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联合抗战
蒋介石通电各地军阀联合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定决心全面抗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整军，但这并非易事。多年来，国民党内部一直很不团结，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牢牢掌握在他手中。除了中央军，各地还有很多杂牌军，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绥军，等等。蒋介石要想全面抗日，必须把这些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队整合起来。于是，蒋介石给各地实力派发去急电，表示中央已决心抗战，邀请他们到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四川省主席刘湘一向与蒋介石不和，但国难当头，刘湘抛下个人恩怨，1937年7月10日就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7月13日，刘湘通电全国，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军拼死一战。7月25日，刘湘命令川军各军长、师长率部驰返原防，开始整军。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传言称川军不愿出兵抗战。8月7日，刘湘亲自赶到南京，终于破除了这些传言。
到南京当天，刘湘参加了国防会议。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刘湘站出来慷慨陈词：“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刘湘的抗战决心。
8月25日，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川军各将领纷纷请求赴前线抗战。
9月5日，四川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园组织欢送会，送川军将士赶赴前线。多位川军将领登台讲话。将领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将领唐式遵当众朗读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台下军民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很多川军将士决心以身殉国，当场立下遗嘱。刘湘的参谋长傅常在遗嘱中写道：“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傅常的妻子收到这封遗嘱后刻在床头柜上，完整保留至今。
欢送会结束后，刘湘亲自率领30万川军出川抗日。刘湘身体不好，很多人劝他不要亲征，留在四川养病。刘湘却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义无反顾走出四川，再也没能回去。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逝，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坐镇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全力支持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致电邀请二人赴京，李宗仁立即回复：“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跟南京中央电报往来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人有所耳闻，来电劝阻，大意是有传闻说南京中央是否真心诚意准备抗战还未可知，若贸然进京，万一抗战不成，失去自由，只会令国家陷入更严重的混乱，希望李、白二人深思熟虑。因为蒋介石一向痛恨地方实力派，龙云等人认为他完全可能借着抗战的名义，将李宗仁、白崇禧骗到南京扣押下来，趁机控制广西，到时邻省云南也会岌岌可危。
李宗仁回复龙云等人，表示自己的判断跟他们有出入，日本侵略者已决定一举征服中国，南京中央已忍无可忍，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抗战图存，要么投降亡国。事到如今，就算蒋介石和南京中央还想拖延，日本侵略者也不容许。而且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根本不可能选择投降，不仅全国军民不会同意，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也不会同意。因此，抗战已成为蒋介石和南京中央唯一的选择。既然中央有抗战的决心，广西当然要响应号召，全省动员。李宗仁希望龙云等人也能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与抗战，切勿迟疑不决，给人以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
8月4日，白崇禧乘飞机前往南京，李宗仁暂时留在桂林主持全省动员计划。白崇禧抵京后，蒋介石十分欣慰，在日记中写道：“白健生（白崇禧的字）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白崇禧表示，广西总共有7个师的兵力，其中部分军队正在开矿，约有5个师能投入抗战。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当天，李宗仁也乘专机抵达南京，参与抗战。
在打消了最初的疑虑后，龙云也决定拥护中央抗战。8月2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窃以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如战斗开始以后……恳以6万至8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由职亲率，开往前方增加抗日力量，或留长江沿海一带布防，均不无裨补。”
8月7日，龙云也受蒋介石之邀出席了国防会议，在会上表示：“值此国难当头之日，我们云南1200万民众，坚决拥护中央抗战大计，倾全滇之精神力量，贡献民族，准备为祖国而牺牲。”龙云还当众承诺愿意派出20万大军出滇参加抗战。
会议结束后，龙云回到云南，开始组织军队。云南原有军队兵力不足，龙云以优厚的条件招募新兵，很快集结了3万余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下辖3个师6个旅12个团，以及军部直属机关、直属炮兵团。第60军虽是地方杂牌军，战斗力却不可小觑，被誉为“滇军精锐，国之劲旅”。士兵大多来自云南各少数民族，剽悍骁勇，又没有旧式军队那些坏习气。排长、连长以上军官大多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指挥作战能力很强。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每个连队都配有3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3门迫击炮，每人还配有法式钢盔。因为抗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滇军完全无意隐藏实力，出征时把最先进的武器都带上了。龙云曾说：“60军一枪一弹，都来自云南人民，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
1937年10月12日即九九重阳节当天，第60军在军长卢汉的带领下，在昆明南郊的巫家坝军营举行了誓师大会。卢汉代表全军宣读誓词：“抗日救国，奋斗到底，若有违背誓言，愿受军律严厉之制裁。”大批民众赶到现场，为卢汉和60军三位师长以及全军官兵加油打气：“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中华！”第二天，《云南日报》发表新闻《10万军民气吞三岛，60军昨日大检阅》：“至参加检阅部队，站立远方，场无隙地，人小如豆，马大似蚁，人数之多，难以计数，连开会及参观者计算，将近10万人。”
云南各界纷纷为第60军捐款捐物，比如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老先生捐献了7000盒云南白药，富滇银行捐献了20万元法币，重九牌香烟创始人庾恩锡捐献了2000箱香烟，等等。
两天后，第60军带着全省民众的期望从昆明启程，成为最先踏上战场的云南部队。
在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上，龙云还向蒋介石提议修建连接云南和缅甸的滇缅公路，以防备日军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当年12月，滇缅公路开工，仅用九个月就完工了。不久，中国的陆上国际交通线都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上运输通道，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批作战物资通过这条公路源源不断运送到中国。
卢沟桥事变过后，山西军阀阎锡山、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等人也都表示拥护全面抗战。阎锡山在山西组织晋绥军跟日军正面开战。马步芳公开表态“攘外之抗战正当开始，杀敌报国，责无旁贷”，派遣由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骑兵师约8000人出省抗战。马鸿逵在宁夏大量征兵，派遣两支骑兵旅参加绥西抗战。
随着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态并投身抗战，国民党内部空前团结，军队实力空前增强，为接下来的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召开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召集中央和各地军政要员共同商讨抗日作战计划。
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开幕词中，蒋介石呼吁与会人员抛开私人恩怨，为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今天可以和大家聚会在一堂，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来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我们都知道敌人一天一天的在演进，我方处置的态度已经在庐山谈话会中，同最近发表的谈话里，详细的说明了，各位都已见到了。所有这次会议议决的计划种种，我们如果能够切实做去，而且能予适当之处置，就能够奠定了我们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处置的不得当，那就必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换言之，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尤其是我们高级的长官，必定要切实认清国家的利害，为国家的利害着想，撇开个人的利害，求实际上牺牲个人的私益，谋所以复兴之道。在这国难严重的今日，希望各位现在都发表关于国防上的意见，我想对于事实上，一定是很能完满的。”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会上做了《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处置》的报告，介绍了当前华北地区严峻的战争形势：“29日晚平津为敌所占据。30日海军陆战队又轰炸大沽口，并以飞机轰炸保定。31日通县张庆余部反正。自8月1日起，杨柳青、南口以及平津等方面，均为轰炸甚烈。目前南口等地在对峙中。关于战事详报，还没有接到29军的报告，我方阵亡将士约5000人，其他物质上损失很重。日方死伤1000人，内中伤600多人，死300多人。”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就日军对中国投入的兵力做了报告：“秘密的增调大概有8个师，预备总数有24个师。敌人的主力军第一期最多使用于我们的平津，以后陆军力量的配布，将视国际情形的变迁，大概可以对我以10个师至15个师的袭击……大部留在东北及平津一带。”
会议决定，为应对接下来的战事，中国将划分为四个战区，兵力支配大致如下：一、冀鲁等地——60个师；二、晋绥察——15个师至20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10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15个师。此外还有四个预备军区：一、广东；二、四川；三、贵州、云南；四、平汉南段粤汉段。
然后，蒋介石再次重申了抗战的决心和意义：“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今晚能与各地长官、各位同志聚集在一齐，来讨论大计的决定，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因此之故，请大家尽量的为民族为国家多多的发表意见，务须完全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着想，不要以个人的意见来主观的判断，完全要拿实际的状况，替国家作一个忠的打算。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反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因此之故，应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大计。”
蒋介石还强调中日和平已无任何可能：“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他的要解决冀察问题用心，要使我与俄无联络的机会。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晓得我们现在同日本打战，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战，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战，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他们都是如此说，中国没有胜利的。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经过一系列讨论，蒋介石要求与会军政要员最终表态：“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与会者全体起立，支持抗战。
就这样，会议正式做出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决定。铁道部部长张嘉璈会后写下这样一句话：“全场中举国一致精神之表现，恐为数百年来所未曾有。”
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设立抗战指挥大本营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的最高决定机关（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决定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国防最高会议）。8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共商救国大计。
这次会议最终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地域范围和主要作战任务如下：
第一战区为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地区，司令长官为蒋介石。主要任务是对入侵中国的敌人进行正面进攻，吸引敌人的主力；保证第二战区和第三战区的部队能够及时运输到位，从容展开和布置；防止敌人继续扩大侵略，争取把敌人围困在目前占领的地区。
第二战区为山西、绥远、察哈尔等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主要任务是从敌人的侧背发起攻击，牵制并吸引第一战区的敌军，使其不能对第一战区友军部队进行包围，不能集中全力进攻第一战区的正面部队；牵制热河以东地区的敌军，使其不能增援青岛和淞沪地区的敌军作战。
第三战区为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等地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主要任务是迅速消灭已在淞沪地区登陆的日军陆海空部队；在日军可能登陆的地区构筑阵地布防，一旦日军在布防地区登陆，坚决阻止，趁机消灭。
第四战区为福建、广东地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主要任务是骚扰战区内的日军海空军部队骚扰，使其没有能力增援其他地区。
第五战区为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不久改为李宗仁。主要任务是阻止敌人登陆，一旦发现敌人登陆，必须迅速将其歼灭，防止后续部队继续登陆；若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必要时可在指定范围内扼要固守，限制日军已登陆部队的前进速度，找机会围歼敌军，保证南北战场之间的联系不被切断。
8月初，国民政府在广西、云南等地成立了四支预备军，作为军事委员会直辖后备兵团。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副司令长官为白崇禧。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为刘湘，副司令长官为邓锡侯。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为龙云，副司令长官为薛岳。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为何成浚，副司令长官为徐源泉。战区成立后，四支预备军分别被划到各战区，奔赴前线参战。预备军编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相继被撤销。
这次最高国防会议还决定成立作战指挥大本营，以便统帅国军陆、海、空三军，并指导全民抗战。大本营的指挥方针是力求保卫中华民族的永久生存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武力解决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企图毁灭中华民族的日本倭寇。大本营设立了大元帅、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大元帅责任重大，负责统辖和指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各院部代表、军事参议官、侍从室等，并负责指挥各军事机关长官，包括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预备军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海空军总司令、各地守备司令、宪兵司令、各省保安司令、防空司令及铁道、船舶司令及通讯指挥官。大元帅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参谋长由程潜担任，副总参谋长由白崇禧担任。大本营秘书厅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分别由张群、陈布雷担任。
大本营下设六个部：
第一部即军令部，部长由黄绍竑担任，主要负责作战，直接指导后方勤务部和五个战区及预备军的作战情况，包括战前布置、任务下发等。
第二部即政略部，部长由张群担任，主要掌管抗战期间的政略，即对内保证社会安定，为长期抗战奠定基础，对外积极谋求国际舆论同情，使日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三部即财政部，部长由孔祥熙担任，主要掌管抗战期间的财政金融和国防工业，包括安定金融，整理税务，紧缩支出，筹发公债和募集外债。
第四部即经济部，部长由吴鼎昌担任，主要掌管抗战期间的国防经济：广泛扩张产业，开辟资源，争取做到战时自给自足，即使国际交通要道全部被日本切断，我国军民战时生活上所需的必备物资和资源也不会受到威胁。
第五部即宣传部，部长由陈公博担任，主要掌管抗战期间的国内、国际宣传：在国内宣传抗战的重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抗战关系到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的重要作用，争取各国同情和支援。
第六部即训练部，部长由陈立夫担任，主要掌管抗战期间的民众训练：对民众进行军事化训练和教育，每个中国人都有为过牺牲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保证人民有能力参与到抗战中去。另外，还要防止汉奸和间谍在暗中的活动和蔓延。
除了这六部，大本营还设立了后方勤务部和管理部，分别由俞飞鹏、朱绍良担任部长。
8月15日，大本营正式成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大本营成立一事并未对外公布。后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取消大本营，原大本营所设各部均转到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
国共达成合作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合作。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遵守承诺，停止剿共。1937年2月9日，国共双方重新就合作展开谈判，在红军改编、苏维埃政府独立、两党合作的形式与纲领等重要问题上初步达成协议。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致电全会，为两党尽快达成合作抗日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民主自由，召开各党派会议，速速准备抗战，改善民众生活。中共中央同时为国共合作做出四项承诺：坚持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和赤化运动，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在五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把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提交全会讨论，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
宋庆龄等人向五届三中全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要求恢复三大政策，以拯救在日本威胁下岌岌可危的国家。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讲，强烈呼吁：“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
最终，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宣言，如果国家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发表声明：“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此之前，国民党从未在正式文件中提及“抗战”。
事已至此，汪精卫等亲日派仍不肯死心，继续坚持先剿共再抗日。他们提出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也在全会上通过，其中为“根绝赤祸”提出了四项办法，包括彻底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完全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不过，这并未对国共合作造成影响，因为这四项办法跟中共中央向全会做出的四项承诺几乎如出一辙。周恩来曾解释说：“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
至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原则基本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达成，接下来就进入了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举国开始抗战的过渡时期。
国共双方继续谈判，但谈判并不顺利。1937年3月、6月，蒋介石在杭州、庐山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试图直接控制中共中央和红军，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包括毛泽东、朱德出洋，直接由南京中央派遣陕甘宁边区主要负责人，不允许红军在3个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短短几小时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国共尽快达成合作，实现全民抗战：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终于抛开过去所有成见，积极推动合作抗日。
8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建立以张家口、涿县、静海、青岛为主的第一道防线，以保定、大同、马厂、潍县为主的第二道防线，以及以太原、石家庄、沧州为主的第三道防线，集中兵力于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与敌人决战，同时发动人民武装自卫，跟军队配合作战。在此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中，共产党代表陆续提出了很多关于抗日的建议，集中在战略战术方面，为国民政府制订抗日策略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爆发，蒋介石投入了大批兵力。国军精锐基本都投入到了华北战场和淞沪战场，蒋介石希望红军也能尽快到前线抗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领导。八路军下辖3个师，每个师均为2旅4团，1.5万人编制：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不久，国共两党共同决定把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根据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每个月都会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军饷和枪械弹药等物资。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移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
随着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终于达成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共合作抗日令各界爱国人士深受鼓舞。宋庆龄特意撰写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发表在9月25日的《申报》上，表示自己“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异常兴奋”，“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自己“感动得几乎要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