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稳步发展（1949年10月-1957年10月）(2)

第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报告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应基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和平的经济竞赛来实现。报告认为阶级、政治力量对比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进行斗争的因素，使避免战争的发生成为可能。报告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多样化，除暴力和内战的途径之外，还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2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内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中列举了斯大林滥用权力、违反法制、大搞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报告认为，斯大林的行为已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于苏联共产党解放思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以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各国探索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和作用。但也在苏共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思想混乱。二十大后，苏共党内的矛盾斗争趋于激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把赫鲁晓夫的路线和政策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是“唯意志论的表现”。而赫鲁晓夫却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支持，1957年6月22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决定把他们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由于东欧各国受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因此这一冲击波首先在这里掀起了政治波澜，最终造成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这些悲剧性事件的发生给本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惨痛教训。

国内背景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新生政权的初步巩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军事政治方面，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几个省份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进行负隅顽抗。国民党溃逃时在大陆遗留下200多万政治土匪和60多万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各地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捣乱，并与台湾遥相呼应，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财政经济方面，一是全国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人均为世界最末一批。如：钢15.8万吨，人均只有五两多；粮食11318万吨，人均只有200公斤；棉花44.4万吨，人均只有0.8公斤；棉布18.9亿米，人均只有3.5米。二是工业比重小、基础薄弱、门类残缺。生产资料工业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机械工业几乎为零，飞机、汽车、拖拉机等大型机械都不能制造，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三是交通和通讯设施极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初铁路仅有2.2万公里，能通车的只有一半，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全国25%的县城无邮局，全国只有31万门市内电话。四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依然存在。在国际环境方面，二战后美苏同盟关系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形成对中国的影响巨大，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执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历史进程正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首先，全力推进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1949年10月初到1950年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一部，连续发动了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和西南战役，以及对滇南、西昌地区残敌的战斗，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解放了广州、南宁、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949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进行了漳厦战役，解放了漳州、厦门和福建大部。1950年4月第四野战军一部进行了海南岛战役，在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配合下，取得了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胜利。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到北京，同以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18军一部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至此，全国除台湾以外已全部获得解放。全国解放后，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提到议事日程。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新解放的地区一律实施军事管制，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地方人民政府。1950年1月和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制定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区、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使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有了依据和规范。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所有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这样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日益巩固的群众基础，并为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创造了条件。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作了系统规定。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整顿经济秩序。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明确地规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之中，把“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官僚资本是中国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它在抗战胜利后已发展到集中了价值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的过程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打碎旧的政权机构的办法。即不打乱企业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对它们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完整地接收下来。派入的军代表的职责是监督生产，但不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由于采取了正确政策，保证了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样使新中国的国有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1949年底，国有经济已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纺产量的53%。国有经济还控制了全国金融、外贸、铁路及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的困难之一是投机资本横行，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政府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政务院正式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了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财政制度，使全国财经工作顺利实现了统一，新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进一步巩固了新生政权的基础。再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格局的初步形成。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新中国建立时，世界已经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互相对峙的冷战局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欧洲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冷战”；在亚洲则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从扶蒋反共、助蒋内战到敌视新中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企图以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了三大决策，一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要有时机和条件，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三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要胜利离不开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这三大外交方针标志着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改造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10月2日，苏联政府第一个照会中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十国相继与新中国建交，从而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赢得了良好开端。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1950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我国争取到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新中国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的特点，我国采取的外交方针和一系列外交举措是必要而有效的，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和国内各项民主改革工作的开展。正当全国人民投身于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我国又面临着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危险。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美国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政府严厉谴责了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径，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是，美国政府不顾我国的警告，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并于次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执意扩大侵朝战争。9月15日美军以优势兵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飞机多次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城乡，炮击我国商船，严重危及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时的兄弟邻邦朝鲜处于危机存亡之际，朝鲜党和政府急电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面临这一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元帅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进行了五次重大战役，五战五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第二阶段从1951年7月起，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战争呈现边谈边打的局面。我国国内部队轮番入朝作战，经过中朝军队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