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十年　终生受益

吴忠礼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弹指间我们离开国营渠口农场已有35年了。但是，至今渠口农场仍是我们梦萦魂牵的地方。因为在那块热土上留下我们的青春年华和10年辛勤工作的许多苦乐与悲喜。现在我们虽然已到古稀之年，而发生在农场中的许多往事，一些老朋友的音容笑貌，以及从跃进渠畔到黄河岸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常在脑海中浮现。

我们是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史系政教专业的同班同学，1967年结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渠口农场做行政工作，她被分配到石嘴山市二中当教师。但是，我们被分配工作后，先被自治区党委统一派往农村，担任社教运动工作队员。直到1966年春，我们才到单位报到。

1968年，吴忠礼、刘仲芳合影

农场的办事机构是党政合一，即场党委与行政办公室合署办公。我被分在政治处做宣传干事，也兼做行政秘书工作。我的第一位顶头上司是政治处副主任（无正主任）刘志强同志。我的任务是做一些案头工作，如参加场党委、场行政会议做记录，起草有关文件和通知等。文案起草有一定的格式，以前没有接触过，是志强、成才等同志手把手教会我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下基层了解一些情况，给场有线广播站编写一些场内新闻报道的稿件，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场部干部的来源有部队复转军人、外省区调入的干部和原渠口人民公社合并进来的干部，以及陆续分配来的各个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大家都比较年轻，工作热情很高，刻苦学习，彼此相处得也比较融洽。我很快就与老同志们打成一片，心情也是愉快的，立志要在农场干一辈子，并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亦农”。

来农场时我们已结婚，但两地分居，我就住在场部办公室里。农场机关只有六间土窑洞，建在跃进渠南侧的一片坡形高地的荒滩上，四周没有围墙，远离生产队，开始时也没有树木。场部干部的家都在邻近的各生产队，与农工们住在一起。住在场部只有几个无家室的人，晚上无处可去，还真有点害怕。好在加工厂有一台自备小型柴油发电机，夜晚生产时，也给场部临时送电。虽然电压不稳断断续续，只能供几个小时，但在全场算是很现代化了。有了这份难得的光明，晚上就可以读书打发时间了。

1969年秋，我们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爱人调入农场中学任教，我们也在离场部最近的第七生产队安了家。我们的新家是原生产队队部，有独立的围墙。我们占用两小间子种库房，另外三四间为托儿所。这里白天有十几名幼儿，晚上空无一人。这个队部之所以被放弃不用，是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有一名生产队干部上吊自杀于屋内，被人视为凶宅，再也无人敢住。我们在近处找不到住房，只好选用了。小院中就住我们一家，还有两棵老柳树。夜晚一片昏暗（当时尚未通电）和寂静，深夜里时有猫头鹰在柳树上悲鸣，很是瘆人。那时是一个大讲革命化的年代，加上年轻气盛，思想单纯，根本不信邪，一住6年，没有另换地方。因为我晚上经常回家很迟，为了不让老婆和孩子们害怕，我与周围的邻居和同事都打了招呼，让大家不要将这小院曾发生过的事告诉她，但这个秘密并没有保住。1971年，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这所土屋中。孩子出生4个月时，我赴浙江出差，在浙滞留4个月时间。完成任务回到家中仅几天，小三就患急性痢疾，本来这种病在农场医院输液治疗就可以痊愈，但最好的护士却怎么也找不到血管，无法进针，只能急送宁夏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可病情却日益加重，医生在做全面检查时发现，在小三腹腔内有一个阴影，儿科请外科医生做剖腹探查，仍然是有影无形。当时儿子的病情既古怪又危重，住院后我们昼夜陪护在床边，小三见到我这张陌生的面孔就哭，我只好用帽子遮住他的眼睛，在他痛苦呻吟声的掩盖下哄他入睡。在手术和病危前后，小三需要大量输血。我是肝病患者，不能输血，只有靠他妈一人多次输血给儿子，但都没能挽回我们儿子的生命，并且到小三夭折后也没有找出病因。儿子结束他短暂的人生后，我们夫妻二人空着双手回到农场，都病倒了。

1971年参观大寨吴忠礼(左)、周连海(中)、王平仓(右)

在农场工作10年时间，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按照场党委的决定和领导的指示，做一些具体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功劳，但苦劳和疲劳还是有的，至少生活是艰苦的。住土房，睡土炕，土台子糊上报纸当桌子，墙上挖个土洞当书架。那时全场男男女女衣着一色，俊男靓女都显得土里土气。我们这批从城市来的大学生们很快就都融入这个大家庭中，并且入乡随俗，也被“土化”了。冬季人人身穿老棉袄、老棉裤，脚蹬老棉鞋，头带老头帽，远远看去，男人们各个都像小老头。在那热火般的革命年代，在高喊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时时刻刻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社会大环境中，我们脸晒黑了，皮肤变粗了，双手磨起了老趼，而这些都被视为“劳动人民美”“健康美”“心灵美”，就连身上长了虱子，也称它是“革命的小动物”，光荣着哩。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在参加社教运动中已接受到严酷的锻炼和考验。对于农场的艰苦生活当然早有思想准备，完全可以适应，并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着。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碰到了一些非常难过的“关”。

其一，劳动关。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并不怕劳动，更何况我们都在社教运动中经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考验，但我的情况并不乐观。我在参加第三期社教运动时，在“三同”时被传染上了肝病。由于条件的限制，被公社医生一直当做感冒或胃病治疗，误诊加延误使我的病从急性黄胆型肝炎转为慢性迁延性肝炎，最后成为定性的乙肝患者，被终身戴上一顶“乙肝病人”的可怕帽子。而农场的干部参加重体力劳动是家常便饭，如场党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蹲点工作组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总是少不了我。那时的蹲点干部都要与职工一起劳动，重活累活脏活都得干在前面。对我考验最大的是插秧和薅稻子，因为黄河岸边的温差较大，我有慢性鼻窦炎，早上两脚往水田中一放，马上就打喷嚏，流清鼻涕，很是难受。还有割麦子，每人顾几行，齐头并进，不一会儿，左右的人就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我还在挣扎着，于是大家又回过头来帮我。更让我难堪的是，因技能差，在割过的地上仍有不少漏割的麦秆显眼地戳在田中，一些女同志就对我喊“红旗招展”。开始我不解其意，休息时别人才告之这话的意思是说你割得不干净，麦穗像红旗一样仍在地里晃动着，是一种善意的嘲弄。我这个年轻人，在开会时能夸夸其谈，而一下地就连女人都不如了，真是羞愧得很。至于挖渠劳动，我更是体力和技能都远远跟不大伙儿。挖大渠是一项重体力劳动，人站在渠底的水中，挖一锹渍泥，要连土带水一起抛到上端，别人一脚踏下去，挖上一大块，嗖的一下就扔到渠顶。我也学着挖一大锹泥土，但却起不出土来，改挖半锹又扔不上堤。有时鼓足了劲向上抛，就连锹也一起扔出去，甚至似乎连人都要飞出去了。挖小渠活比较轻，给我分的一段，总是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基本上完成，但渠底总是“找不平”，更不会按坡度要求“洗”，往往被验工员戏称为“大肚子”。刘仲芳比我更累，她每天回家又要做饭，又要照顾孩子，而且学校的劳动时间也比较长。当时我们都是年轻人，并不怕苦，也无怨言，发自内心地认为，劳动和吃苦是知识分子走革命化道路、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我有肝病，大家照顾我。然而，当时讲改造世界观要“脱胎换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能“脱皮”还能“换骨”吗？我们坚信，要改造世界观，劳动是第一关，不闯过这一关就不可能“又红又专”，不会成为时代需要的革命化战士，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1974年任场政治处副主任时的吴忠礼(左)、郝斌(右)

其二，生活关。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童年和少年是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战争创伤的艰苦年代中度过的。刚步入青年，又遇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低标准”“瓜菜代”的严重困难时期。当时我们正处在长身体、求学业的阶段，吃糠、吃树叶、饿肚子，甚至浮肿，也是每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的事。大学毕业前后，我又被派往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干就是两年。所以我们在生活方面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并不怕苦和累，为什么在渠口农场反而出现了“生活关”的问题呢？

国营农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在当时全社会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又加上“大批资本主义”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气候中，农工不得在房前屋后种菜，更不可饲养家畜，所以种田的人反而大半年吃不到新鲜蔬菜，数月吃不到肉。咸菜、酸菜、土豆是当家菜，萝卜、大白菜、大葱是上品，能吃到一碗西红柿拌面、炒辣子、豆角就米饭，算是很享受的高级饭了，吃肉更是一种奢侈。我们家又和别人家不同，刘仲芳是回族，根本没有羊肉供应，只能干犒着。我还能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解个馋，就苦了爱人和孩子们。

我所说的“生活关”，还并不完全指吃不到肉和缺少新鲜蔬菜的事，而是缺水的大问题。农场建在黄河北侧的二三级台地上，凭农场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财力，无力打深井，只是在农田灌溉的几个月里，跃进渠经斗渠往农田送水时，在居民点旁的支渠边挖一个大坑，引水入坑，经自然沉淀后，大家都使用这坑水。可是农灌季节过后吃水用水就非常困难了。生产队虽然有毛驴水车拉水，但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每天或隔几天才能接到一担水。为了多储存一些水，我请人把炕头火炉进行改造，在火炉旁砌进一个很大的瓦罐，大约能容纳大半桶水，用这罐热水烧饭、烧开水。一年冬季，有几天我从瓦罐往外打水做饭时，似乎有一股与平时不同的腥味，也不大在意。又有一次我在打水洗脸时，发现脸盆的水中有一缕缕细细如毛发状物，我马上清洗水罐，从底部清出一只已煮熟了的老鼠，说明我们一家人饮用“老鼠汤”也有些日子了。现在我们一提起此事，仍然是一阵恶心。

饮用水都如此紧张，洗澡就更是一种奢望。渠口农场建在贺兰山余脉东麓50万亩荒原上，春初草木发芽和秋末草木凋零的季节，风沙频频，沙尘暴不时光顾，当地人称之为“刮死刮活”。但是劳动的任务不会因风沙取消，也不能因刮风就不下队工作。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在室外活动一天，晚上回家基本上都变成一个“土人”了。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回家后首要任务是冲个澡吧，而那时回家后，一般只能倒半脸盆水，先洗脸、再擦擦身子，然后洗脚，最后利用脏水把袜子洗了，真叫“一水洗百净”啊！当时到银川办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澡堂洗澡。泡过澡后换上干净的衣服，感到全身轻爽，神采飞扬，如同换了一个人，别提有多舒坦和高兴了。

生活中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照明问题。对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我们，没电的不便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晚上，我要办公，她要批改学生作业，两人共用一盏煤油灯和一只木箱，每天早上洗脸时，鼻孔就像烟囱，是两个黑洞。直到1971年，全场才总动员，在副场长王保安的指挥下，通过会战形式，把电从黄河南岸引进农场，全场男女老幼一片欢腾。我也像解放初期第一次看电影那样激动，久久看着熟悉的电灯泡，既陌生又亲切。

1971年，我在农场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能解决组织问题，在当时那样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是何等的不易，因为我们两口子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情况都存在不少“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又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唾骂为“蒋马匪帮”的马鸿逵家族的成员；我虽然出身于中农家庭，但娘舅家也是地主成分，其中还有一个舅舅在台湾。不过当时有一条政策，叫做“既讲阶级成分，又不唯成分论和重在表现的”精神。场党委根据我的一贯表现，重点培养我，指派时任场党委副书记的刘志强同志和原场党委副书记张兰玉同志给我做入党介绍人。1972年1月7日，国营渠口农场场部机关支部同意我入党。入党后我又被提拔为场办副主任，后改任政治处副主任。1975年调自治区轻纺厅任党组秘书。1979年调宁夏社科院，从事宁夏地方史研究，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研究岗位。

在渠口农场经过长达10年的磨炼，虽然在生活中吃了许多苦，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是对于这10年的经历，我们两口子至今都不后悔，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顾、最有意义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因为有渠口农场10年锻炼垫底，以后在生活上和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战胜它。而且农场处于社会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生活在基层，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能看到和理解他们的艰难，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加深了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与认识，这些都对我从事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帮助很大。正因为有农场10年的基本功，我才能在研究的征途中取得较快的进步和较好的成绩，逐步成长为自治区社会科学领域一名较有影响的学人。我先后担任过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宁夏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享受“政府特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65岁退休后，仍被返聘继续工作，发挥余热，担任《宁夏通志》的副主编。其间又被评为“宁夏50年最具影响力人物”，并被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宁夏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优秀人才奖”，名字镌刻在“银川文化广场”的名人碑上。刘仲芳是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曾多次被评为院校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农场那10年积累的精神财富，以后的一切都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饮水思源，我们一辈子把渠口农场视为精神家园，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