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行动者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隐蔽”指行动者在进行文化资本的投资、积累和持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désintéressement）。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 ‘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凭借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掩盖自身是一种源自于 ‘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以及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的能力，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

通常情况下，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都是放在“象征支配”的框架内来加以认识与理解的。从这一视角出发，布迪厄“资本”概念的基本特征就可概括为，将通常不被视为“资本”的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象征资本看作一种隐藏着资本性质的“资本”；将隐蔽着资本性质的象征资本和赤裸裸地体现着资本性质的经济资本之间的对立视为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迄今为止，象征资本所具有的、从“象征支配”视角出发的“隐蔽性”特征通常被视为一种“误认”，并且往往都是被放在与“象征暴力”与“象征权力”等概念的关联中来加以把握的。也就是说，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更多的时候被解读成上层阶级进行支配与剥削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对布迪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并非总是从阶级支配的角度来理解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的。在许多场合，他也将这一功能解释为集团全体成员的一种合谋，并将其与“集团”及“场域”等概念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实践信仰是所有场域暗中规定的入场券。借助这一规定，不但可以惩罚和开除游戏破坏者，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新来者的选择和培养使他们认可场域的基本预设。由于这种同意既是无可争辩和前反思的，也是朴素和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信仰称为原始信仰。表示同意的无数认可行为和行动者是否亲自参与游戏有着很大的关联。此类认可行为不仅不断生成着集团性误认，而且也是场域运作的条件和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对生产象征资本这项集体事业的一种投资。但要想实现这一集体事业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场域发挥功能的条件必须是被误解（误认）的。

正如文化是一切社会斗争目标的“赌注”，人们参与游戏（赌博）并以热衷于此为前提。同时也将这一前提转变成不得不进行争夺的目标之一。而且如果人们对文化缺乏兴趣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对抗和竞争等行为。反之，文化兴趣本身也产生于对抗和竞争行为之中。在以游戏参与行为为前提的最初的投资中，也就是在创造游戏的同时通过围绕着斗争目标的竞争而进行再生产时，被认为偶像中的偶像的文化价值产生于关于游戏价值的集体信仰中。

这里所说的信仰既可以是一种宗教信仰也可以是团体成员共同信奉的一些价值观念。此外“场域”所指涉的范畴也十分宽泛。它既可以指具体的、正规的集团组织，也可以指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松散的社会网络体系。布迪厄认为正是这些形式各异的场域内的价值观念的误认=承认，构成了社会集团共有的象征资本的生产行为。例如，在大学这一学术场域内，尽管“职务晋升”是一种共同的价值信仰，但却很少有人对其客观的社会意义进行过深入思考。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认同此观念的。也正因为如此，“职务晋升”这一价值信仰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固有作用，并帮助受此观念影响的全体成员进行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但必须指出的是，象征资本的生产和投资通常是以一种相对的价值标准为前提的。所谓相对价值就是指象征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包括场域外整体社会在内的社会空间内位置的阶梯式排列。我们可以运用博弈论中零和博弈的概念来加以说明。零和博弈指一种有人得到必然意味着有人失去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人们如何进行分配，也无论是谁得到或者失去，其资源总量是恒定不变的。社会位置的阶梯式排列正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有人上升就意味着有人下降。但不论怎样排列其资源的总量都不会发生改变。对于布迪厄来说，“资本”的意义和社会全体成员相对的位置排列有着密切联系。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资本”本身，它同时还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客观生存状况。还是以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为例来说明，尽管博士学位这一“学历资本”是评定教授职称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不过对于被评定者来说，仅仅拥有博士学位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往往还取决于参加此次职称评定的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人数的多少。人数越少，博士学位的价值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所有者所处的社会位置才是决定其社会存在并创造社会意义的源泉。

显然，这是“隐蔽”功能的一种有别于“象征支配”视角的、从“惯习”概念出发的解读方法。“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他为了摆脱社会决定论并建立一种可以同时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而提出的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惯习”概念同时也为我们全面理解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提供了新的途径。布迪厄指出，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随时准备进行自身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但由于这一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所以最终也只能在通常所说的非经济层面上将其转换成一种合理的实践行为。

不论自觉与否，个人及其家庭……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来保持或扩大自己的财产（资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量地维持和提高自己在阶级的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那么，人们是如何在保持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呢？布迪厄利用“场域”这一理论装置解决了此问题。所谓场域，即指人们围绕着某一参与对象——如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教育等——而形成的社会圈。显然，场域不是由一群毫不相干的行动者聚集起来的单纯的社会集合体。它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生产物、价值观、思想、制度、组织、规则的人员组合而成的多元复合体。例如，艺术场域通常就是一个由艺术家、批评家、画商和艺术经纪人等以“美术”这一参与对象为媒介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体系。而且，它既可以是一个与艺术有着密切关联的具体集团（所谓“艺坛”），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包括创作出各种作品、艺术理论、流派、意识形态等艺术产品，培养和发掘年轻艺术家、艺术大奖赛等制度，美术馆、画廊、美术协会等组织的，与“艺术”有关的任何要素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行动者在不断制造着差异的同时，也建构起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并生产出艺术场域特有的结构。

象征资本（文化资本）“隐蔽”功能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在特定的场域内部制造一种真实感并维护和保持这种真实感。它具有生产与某一特定场域有着特殊关系的象征资本并捍卫这一资本的功能。具体地说，“隐蔽”功能就是指象征资本具有一种保守无法使经济资本得以正当化的非经济场域——如文化或学术等场域同样具有资本性质——这一秘密的作用。那么，布迪厄是如何运用个人主义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隐蔽”功能的集体性特征的呢？布迪厄指出，通常情况下“资本”总是和特定的场域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形态的资本都可以和其他资本进行转换，而且它们都属于一种货真价实的“资本”。但是，我们之所以还要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每一种形态的资本只有在创造出这一资本的特定场域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固有效用。

布迪厄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空间，如家庭和学校在作为一种生产 ‘能力’的场所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作为承认这种 ‘能力’所具价格的场所之一发挥着作用。而且可以断定，任何场域都会给自己的产品最高的价格。也就是说，学校市场将会给予经由学校制度认可的文化能力及符合学校教育的生活方式更高的价格。而另一方面，被学校之外的价值观念所支配的市场——既可以是 ‘社交性’沙龙或晚宴，也可以是考验整体人格的任何职业生活中的机遇（就业面试、施政方针演说、讨论会，等等），以及学校生活中的各种机遇 [ENA（培养官僚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口试，等等] ——反而会给予从家庭中得来的东西（继承到的文化资本）更高的价格。凡是可能让人联想到学校获取条件的任何倾向和能力都会降低其价值。”也就是说，在学校内可以得到“最高价格”的不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是可以获得受人尊敬的优秀的学习成绩。反之，在企事业机关等场域内，学习成绩不再是最具价值的资本，人们更为注重的，是行动者实际的工作能力、社会关系和口才等社交技能。换句话说，在某一特定的“场域”内，人们真正关心的并非行动者拥有资本总量的多少，而是他究竟有多少资本可投资于这一场域。

从布迪厄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行动者进行的个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和他们捍卫集体利益的行为并不矛盾。事实上，很多时候它们还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团体（场域）内某一成员如果想要保卫自己的财产（资本）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和这一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携起手来共同捍卫与这些资本有着直接联系的“场域”。因为“任何场域都会给自己生产的产品最高的价格”。也就是说，最能体现资本价值（与其他资本的交换率）的正是生产这一资本的场域。所以，捍卫这一场域就等同于保卫自己的财产（资本）。例如国内大学历来有将本校学生留校当教师的传统，但有些二三流学校的毕业生其实在其他大学是很难当上教师的。所以这些留校教师往往会更努力地工作也更热爱自己的学校，因为学校的存亡直接关乎其自身的存亡。不仅如此，这些教师还会想方设法地提升学校——生产出他本人拥有资本的场域——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因为在此情况下，提升学校的地位就等于提高资本本身的价值。

显然，布迪厄之所以把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视为一种“集团性误认”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尽管通常情况下，行动者的象征资本被视为一种个人（或其惯习的）所有物，但是在（包括众多场域）整体社会中，共有同一形态资本的社会成员很乐意承担起捍卫与此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场域”的责任。因为此刻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在布迪厄看来“隐蔽”（误认）是对象征资本的生产所进行的各项投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由“误认”所创造的象征资本并非只有在特定场域内才能发挥固有作用，即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它同时也可以通过提升“场域”地位的方法获得一种绝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隐蔽”（误认）不仅是支配阶层进行剥削的工具，它也成为社会行动者用来维护并进行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