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
当我们站在动态的角度上看待布迪厄社会学体系时便不难发现，其实“文化资本”并不像某些批评家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静止和一成不变的僵硬实体。相反，它是一个深受惯习和场域等因素影响、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化并能够“转换”成其他各种形态资本的运动体。例如，出身于良好家庭环境的上层阶级子弟尽管绝大多数都从其父母那里继承到大量诸如书籍、绘画、唱片等“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但是这些资本通常却会在各种变量——如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的态度与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转换成形态各异的资本。也就是说，它既可能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形态的“学历资本”，也有可能被转换成兴趣和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审美倾向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此外，有些学生尽管经常出入美术馆和音乐厅并且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并不理想，部分学生甚至对学习本身毫无兴趣。因此，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即学历资本的获得虽然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良好的家庭出身却不能等同于高学历的获得。因为良好的家庭环境并不是获得学历资本的唯一条件。在许多时候，勤奋和明确的学习目标等行动者的行为倾向（惯习）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考察主体性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从行动者在场域内所处的地位入手。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弄清以下这些基本问题：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场域）内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当处于不利地位时，行动者该如何将其拥有的文化资本“转换”成一种有利的资本？显然，只有当行动者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所处场域内的正统文化相匹配时，才能发挥资本的固有作用。否则，它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很有可能转变成“呆坏账”。当行动者的文化背景和特定场域内正统文化发生冲突时，他必然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行动者必须将原有的社会及文化资源“转换”成一种适合于所处场域的有利的文化资本。但必须指出的是，行动者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正统文化之间的差距不能过大，否则磨合过程会变得异常艰难，行动者随时有可能陷入认同危机甚至会遭到全社会的遗弃。此类现象频繁出现于剧烈动荡的年代。此外，生活环境的剧变也很容易使人陷入同样的困境。例如，生活在“现代化”进程最前端的中国大都市中的部分中下阶层居民和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改变观念并创造出一种有利的文化资本的话，便很可能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而陷入被遗忘和被抛弃的悲惨境地。
不过，这种资本的“转换”和生产显然不是在一成不变的条件下完成的。它是一种资源的总动员，是在环境和行动者行为倾向等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创造出来的。法国社会学家沙帕尼奥曾在一篇题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产》的文章中，以法国中部布尔格尼奥地区布雷斯的一些较为偏僻的村庄为对象，对资源动员行为和文化资本形成的关系进行了详尽考察。
此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利用哪些手段来维持农业经营，使用怎样的分类和筛选标准来决定农业项目的取舍以及文化资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问题上。沙帕尼奥发现，在此过程中有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本并非学历资本。因为当地农民不存在任何学历上的差距。在此情形下，是否掌握适合于市场经济机制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成为重要的分类指标，而学历资本则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沙帕尼奥同时提醒我们，这些被视为“文化资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明显不同于诸如“企业家精神”的积极进取的现代意识。它更接近于一种被称为“惯习”的态度倾向。
那么，农民是如何创造并获得这种态度倾向的？在获取过程中，他们具体动员了哪些资源呢？学习理论认为，态度和其他通过学习习得的东西一样，是一种习惯。所以，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学习形成。但与此同时，行动者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态度。换言之，态度通常是通过与能够为我们带来某种利益的他人交往或者仅仅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获得的。法国中部地区农民的社会学习主要是通过“亲戚关系”和“职业关系”来完成的。沙帕尼奥发现，农民“现代化”态度倾向的形成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亲友中那些从事其他工作的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这些关系不仅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信息，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除此之外，他们偶尔还能得到亲戚们的援助。另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协作组织、指导普及团体和金融机构等的利用也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能使他们得到各种直接的帮助，还能让他们学到许多“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知识并借此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这些新的知识和观念最终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态度倾向。在这种态度倾向的指引下，农民想方设法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并为提高生产效率共同出资购买各种先进的农用设备。
显然，当学历资本的差异化效应不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并且从父辈那里继承到的农业知识和技能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时，农民便不得不努力创造一种顺应环境（场域）变化的文化资本。尽管在此过程中亲属关系和职业关系等外在因素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但行动者的主观态度这一内在因素——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关系、如何将这些资源“转换”成一种有利的文化资本——也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惯习行为和态度倾向即便不属于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意识性行为，但也绝不是基于惰性的被动选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合理判断之上的理性行为。
此外，行动者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内所能发挥的能动作用，即主体性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社会学家迪马格曾经以美国高中生为对象，对“文化资本”和“学习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们在文学、艺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兴趣爱好（迪马格称其为“文化资本”）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但出乎意料的是，父母的教育程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并没有呈现很高的相关性。这一结果无疑和布迪厄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出入。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家庭和父母直接影响下所经历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对以后学校教育的成功（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起着决定性作用。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实际上取决于早期引导。归根到底，这是家庭环境作用的结果。……来自家庭出身的文化习惯和才能，在最初指导（产生于早期决定论）的作用下，影响成倍增加”。然而，迪马格的研究却使布迪厄的这一结论相对化了。因为它至少表明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场域）内，家庭文化背景尤其是父母学历的高低对行动者的学校成功——学习成绩的好坏——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迪马格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法国而言，美国社会中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和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度是较低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迪厄的“再生产”模式更适合有着较强等级观念的法国社会，而不太适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迪马格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韦伯曾经预言市场的兴起将会严重侵蚀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尽管我们对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明确的定义和严格的划分，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地位文化变动却更为松散了。由于群体成员对其所属地位组成的认同已大不如前，因此一种用于识别自身以及其他成员社会地位的新的地位文化变得尤为重要。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可供选择提取的地位文化库。而且，地位文化参与随时可能会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迪马格同时指出，“地位是一个物化过程而非私人属性。属于某个名门望族的个体会显示出某些共同的品味、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这些文化要素不仅可以使成员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顺畅，而且也能反映个体的社会地位。”
迪马格同时指出，“在地位文化这个流动世界里，个人的文化资本存量只是部分地由他们的儿时经历和家庭背景所决定”。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社会出身较低的学生来讲，通往更高社会阶层的最为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缩小和上层阶级正统文化之间的距离。迪马格把这种既承认家庭文化背景重要性，同时又重视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文化资本的思考方式称为“文化迁移”模式。显然，“文化迁移”模式较为适合美国社会。在美国，尽管文化资本同样主要来自家庭和父母的馈赠，但行动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十分重要，起着一种补充和整合的作用。而在行动者后天获取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除了同龄朋友、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行动者自身的学习态度和行为倾向。此外，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还和特定场域内文化的规范化程度有关。由于美国社会的文化规范化程度较低，所以相对而言其评判和选择标准也没有欧洲国家那么严格，而显得较为灵活和宽容。在那里，即使可供行动者继承的文化资本很少，即使行动者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他们仍然有机会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这一缺陷。因为美国社会在提倡一种自我奋斗精神的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和宽松的学习环境。
由此可见，社会不同，“获取”文化资本的方式也不同。在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里，布迪厄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即“继承”方式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相比之下，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自身的努力等“获取”手段就显得比较次要。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文化的规范化程度较低而且等级意识也较为薄弱，所以第二种获取方式，即通过学校教育“获取”资本的方式就比较重要。与被动的“继承”不同的是，行动者在后天“获得”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积极态度（行为倾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尽管这里所说的“行为倾向”部分类似于布迪厄的“惯习”，但相比之下，前者更趋于一种理性的选择。换言之，行动者的行为并非总是产生于无意识的状态，而且其作用也并非总是在无意间发挥出来的。在更多情况下，行为倾向体现着行动者的意识与意志，是一个能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理性产物。
显然，要想全面认识与理解文化资本的意义与作用，除了必须把握住文化资本的内容会随着行动者所处团体、场域和争夺目标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一重要特征之外，还必须对变化过程本身，即行动者为适应场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文化资本结构这一动态过程予以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以树立进大学深造的目标为例，我们发现许多学生对大学的最初认识其实并非直接来自父母。他们对大学的了解很可能来自亲戚、朋友、同学甚至是同学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亲朋好友和同学既是他们模仿的对象，同时也成了他们获取各种大学信息的渠道。因此尽管这些学生的父母本身可能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法传递丰富的文化资本。但是，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却不再是一个陌生和无缘接近的神秘世界。亲戚朋友此刻已成为通向大学的一扇窗户、成为他们立志考入大学的主要依据。
类似情况也经常发生在学校这一重要场域内。在学校教育中，一些文化资本匮乏、出身于中下层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子弟们经常会利用勤奋这一手段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布迪厄和帕斯隆在《继承人》中曾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谈及“认真”和“勤奋”等无形资本（惯习）的作用，并认为这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生们文化资本的先天不足。他描述了中产阶级子弟的这一行为倾向：“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如崇拜严格而艰难地完成工作）。”中产阶级这种“严肃态度可以使他们在这一方面（上层阶级子弟的优势）得到补偿”。出于对文化的热爱，他们掌握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为了弥补文化资本的先天不足，他们从不无故缺席并认真记好课堂笔记、做好每堂课的预习和复习工作。但如果我们愿意用较为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这类现象的话，那么便不难发现许多学生为了弥补自己文化资本的不足，会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去发展和强化另一种惯习，创造另一种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文化资本（诸如“认真的作风”和“勤奋的态度”等无形资本）。尽管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理性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时确实是一种反映行动者意识和意志的能动的合理行为。由此可见，要全面认识与理解文化资本的意义与作用，就必须在把握住文化资本的内容会随着行动者所处集团、场域和争夺目标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一重要特征的基础上，对变化过程本身，即行动者为适应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文化资本结构这一动态过程予以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