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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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邂逅——回忆我的学生们

>>> 俞文虹

作者介绍:俞文虹,女,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语言教育博士,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对外汉语教师。曾在国家汉办使节汉语班、法国蒙日虹中学、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人教育中心、法国兰斯商业管理学院担任汉语教学与培训工作。现为泰国诗琳通公主汉语教师。

作者感言:从1997年任教至今,我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长幼兼有。传道授业之时,学生不仅汉语知识有长进,而且会因为汉语课而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这是教师最为快慰之事。课堂上的很多快乐,在于教学相长,在于师生言语间的会心一笑,更在于和谐相处保持下来的绵绵情谊。我愿意以我毕生所学,做一名传递友谊与善意的文化使者。

俞文虹老师在上课

想减肥的老外

第一次教荷兰学生,是在我做对外汉语教师第二个年头上。我想象中的荷兰人,即使没有郁金香那么妩媚艳丽,也应该是娇小清纯的,而当那两位学生像小山一样横在我眼前时,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她们又高又壮,古铜色的脸上绽放着太阳的光芒,有一种抵挡不住的活力。和她们接触越多,我越发喜欢她们的性格。她们的言谈话语中,透着海洋民族的豪爽与坦直。这个自古以来就围海造田、向海洋要土地的民族,有一股与生俱来的不向自然低头的豪气。

她们喜欢吃中国菜,喜欢得要命。我们讲课的时候,常常会谈到关于饭馆、点菜等方面的内容,讲到鱼香肉丝、糖醋鱼、铁板牛肉等菜名的时候,她们的眼睛里立刻显出向往的神色,而且还要仔细地询问各种菜肴的做法,仿佛每个中国人都是“义胆厨星”一样。我不忍让她们失望,绞尽脑汁回忆父母做饭的十八般武艺,以及饭馆里面吃到的美味佳肴,津津有味地讲给她们听。

“西兰花嘛,做法很简单,先在锅里放一点油,然后……”

“你们做菜为什么总是先放油呢?怪不得来中国以后,丈夫说我越来越胖了。”杰奎林一面抱怨,一面又接着问,“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西方人身高马大,除了遗传的因素,还和他们的饮食有关。奶制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荷兰是奶酪大国,奶制品交易非常活跃,远销很多国家,和鲜花生产一样有名。杰奎林既放不下每顿必吃的奶酪,又舍不得中国饭,只好想办法减肥。在课堂上,她郑重地向我咨询有关减肥的妙诀,幸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比外国逊色。我把道听途说的减肥茶、减肥饼干、减肥香皂等统统介绍给她。没想到第二天,她就风风火火地买来一大盒减肥茶,我不得不用一节课的时间来翻译并讲解它的用法和疗效。我记得那是她学得最认真的一堂课。

想减肥的不仅是荷兰人,很多外国人在了解了中国菜煎炒烹炸的秘密之后,便开始嫉妒吃了那么多油水而身段依然苗条的中国小姐,并且这些外国学生深信,通过减肥至少可以和她们不相上下。

忽然想起另一位漂亮的法国学生,她常常夸奖自己的阿姨做菜手艺高超,尤其是红烧鱼,我曾经有幸品尝到那道著名的美味,不过是中国老百姓普通人家饭桌上的普通一餐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法国人的饮食比较清淡,把鱼放在水里,加点油,煮上几分钟便可入口,再加几片生菜叶、开水焯过的胡萝卜、西兰花搭配,看上去如诗如画,有益身心,却因为太过寡淡,少了大快朵颐的畅快。看来这位法国学生已经开始习惯了中国菜,并不担心会吃胖自己,她经常说“中国菜好吃不好做”。我常常帮她找来中国家常菜的菜谱,她很认真地学习,做给家人吃。一次回国休假回来,她开心地说,巴黎街头的中餐馆越来越多,那些煎炒的香味隔着好几条巷子都可以闻到。我再也不用担心她回国之后会忘掉菜谱了,中餐那么受欢迎,也可以算作对寡淡的平衡吧。

俞文虹跟她的法国学生在做语言游戏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这其中的奥妙,外国人恐怕不太容易理解,尤其是一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食材,足以让他们发疯。尽管他们对中国人的饭食各有各的看法,但有一点他们都同意,生活在中国,绝对委屈不了嘴巴。

大胡子海军军官

第一次见到安思理上校,还以为自己碰到了圣诞老人,蓬松的络腮胡,海蓝色的眼睛,笑眯眯的模样,好像马上就可以伸手向他要礼物似的。第一天上课,他西装笔挺,自我介绍说:“我是苏格兰军事人,海军上校。”(此处为学生原话,他想说的是“我是苏格兰军人,海军上校”。)

记得第一次给军人上课是在美国使馆,一位高个子的空军上校,有学识,中国话特棒,稍微有一点假谦虚。而这位海军上校不像美国人那样爱穿漂亮的军服上课,看上去更像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在潜水艇上工作了很多年,听力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这个工作带给他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帮他戒了烟。我曾经试图打听他戒烟的秘密,他故作神秘地说,其实很简单,潜艇下潜的时候,他们头儿规定,抽烟可以,请到外面去。

别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粗犷的外表下面,是一颗极其善良细腻的心。有一次,他开车出去,正碰上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他颇有礼貌地停下来让路,并以手示意,那位老太太难得受到这样的礼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二人僵持在马路上,同时做着挥手的游戏。还有一次这位“大胡子”到武汉出差,不巧迷了路,仗着有几分中国话的功底,他手拿着地图到处问邮局在哪儿。武汉人很热情,给他指了东边,可偏偏又有另一些武汉人不同意往东,又给他指了西。虽然他自己觉得大概在东边,可是又不好意思辜负了别人的好意,于是先往西走了一段,然后又悄悄折了回来。这个举动看上去虽然有点可笑,却让人感受到了军人外表下的细腻和柔软。

对于苏格兰人,我知道得不多,除了别具民族特色的苏格兰短裙,就是《勇敢的心》中那个大喊“freedom”的民族英雄了。那部影片中反复演奏的风笛,悠扬婉转,如泣如诉,使我对苏格兰那片遥远的土地充满了向往。“大胡子”的同事——我的另一个学生却另有他的高见。他认为苏格兰人最大的特点是小气,和犹太人一样,紧紧抓住自己的钱袋。比较奇怪的是,这两位苏格兰人对小气的话题从来不遮遮掩掩的,相反,却常常拿出来和别人笑谈。每当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会开玩笑地说:“哦,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我对金钱的看法与你不同。”他们偶尔也会抱怨,自己总是存钱,而太太总是取钱,他们还自称“short arm and long pocket”,意思是胳膊太短够不到钱袋,把守财的功夫描画得淋漓尽致。

我想,把小气作为传家宝,并没有什么羞耻可言,珍惜手中的财富,才能够更好地创造财富,饱受战争创伤的苏格兰民族是更懂得珍惜的。还要提一句的是,过年的时候,这个苏格兰人竟也给我准备了一份压岁钱,并且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郑重地放在了红包里。

“候鸟学生”何迈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给有些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可以那么地挥洒自如、身心愉悦,而给另外一些学生上课则会有一点拧巴的感觉?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所赋予我的看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逻辑、分享交流的表达方式如果与某些学生契合,就很可能产生惺惺相惜的共鸣。因为互相欣赏、交流顺畅,上课的时候自然就会风生水起,仿佛那些学生不是来听课的,而是专程来这里就中外文化进行探讨的。在探讨中,我也受益良多,而且越来越觉得,前生的自己有可能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曾经与他们邂逅。

何迈就是那个从来不会拧巴的学生。

一到春天,我就会不经意地想,何迈快来了吧?何迈是我们中心的老学生,在这里学习中文的历史悠久到我都记不清是从哪年开始的。他这个中文名字还是第一任教师给起的,朗朗上口,何迈很喜欢。作为一名退休的德国航空公司机长,何迈退而不休,每年像候鸟一样继续他的飞行。他从德国的汉堡飞到北京,学习一个多月,然后去计划中的中国某个城市和夫人一起游山玩水,最后又从北京飞回汉堡。

何迈每次来北京之前,都会给教学部去一封邮件预定教师以及商量上课时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他希望的上课教师名单里都有我。因为是集中学习,课时量很大,教学部就会调兵遣将,安排不同的教师给他上课。对于一位退休的老人来说,每天上六节汉语课对体力和脑力都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可是何迈乐此不疲,对每位老师给他的“加餐”照单全收。于是除了课本之外,他还学会了唱中国国歌,唱《苏三起解》,懂得中国不少口号的含义,比如“团结就是力量”,还会满嘴跑各类歇后语。如果碰上开“两会”,他就打开电脑听一听,不懂的还让老师进行讲解。QQ流行的时候学习QQ,微信流行的时候学习微信,没有他不“染指”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何迈的听说读写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对中国的方针大计、市井风情也是相当了解,可是他依然飞来飞去,让老师们每年都会牵挂他。

和一些为了升职、为了考试的学生不同,何迈学汉语的动机很简单——因为快乐。他其实不用大老远地跑来,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地坐在那里,这份简单的执着一直让我非常感动,当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却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每次来北京的第一天,他都会把他寄存在学校的一辆自行车推到修车铺,得意地对师傅说:“请帮我擦得亮亮的。”那辆焕然一新的自行车就是他快乐学习的开始,每天载着他从酒店丁零丁零地到学校。我有时候问他:“回德国之后那些汉字忘记了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和我夫人经常复习。”“怎么复习?”“我们把汉字做成卡片,在家的时候或者出去旅行的时候拿出来,夫人问我来回答,答对了就放在一边,答不对会受罚。”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对老夫妻摆弄汉字卡片的情景,这种“娱乐”活动,也太高大上了吧!

具体怎么给他上课的,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课堂上的笑声,每次上课他的幽默都会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欢乐。比如我给他讲中国人形容美女的时候常常说眉毛像弯月,樱桃小口,手指如小葱,他假装皱着眉头看看自己的手,说:“我的手像洋葱。”带他坐公共汽车去参观时,他会故意坐在售票员的座位上,拿出钱包像模像样地表演售票员卖票,引得乘客偷偷地笑。有一次因为给他留了一些家庭作业,他说:“我受不了了,要给负责人写信。”我说:“好啊,你写写看,不会的我帮你改。”于是他晚上就把这封信发到了我的邮箱里,看得我都快笑抽筋了:

 

申诉 控诉 抗议

老板:

你好。我是何迈,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乖、好学生。直到现在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很不错,可是……

突然上星期五差不多下课的时候,俞老师(不是干钩于老师)出了一个主意很无情:

她让我做作业!! !

她太过分了。我请您了解。我完全不习惯做作业,此外是周末的时候。大家祝周末愉快,而我应该没有愉也没有快,应该自己吃苦头。我对这样的境况表示抗议。这是有阶级的社会。老师享受周末浪费钱、坐劳斯莱斯吹吹风、点数她的值钱的硬币,出去吃国际俱乐部的美食、穿上香奈尔五号,可是学生在监狱一样的小房间受折磨、精神抑郁,在苦海里游泳,非骑脏车不可,骑得发疯的一样。这没有正义,是和列宁以前的条件一样。我们学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老板,我的要求是:改变这个无度的境况!

如果什么都没有用我就跟苏三一起离开北京县。

何迈

 

好吧,这就是我的学生,让人哭笑不得的何迈。我喜欢这样的学生,也喜欢做这样的汉语教师。语言不是语法和词汇的罗列,语言是一国文化的载体,而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往往是从感受那个国家活生生的人开始的。若干年后,我们不再是那些“歪果仁”的汉语教师,他们也许很快会把我们忘掉,但我相信我们在他们心里种下的温暖,肯定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地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