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农垦　无怨无悔

王大本

年轻时的王大本

岁月匆匆。自1960年支宁始，至今已过去50年了。虽然流逝的时光和生活的磨砺已抹去了我的青春，但是抹不去我对这大半生的记忆。

我出生于素有“虽吴兴之东都，实江浙之雄镇”之美誉的浙江湖州（吴兴）南浔镇。

南浔，不仅具有“倚天目诸山之胜，揽太湖苕溪之秀”的美景，而且还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蚕桑之都、文化之邦”。早在南宋时，南浔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进入明代，其经济文化便已发达，既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之称的富豪群体，又有嘉业堂藏书楼、小莲庄等文化建筑。今日，更是全国知名文物重镇、旅游胜地和全国百个雄镇之一。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理想，我与众多的支宁人员就是怀着这种理想来到宁夏的。当时，我被分配到区农科所（现农科院前身）畜牧系当科技工，1962年2月，随农科所畜牧系整体搬迁到新组建的南梁畜牧研究所种畜场工作。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曾放过羊、喂过牛、挤过奶；上山捋过树叶、下沟割过芦草；经历过天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的磨难；饱尝了以沙葱、苦苦菜、秸秆粉、榆树叶粉充饥的滋味。生活艰苦而枯燥。新建的种畜场，也只有1排宿舍、1间牛舍和1间马厩，周围一片荒滩，无道路无路灯。在黑夜或风沙天全靠宿舍和畜舍里的灯光才能找到上下班的路。

1965年年初，领导让我改行当食堂管理员。我深知在粮、油、肉匮乏的时代，这个被每个人都盯着的管理员实在难当，所以我事先就和领导约定：干好干坏，只干3个月。那时，我不会打算盘，只有采取笨办法，像古人结绳记事一般，在印有金额的饭卡上画圈圈。为了能及时公布账目，这十几个人的食堂账目，我往往要熬一两个通宵才能算出。还有个麻烦是炊事员一休假，就得让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人去顶替做饭。我擀的面像地图，做的米饭不是生了，就是软了，后来我只好跟别人换工，我替他们下地劳动，让他们替我做饭。就这样，我坚持干了3个月后，死活不肯干了，领导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当年5月，组织上让我当会计，当时我想管理员都不好当，怎能去当会计呢？经领导再三劝说，我勉强接受了。当上会计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很适合干这项工作，于是我就下决心边干边学，以勤补拙。真是天道酬勤，通过实践，自己的算盘技术、财会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受到了领导好评。这份工作不仅增强了我勤学习、勤实践的自觉性，还为后来从事领导工作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在当会计时最让我头痛的是，逢年过节给单位的职工供应肉食，那时大家都争抢着要肥肉。无奈之下，我在每次供应肉时，先按家庭人口不同把肉分好，并依次摆放好，然后再让大家排队买肉，排到哪一块买哪一块，就这样仍有不少意见。我记得有一年的“三八”节，单位给每个妇女分羊肉，我家四口人中除了老婆，其他都是“秃头和尚”，所以只分到了半斤羊肉，羊肉很瘦，像个灯笼壳子，在阳光下透亮。现在回想起当年手里拿着那块又小又瘦的羊肉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八小时之内拼命干，八小时之外作贡献。”是我在南梁一队当书记时，最时兴的一句口号。我当时这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几品的“芝麻之芝麻官”，其实与普通农工没有多大区别，时常要带着职工白天干了，晚上再干。挖大沟、扛麻袋、堆草垛、插稻秧、拔杂草等农活都得带头干，为的是践行当年在职工中广为流传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口头禅。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这个队就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单位。不久，我就被调任场政治处副主任，后任主任。在1978年首次以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为基础选拔干部过程中，以95%的得票率，经上级批准担任了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月里，我真是很幸运了。

王大本在田间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1984年农垦系统调整场领导班子，开始实行场长责任制时，组织上叫我当场长，我不愿意干。因为我知道自己对农业不太懂，管理经验少，加之本人性格过于直率，容易得罪人，不适合当场长。至今让我深为自责的是我在当支部书记时，有一位工作很出色的农工，要在大忙期间请一天假修住宅，可我始终不准，使这位农工深受委屈。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挺“混账”的，一点以人为本的意识都没有。由于我坚持不当场长，后被调到玉泉营场任党委书记。5年后我离开玉泉营，先后在农垦商业公司、工贸公司、商贸总公司任党委书记、经理和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等职。

1995年11月我被调到暖泉农场任场长、党委副书记，后改任场长、党委书记之职，又给了我在企业锻炼的机会，使我在多年基层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得以发挥。在全场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完善人事、分配制度，产权转让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措施，强化了企业经营管理，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科技兴农，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农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了发展。粮食单产、总产、社会总产值和利润逐年递增，持续发展。即使在遭受了百年不遇特大洪灾的1998年，农场仍然做到了大灾之年粮食不减产，企业不减效，职工不减收。据审计结果证实：1996年～2002年期间，农场完成粮食总产15487.7万公斤，完成植树12853亩，育苗1290亩，零星植树17.61万株。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224.2万元，利润1885.6万元，完成计划任务的122.4%，年均赢利269.4万元。职工年均收入7589元。所有者权益也由1996年的1644.3万元增加到2003年7月底的3166万元，增长92.5%。随着农场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老年公寓、老年活动室、有线电视、广播并网等均成为事实，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观。

在这几年里，区、市、农垦局曾给予农场和我本人不少荣誉。为此，我深受鼓舞。

常言道“：知足者常乐。”我本想当一辈子会计的，没想到当了基层领导，还得到组织上的认可和一些荣誉。这一切，对于一个“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和既无背景、又无文凭的我来讲，已是心满意足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偶然得之？还是天赐良机？人生中重要机遇是十分难得的，这种机遇给了我锻炼和表现的机会，也让我遇到了好上级，是他们使我的人生发生了一次次转折，让我终生不忘。当然，我还应当感激的是宁夏和宁夏农垦对我的培育之恩，使我从一个无知的支宁青年逐步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在报效农垦事业的同时，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宁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成家立业，度过了我最美好的青年时光和我的大半生，也给我留下了不少难以释怀的往事。今天，追忆起我在宁夏的农垦生涯，虽然倍感艰辛，但是至今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