离不开植物考古的参与。

未来浮选法推广出去，一定会成为田野考古工作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有了夏鼐先生的点头。

在场的众人，谁都意识到，浮选法未来肯定能够推广出去，也能意料到浮选法被推广出去之后，苏亦的影响力有多大。

甚至未来，眼前这个少年说不定真的有一个“中国植物考古学之父”的称呼。

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的提问环节，就显得友好很多。

比如，北农的王毓湖先生，几乎都没有为难他，而是问道，“那么未来浮选法在农业考古之中，也有运用场景吗？”

“也有，有一种说法，考古学的研究主要针对三个起源的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在三大起源中，农业起源尤为重要。农业的核心是种植业，种植的对象是植物，所以最能反映古代农业特点的实物证据应该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因此农业起源的研究离不开植物考古的参与。

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浮选法或者孢粉分析，实际上，植硅体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更有前景，尤其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植硅体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

包括水稻在内的稻属植物能够生产众多植硅体类型，其中有两个类型的特征十分明显，即水稻植株叶片的扇形植硅体和稻谷颖壳的双峰植硅体。

遗憾的是，咱们国内，好像还没有学者开始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不然，我们这一次在仙人洞遗址的发掘之中，就可以利用植硅石分析技术了。”

这一刻，所有人都望向中科院植物所的吴佂镒副所长。

“吴所长，看来你们植物所的同事，也要加把劲了。”王毓湖笑道。

吴佂镒打趣道，“看来，苏亦同学，对于我们的工作，确实有诸多不满啊。”

苏亦连忙求饶，“只是一个一线考古工作者对相关技术的渴求，属于美好期待。”

吴佂镒笑道，“我到时候，让所里面的同志关注这个方面的技术，如若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也会展开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争取满足你的愿望。”

实际上，这方面研究，在前世是中科院地质所走在前面。

现在嘛，植物所要是跟进，最好不过。

这种情况之下，安之敏的提问，就更加的友好了。

而且，他作为《考古》的主编，提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

“因为你的关系，稻作起源问题再次被学界热议，不少学者都在质疑你仅凭仙人洞遗址就断定稻作起源之地在华南，有些草率，对此，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真理不辩不明，我是考古人，既然学界前辈普遍质疑，仅凭仙人洞遗址，不足以证明稻作起源‘华南说’，那么就交给时间来证明吧，说不定，在未来的发掘之中，在华南地区，又有相关史前遗址出土万年前的稻作遗存呢。”

这一刻，苏亦说得很笃定。

倒是引起不少现场师长的兴趣。

甚至，安之敏都忍不住问道，“你之前是根据气候以及地理环境推断出江西可能存在万年前稻作起源，那么除了江西之外，你还有什么推测吗？”

“比如湖南！”

这一刻！

大家都不淡定了。

这少年，还真敢啊！

但是，大家的脑海之中，都忍不住浮现出一个疑问，“湖南，属于华南地区吗？”

随即一想到苏亦把江西都归为华南地区，湖南属于华南地区，也非常正常了。

只是，大家不禁好奇，湖南还真的存在一个能够发掘出万年前稻作遗存的史前遗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