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待在外头朝里望是很难耐的，可是这些洋人别无选择。他们麇集水边而居，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这城墙虽然日渐崩颓，但气势仍在。这些洋人常爬到租来的寓所屋顶，隔着城墙眺望栉比鳞次的街道和庭园幽深的大宅院。他们获准沿着西墙的外沿闲步，城门警卫森严，兵丁成群，洋人走过的时候，对着又长又黑的甬道朝城里望。如果时局安定，三五洋人会事先约好，在一大清早碰头，绕着外城墙走上一圈。假如没人挡路的话，这一趟大概要花上一个时辰。1835年年底有场大火，烧了一整夜，毁了逾千户房舍，有个洋人爬上城墙看火；兵丁先是把他赶走，后来又准他第二天下午来看，还可在城墙上闲逛。但这只是破例施恩，下不为例。有些人得到允许，到城外小山上的庙里走走，从庙的塔楼上远眺城墙里的大千世界，景观自是不同。还有些人看旧地图，把城里的地标安在他们从未走过的街道上。

洋人在郁闷之中，度量出他们居住地的范围。从东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从北到南距离更短。这块地区南临珠江，江边有一块空地，洋人管这叫“广场”。房子正门离江边只有五十步之遥，挤满了房舍，只有三条南北走向的窄巷将房屋稍稍隔开，巷尾的大门到夜里还要上锁。1836年，这里住了三百零七人——主要是英、美两国人，但也有一些帕西人和印度人、荷兰人、葡萄牙人、普鲁士人、法国人和丹麦人。他们不准带女眷，二十四个已婚男人必须把妻子留在一百英里外的澳门，乘舢板走沿岸水路最安全，但要花三天工夫。在1830年，有两次有些人不守规定，带了妻子女眷前来。这些妇女头戴绒帽，披着斗篷怕人识破，镇日都留在屋里，到了晚上才出门四处看看（选这个时间是因为店铺已打烊，街上似乎没人），结果立刻有人大喊“洋鬼婆娘来了”。当地人打亮了灯笼，把路给堵住，到洋人都退回家里才罢休。官府以不让做生意来逼他们把妇女送回澳门，终于是遂了愿。

但是生活也并非没有补偿。钱不难赚，而且不管年纪大小都赚得到。如果做的是鸦片买卖，而买主又急着要的话，几分钟就能赚到两千美元；买卖茶叶、生丝、皮毛、药品、钟表、瓷器和家具，赚的钱较少，但比较稳定。洋人自己印了两份周报，报道当地新闻以及有关商务和国家政策的冲突和争论。这里有个成立未久的商会，还有两家客栈，每晚花个一美元就可享用带蚊帐的床，还有热水可漱洗，可惜没镜子。这里每天都有鲜奶可喝，附近总有洋人养几头奶牛，或是在当地的牧场，或是在泊于珠江的船上（船只经过改装）。这里还有座可容纳一百个座位的小教堂和“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分会。甚至还有一套新的邮寄设施，往来于广州洋行和澳门之间，取代了老式邮船。每星期三、六收邮件，信件的邮资五美分，包裹收二十美分。老邮船上的水手脾气坏，有时把邮包扔到水里，任其漂浮，如果没沉下去的话，才把它捞起来。

有十三排房舍被称为“行”或“商馆”，这是从一小帮中国商人手里租来，他们得了官府特许，可以同洋人做生意。屋子宽敞，通风良好。其中有好几间毁于1822年的大火，但又用花岗岩和当地的砖瓦石材修葺一新，靠河边一侧修成两层楼，后边则加成三楼。新屋更能防火，附近就有设计巧妙的水龙。十三间房舍各有套间、储藏室、写字间，彼此之间有拱顶过道相连，又保有隐私，长长的走廊和威尼斯式百叶窗挡住夏天烈日。尽管天气炎热，但人在硬藤席或竹席床上睡得很香，一点也不怀念家乡的羽绒被。

每一组房舍是看里头哪个国家租的房间最多来命名，所以会有西班牙馆、丹麦馆、瑞行（即瑞士行）、英国馆、荷兰馆，最近还有美国馆。但并不是说里头就没有别国的商人，而十三洋行之间有许多小团体交错并存。有些房舍里还有弹子房和图书室，宽敞的游廊伸向河边，阵阵轻柔晚风吹来。华丽的餐室摆着灿亮的烛台，映照在银盘和光滑无疵的餐具上。山珍海味，每张椅子后头静静站着穿戴正式、神色肃穆的中国仆人。从一个美国年轻人的财产清单（由细心的中国账房列出来），便可窥见这种生活的模样：刀叉各三十把，三十只玻璃杯和细颈瓶，一皮箱羊毛衫，剃须盒和各式古龙水，镜子，肥皂和蜡烛，帽子和小望远镜，裱了框的画，一把枪，一柄剑，五十磅方头雪茄和五百四十二瓶“洋酒”。

洋人之间颇有来往，有时也奏乐助兴。来访船上有红衣乐手会在广场上演奏，让洋人听得兴起，但让一旁的中国人惊诧不已，听得挺不舒服。1835年的广州还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新玩意儿，在蒸汽船上开宴会，还有乐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向岛屿密布、风光旖旎的大海。出了港湾，循小径登伶仃山顶，在十五个挑夫的簇拥下，找一块平坦的大石，摆上鸡鸭鱼肉、美酒糕点，当然也是有乐队助兴。吃饱歇足之后，如果你希望的话，还可顺着山坡踏上厚实干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脚。

语言似乎是个问题，因为放眼广州城和洋行，没半个中国人能读写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只有几个洋人能勉强写些粗浅的汉文。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全盛期，有十来个英国年轻人来广州洋行学习汉语。他们译了一些中国小说戏曲，甚至还译了一些中国典章，这样便能更审慎评估官府规章是否公正。虽然官吏有时把那些教洋人汉语的中国人关起来，甚至还处决了一人，而教汉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学生的寓所。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奋力抗争，努力不懈，终于争得以汉语译文（而非英文）呈递商务文书，以及雇中国教习学中国典籍和广东方言的权利。虽然公司董事始终没争得雇佣中国刻工的权利，但他们还是自己用木版刻刊了一本英汉字典。而且他们还设法收了四千本书，里头有不少中文书，在宏伟的洋行里设了图书馆，请公司的资深医生代为管理图书馆。

随着英国政府在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这段辉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大部分的学生和精通汉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国家。良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死于垄断权废除这年。那所图书馆也撤掉。到了1836年，只有三个在公司的花名册上被列为“学有所成”、可领享年金的年轻人留在广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办撤离事宜。在划定给洋人住的区域里，连一家书铺也找不到，因为律令明文规定，不准卖中文书给洋人，即使把地方史志给洋人看也属违法。想找书的话得多走几步路，到城西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两头有门，夜里会上锁），里头有两家书铺敢于犯禁，把一些小说、演义和“志怪故事”卖给洋人；有时还代为设法从城里的大书铺买些其他书籍。

但是多年经验衍生出一种被称为“广东洋泾浜”或“皮钦英语”的语言，几乎所有在洋行间讨生活的人都用它。这种语言把借自葡萄牙语、印度语、英语和各地方言的词汇糅为一体，而后根据汉语来拼读，在发音时把“r”转成“l”，把“b”转成“p”，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联系。“Pidgin”一词源自英语的“business”（生意），发音误转为“pidginess”；而“Deos”（上帝）则成了“joss”，因此“宗教活动”就说成“joss pidgin”。“性”是“lof pidgin”, “窃贼”则是“la-le-loons”，源自“ladrao”, “船只”说成“junks”, “市场”是“bazaars”, “午餐”是“tiffin”, “信件”是“chit”, “管事的人”（mandar）说成“man-ta-le”或“mandarin”, “文书”说成“chop”, “紧急文书”说成“chop-chop”, “十万”是“lac”, “劳工”是“coolie”, “会议”是“chin-chin”, “熟人”说成“number one olo flen”。在齿辅音之后会加两个“e”，这样“want”就成了“wantee”, “catch”就成了“catchee”。店铺伙计手头放有一本手册，由当地人编纂，当做生意指南。里头列着某个事物的中文名称，再以广东方言标注英文的发音。例如“秤”标作“士开了士”, “一月”就标作“叶那里了”, “西风”标作“威斯温”, “一、二、三”就标作“温、吐、特里”。所以，富商伍浩官知会一个年轻的美国商人，有个大官要来，要一大笔钱，语带无奈地说：“Man-ta-le sendeeone uece chop.He come tomollo, wantee too-lac dollar”，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意思。

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河岸停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船只，几乎看不到水面。有从上游来的货船、运送旅客的客船、以船为家的疍户、招揽嫖客的花船、浪迹天涯的算命先生、官府的巡艇、剃头匠的小船、贩卖吃食、玩具、布匹或家用杂货的船只。这些的吵嚷声此起彼落，往返于牡驴尖（Jackass point）码头和河南（指珠江以南）岛之间的摆渡船穿梭其间。河南岛上有茶园、园林和寺庙，洋人有时可获准到那儿散心。此处有八十艘小渡船，每艘可载客八人，每人收两个铜板，如果不想跟人挤的话可包船，十六个铜板。还有很大的戏舫，沿途卖艺，戏子就在途中排练，戏船上还提供鸦片，出得起钱就有。

这些戏舫的主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洋人请上船，固然是想赚点钱，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论，真诚好客和热情也是有的。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磨坊伙计洗了澡，大口吞着青菜白饭，很欢迎带人去看看那十一个大磨盘和推磨的老牛。夕阳西下，一伙木匠、泥瓦匠聚在街角遮阳篷下吵闹着、吃着酒菜，也会招呼路过的洋人坐下来。一群群健壮如牛、或光着脚板或穿着草鞋，身上几乎不着衣物的苦力，扛着扁担和空荡荡的挑索，在铺棚和市场间或蹲或站，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耐心等候好几个时辰，图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们还是会快活地同你打招呼，表现一片善意。

洋人叫得出一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调的变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权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产权都归他们所有，并居间把洋人的请求和抱怨转呈官宪。伍浩官、梁经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库房也建在十三行商馆东西两侧的珠江岸边。此外，人人也都识得官府的“通事”, 1836年的通事有五个：阿唐、阿通、小唐、赖才和阿衡（均为音译），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挨门挨户转达重要消息。

我们知其名的还有上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诊疗所看病的人，挂号簿上仔细登记了他们的名字。伯驾的“普爱”（或译“博爱”）医院在1835年下半年开办，设在新豆栏街（Hog Lane）七号“丰泰行”的二楼，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从1835年11月4日到1836年3月4日之间，就收治了九百二十五名患有白内障、肿瘤、脓肿、耳聋、偏瘫等各式疾病的人，其中有米商阿兆、阿洁姑娘、衙门里的书吏马泽敖、兵丁张山、裁缝庞氏（均为音译）等。

初见新豆栏街，实在不像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但医院院址位于这窄巷的北端，远离河岸，靠近那条划为洋行商馆区北界的通衢大道。伯驾选这地方自有他的考虑，“病人来去可不用穿过商馆，惊动洋人，本地人也不会因为进了洋人的屋子而遭人物议”。竹签上头写了汉字和英文，由楼下的杂役发给前来问诊的人（有些人已等了通宵），然后一一上楼，伯驾治得了的就全力医治。病人小至六岁，大至七十八岁，有男有女，且人数极多，令伯驾颇感意外，他说：“我以为在诊所里医治女性病人会有困难，女子走进洋行被视为是犯法的”，但由于多半都有男性亲属陪同，既可照料也省得让人闲话，“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女性病人大约占了三分之一。

还有一些人，虽叫不上名字，其经历却也让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有更完整的印象。两个瞎了眼的女童，顶多不超过九岁，拿着木碗讨饭，相互扶着走到广场，她们虽然衣衫褴褛，光着脚，满身虱子，可她们依然有说有笑。书贩肩挑两筐时兴小说，摇着拨浪鼓，挨家挨户向伙计工人卖书，好避开约束书铺的那套规定。他把手中货色给前来问货的洋人瞧，说他心里对官府的规定并无怨言。他赊账批来的一千多本书已卖得差不多，只剩下他现在挑着的这三百本软面装帧的小薄书。

广场上有几排货摊，卖的东西不同，叫卖声也互异——卖水果糕点、甜食羹汤、猫狗、各类家禽，还有连着蹄子的大块马肉、一串串风干的鸭舌头，那鸭舌形如锥，硬如石。还有人怂恿客人去看那漆得鲜红的西洋镜，或是搭座小戏台，搬演木偶戏。上年纪的妇人带着针线席地而坐，给人缝补衣裳，或是摆些博彩游戏摊，赢的人可得一双鞋子；郎中给人拔罐疗伤；修补匠坐在铺棚里修理挂锁、烟筒、玻璃陶瓷器皿和金属容器；玩鸟的人三五成群蹲坐在一起，爱鸟或在笼中，或栖歇在棍棒上，或是让人捧在手里抚弄。

三条穿过洋人商馆和寓所的街道把行馆区的房屋划分成四块宽度不等的街区，每块街区都是店铺林立。最宽的“靖远街”（Old Chinese street）有十二英尺宽，“同文街”（New Chinese street）和新豆栏街稍窄一些。总的来说，这几条街窄到几乎动弹不得，被人挤得晕头转向，也可能被抬着四人大轿或挑着重担的苦工狠狠撞上一下。道士，尼姑，和尚，捕鼠人用扁担挂着十几只老鼠，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换银两铜钱的人，从城外山上捉蝈蝈来卖的人——全都挤到这里。卖着洋人可能会喜欢的贵重物品的店铺，用罗马字母标着店主的名字，还用英文将货品描述一番：象牙雕刻、玳瑁壳、珍珠母贝、各色丝绸、漆器、虫鱼花鸟画或以著名战役为题的画，其中身穿红色军装、头戴三角帽的英国人在清兵枪炮猛击下，直挺挺地列队坐在地上。每买一件东西，都得从店主处取得文书或让店主在货单上盖章，否则人离开广州时，东西会被没收。

1835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通往广州近郊的一条小巷口处，一具死婴躺在垃圾堆中的提篮里，身躯弯曲，微微浮肿的头颅挂在篮筐边上。巷口很窄，一个从乡间散步回来的洋人路过时不得不跨过提篮，他的腿还悬在半空的当儿，看到了篮子里的东西。他又是惊讶、又是迷惘地盯着婴儿的脸孔，而一群路过的中国人也以同样迷惘的眼神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