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流漂杵

公元前1046年，经过几代人战略性累世经营，一个蓄势已久的西部邦国周终于捕捉到一次难得的战机，对它的世仇——掌控天下近600年的商王朝发起了决战。

这一年的初春，周的国君周武王率领周军，从丰镐（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出发，经过崤函古道，到达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北部的孟津。他在这里会同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邦国，聚集了四万五千人的军队，再渡过黄河，迅疾推进，抵达了商王朝都城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南省淇县以南、新乡以北一带）。

周联军的突然到来，让朝歌城里的商纣王帝辛措手不及。此时商朝的军队主力正在征讨东夷，于是商纣王仓促组织起大批奴隶和战俘，连同国都的守备军队一起，开赴牧野来迎战周的联军。《史记》记载纣王出动的兵力有七十万，也有别的文献记载说是十七万。不管哪种说法，从人数上，商军大大地超过了周的联军。然而周的军队显然更加精锐，士气也更加高昂。姜太公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且冲乱了商军阵脚，然后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冲垮。商军最前沿的大概正是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军队。他们不仅无心恋战，而且纷纷倒戈，同周军一起冲向后面纣王率领的守备部队，商军大败。战败的商纣王撤回到朝歌城里，在他的宫苑鹿台穿上玉衣，自焚而死。战胜的周武王赶到鹿台，砍下商纣王的头颅并悬挂到旗杆上示众。历时近600年之久的商王朝就此灭亡了。

《尚书·武成》中这样记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就是说：甲子日这天的清晨，商纣王率领他如林的军队来到牧野会战。他的军队不是周军的对手，前面的士卒反戈向后面攻击，商军大败，血流之多，竟然将军中的木杵漂了起来。

这段短短的记录，却留给了我们重要的信息。

首先，这个日子很特别，它是甲子日。

中国古人用天干地支来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顺序两两配对，进行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这样，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60就是一个轮回，周而复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六十甲子。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六十伊始，甲子为开首”，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所以，中国人觉得凡是大事的开始，用甲子日这一天最为吉利。

那么周选择在这一天开战，就具有特别的意味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利簋的腹内底部有4行33字的铭文，里面不仅提到了武王征商，还提到了就是在甲子日这一天。这是武王征商最直接的证据。利簋也被称为“武王征商簋”，出土文物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武王在甲子日这一天伐纣是确凿无疑的。

其次，这一天商纣王率领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只是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其中很多人都是奴隶和战俘。这些人不愿意为纣王卖命，还反过来帮周联军的忙。比如其中有一部分羌族的奴隶就向商军当中同族的官兵们喊话，呼吁大家投降，结果导致了商军临阵倒戈。

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给周帮忙的，不仅是这些阵前倒戈的奴隶和战俘，还有相当一批商的王室贵胄和官员。战前就有一批官员跑到周那边告密去了，《史记·周本记》就记载说：“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战斗开始之后，纣王的亲哥哥微子启也在阵前主动投降了周。

最后，“血流漂杵”则描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战场鲜血横流，或许还伴着天降的雨水，竟然将军中的木杵（也有说是盾牌或者其他器物的）都漂起来了，可见死者之多与场面之惨烈。按照另一部古书《逸周书》中的说法，这一战周人杀了商军十几万人。后世有好事者概算了一下，在一个小的区域内杀死十几万人，“血流漂杵”是可能的。何况当时正是雨季，雨水和着血水漂起杵来，就更有条件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和《逸周书》的记载真伪难辨，但战国时代的孟子是看到过《尚书》的。孟子在其中就看到了这句“血流漂杵”，大不以为然。他有一句名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由此事而发出的议论。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其中的《武成》篇，不过取信它的两三条罢了。仁道的人天下无敌，极其仁道的周武王去讨伐极不仁道的商纣王，怎么会流那么多血，还让木杵都漂起来呢？

孟子的不信很可能源于儒家倡导仁政。他要让“仁者无敌”的思想确立起来，所以凭着臆断就否定了《尚书》的这个记载，认为周武王这样至仁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至不仁的人，商王朝这边的人也都应该一呼百应、全面倒戈，怎么还需要杀这么多人呢？何况杀这么多人也显得周武王太不仁慈了。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写“血流漂杵”，只写了商军前列的士卒倒戈，与周联军一起往回打，商纣王就败了。感觉上，好像王师所至，兵不血刃，摧枯拉朽就结束了战斗。

本人觉得孟子的这个说法恐怕靠不住。首先，《尚书·武成》是胜利的周人记录的，他们一定也会本能地自我维护，这样残酷的场景，他们没必要无中生有；其次，古书惜墨如金，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会携带重要信息，《尚书》中直接形容这场战争场面的话语只有这一句，它应该是最精到的描述。

如果按照孟子和后世儒家的说法，商军几乎毫不抵抗，纷纷对仁义的周武王望风归降了。可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结束后为什么还会发生武庚叛乱？商的遗民为什么还会聚集到纣王的儿子身边起来反抗周呢？还有战后两个著名的贤人叔齐和伯夷，竟然耻食周粟，宁肯饿死在首阳山上，临死还作歌唱道：“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倘若没有发生惨烈的杀戮战争，“以暴易暴”从何说起？

即便按照明代王夫之折中的说法，古代“漂”与“飘”可以通用，可能是“血流飘杵”——也就是战场上砍杀出来的鲜血在风雨中飘洒到盾牌上，也显得有点和风细雨了。

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腐朽的统治者是不会自动离开历史舞台的。革命是要流血的。何况，牧野之战是两个世仇国家之间的大决战，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斗争，也是两种文化制度的大博弈！尽管周是闪电袭击，商来不及准备，但是这场战争也打得相当惨烈。“血流漂杵”也应该是牧野之战的真实写照。

然而，周本来是商分封的诸侯，甚至是商非常倚重的方伯，两者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是姻亲关系。那么周与商是如何走到了无法调和，只能用这场残酷的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地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