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文献与欧洲文献：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人
书写中国历史

欧洲传教士在撰写中国历史的时候使用了哪些参考资料？这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一种非常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们使用了当时最常见的资料。这的确是文化间交流的一个特点，即文明的对话者经常——尽管并不总是如此——使用最方便易得的东西向新来的旅行者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会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看到，耶稣会士在寻找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时，也以类似的方式依赖于他们的中国朋友。因此，关于原始资料的问题可以换另一种方法来表达：那些与传教士接触的中国学者们，他们的书桌上有哪些通史类的书籍？在当时的书商那里，常见的历史类著作有哪些？

回答这些问题的视角经常是取决于现代学者的视角。现代学者们一般认为当时最常见的作品是主流的史书，比如《史记》《资治通鉴》。本书的第一章将展示，经常被翻阅、且被介绍给传教士的并不是这些史书，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纲鉴”类著作。这种体裁出现在十六世纪，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识字率大大提高，导致对阅读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一背景催生了各种体裁的历史类书籍。对通史类著作的需求增长十分强劲，于是纲鉴体的文本应运而生。乍看之下，纲鉴体脱胎于《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的宋代传统，其实，这类文本有它们自身的特点，而且在写作风格和内容方面非常不同。虽然纲鉴体的文本体裁在明末广泛传播，也在清代早期受到朝廷的认可，但它几乎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关注。这种忽视本身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在讨论欧洲人所写的中国历史时，学者们从未考虑过纲鉴体的文本作为传教士的参考资料这种可能性。本书的这一部分即将展示，它们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这个部分由两章组成。第一章概述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手边有哪些常见的汉文和满文的史书，着重强调纲鉴体著作的文本谱系。第二章梳理耶稣会士是如何讲述中国上古史和纪年的，并且在第一章的基础上追溯他们所使用的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