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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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麦与爱哥

>>> 董娟

作者介绍:董娟,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至今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作者感言:从事对外交官的汉语教学,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扩展视野、增广见闻、改变视角。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无止境。我要学的仍然太多,特别是从学生那里。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去,如此安好!

董老师班级课

老麦二三事

老麦,澳大利亚人,英国某报驻京记者。此刻,我们面对面坐在星巴克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前。秋日的阳光很温暖,透过玻璃却很刺眼。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和疲惫,灰白的头发显得愈发稀疏,充满智慧的脑门裸露在暖阳里闪闪发亮。

那是2008年初秋,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他貌似淡然地跟我谈着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急转直下的经济状况,但是眼神里还是流露出些许无奈的焦虑。他时不时瞟一眼手机。他的澳洲老乡们不断地给他发着信息,试图从他这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现在,美国要靠中国。世界也要靠中国。”他喃喃地,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中国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能把这么大一个国家治理得这么好,现在中国越来越有钱了。”

赞美共产党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同时也觉着欣慰。我不想再谈论这个又大又复杂的话题,于是调侃他:“老麦,跟四年前比,你可变多了。”

“变老了?”他故意回避话题,有点儿扭捏地瞟了我一眼。

“不是!我是说,你的思维方式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我们初见的情景。

四年前,老麦刚到中国上任,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上课的时候,对中国人、中国政府有颇多抱怨和微词。一次,因为对人权和领土问题的意见相左,我俩吵了起来,最后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作为中国人,我保住了祖国的尊严,可是作为老师,跟学生吵架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事后我以为他可能再不来上课了。当时心想,爱来不来吧。没想到第二天,他又颠儿颠儿地跑来,一脸真诚地跟我道歉,说昨天有点儿激动,冒犯了我,请我原谅。自此,再谈论时政时,他再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是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客观。光阴荏苒,转眼四年过去了,他像变了一个人。我惊讶于时间和这个伟大的民族对一个人的影响与改造。

“你对中国,还有中国人,越来越了解了。”

“哪里!我只是刚刚知道一点儿。”对我的夸奖,他竟然有些羞涩,“我对中国人还是不太了解。”

“是啊!中国人是很难懂。我们有位教授叫易中天,他说,中国人都不懂中国人,更何况是外国人。比起有些外国人,你已经很不错了。”

他只报以一笑,不再答言。

在日积月累的灌输中,中国人印象中的西方和西方人应该是腐朽的、堕落的、骄奢的。可是这些年跟西方人接触下来,我才发现那些评价是多么不实,甚至是污蔑。老麦就是很好的例证。

时值金融危机时期,我们上课的话题多与经济、金融有关。一次课上,我提到了一位中国当今很受大众追捧的中坚派经济学者。因为他忧国忧民的言论和充满豪情的仗义执言,我对其颇为敬佩。于是兴致勃勃地在老麦面前夸赞他。老麦却不以为然,说:“那个人我认识。他不是好人,不是真正的学者,是一个contemptible scoundrel(跳梁小丑)。”他的话里带着轻蔑。我惊愕地说:“你凭什么这么说?”老麦看了我一眼,好像很不愿意提及这事儿,沉吟了一下,慢慢说:“我采访过他一次。那天他非要请我喝酒,身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孩,看样子比他小很多岁。他说是他的‘小蜜’。他跟我说,他的那些言论都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这样会很快出名。”

我不敢相信,瞪大眼睛看着他,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跟你说这些话?”

“可能他觉得我是外国人,没有危险吧,而且他还喝了很多酒。”

“我不信,你是在编故事吧?”

“我干吗要骗你?! ”老麦一副无所谓的样子,“play to the gallery,这个成语用汉语怎么说?”

“哗众取宠。”

“对!他就是哗众取宠。”

且不说这段公案是真是假,单凭老麦对这件事的态度便知他是怎样一个人了。这也给我上了一课,以后看人评事还真不能凭表面现象就下结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了解就别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免得害己误人。

老麦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课上学的生词句型,他能立刻领悟并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于日常生活。从平时聊天的只言片语里,我还得知,他在投资方面也颇具才干。凭他对经济和金融的敏锐洞察力和绝顶的聪明,该是身家不菲。可是,他对物质的要求却极其简单朴素。他每次来上课,换来换去穿的总是那么两件衬衫,配一条旧牛仔裤。衬衫一件蓝,一件白,蓝的那件袖口已经磨毛了边儿。上课前,他会在学校对面的超市买杯咖啡和一个面包或三明治之类的当早饭。

一次上课,他来晚了,左手拿杯咖啡,右手捏着书本,急匆匆地冲进来。见着我连声道歉,说来晚了。我搭眼一看,竟然发现他左手袖子插肩的地方撕了个大口子,很狼狈,忙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刚才从超市买咖啡和面包出来,一个乞丐带着一个小男孩跟他乞讨,小孩不停地扯他的袖子,一不小心就撕坏了。我听了,呵呵笑着揶揄他:“你这衣服可够结实的!”他嘿嘿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衣服也该换了,都七八年了,还是我在泰国工作时买的呢。”

“他们把你衣服弄破了,你没跟他们急啊?”

“反正都破了,急也没用。他们看上去挺可怜的,尤其是那个孩子。所以,我把面包给他了,还给了那个乞丐一点儿钱。”

“他们可能不是真的乞丐。说不定家里有楼有车,比你还有钱呢。”

“嗨!没什么。当一个人伸手乞讨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乞丐了。”

老麦的话让我汗颜,这样的心胸和见识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跟老麦打交道很简单,也很直接,任何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心里干净、舒坦。我们的话题可以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甚至家庭琐事,每次对话都会让我受益匪浅。白驹过隙,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能留下来的、能记住的本就不多,能从他们身上受益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在老麦身上,我却学到了很多很多。

有一次,因为老麦有个紧急采访,为了节省时间,我需要到他的办公室上课。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组单人沙发,一个满满登登的大书架,到处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不过,打扫得很干净。靠门的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旁边贴着一张类似海报一样的照片。照片上,他略弓着腰,满脸笑意,一左一右拥着两个脏兮兮的亚洲孩子。孩子们眼睛黑亮黑亮的,皴红的小脸儿,羞涩地笑着,露出白白的牙。我在照片前端详着,问:“他们是谁?”

“这是我认养的孩子。他们是柬埔寨人,是兄妹。他们是孤儿。”

“他们跟你在北京吗?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他们还在柬埔寨,在一个政府的儿童福利机构里。我总是出差,不方便带他们。我每个月给他们寄钱,一个星期通两次电话。”

“抚养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我知道,但是他们需要帮助。我是在一次采访中遇见他们的,我觉得他们需要我。”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以后条件适合,可能会把他们接到身边。”

我冲他跷起大拇指。对于一个善良的、拥有一颗悲悯之心的人,任何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年,老麦就要离任了。此刻,我们面对面坐着,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我们的头时而凑在一起,时而分开,悄声低语。光阴“咔嚓”一下把这个瞬间定格在记忆里,烙成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影像。

“男孩子”爱哥

认识爱哥是在班级课的花名册上。头一眼看见这个名字时,我心里嘀咕,这是谁给取的这么个倒霉名字呀?从哪儿来的这尊神?上来就爱?因为这个名字,所以上课的时候对爱哥就多留意了几分。

爱哥,非洲某国驻华使馆行政官。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敦敦实实,标准非洲人。圆头圆脑,双眼皮大眼睛,趴趴鼻子厚嘴唇,一笑露出一嘴整齐的白牙。每次来上课,都是西服笔挺,有款有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利落劲儿。

第一次上课,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我让学生们每个人都做一下自我介绍。轮到爱哥时,他有点儿紧张,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珠子慢吞吞地说:“你们好!我…… 我叫爱哥。我们,男孩子,非洲人。我……爱运动和旅行。”“男孩子?”我有点儿犯愣,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有学生听懂了那个词,嗤嗤地偷笑,用英文问他:“有人说你是女孩子吗?”这话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爱哥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嘿嘿地憨笑了两声。从此,爱哥就有了这个诨号——“男孩子”。爱哥并不以为意,后来“我们男孩子”倒成了他的口头禅。比如,做活动需要搬桌椅,他会说“这得我们男孩子做”。谈论运动话题,他会说“我们男孩子喜欢……”。开始听他说“我们男孩子”的时候,怎么听怎么觉着别扭,后来听习惯了,也就随他去了。

有一次上课,过了一刻钟了,爱哥还没到。后来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他得帮助那个人,要晚到一会儿。一节课后他才急匆匆地赶来,大家好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汽车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剐倒了。那个女人受了伤,不太严重,但是情绪很紧张。他和一个过路的人一起帮那个女人报了警,还跟她说话安慰她。后来,警察来了,他才离开。大家听了,夸赞他见义勇为,有人还竖起拇指说:“You are a good boy! ”爱哥听了呵呵笑:“对!对!我是男孩子,我得帮她。”

语言学习的好处在于,师生之间一旦建立起信任关系,有些性情开朗的学生会对老师无话不谈,上课时的话题包罗万象,甚至涉及个人隐私,让人有种阅遍世间沧桑的感觉。班级课结束后,爱哥继续跟我上单人课。有段时间,他上课总是心不在焉,我也不便多问。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对我说:“老师,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喜欢黑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我当时一愣,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郁闷地说:“为什么中国的女孩子不喜欢跟黑人交朋友?”我一听就明白了个大概,恐怕是这小子想跟我们中国姑娘交朋友碰壁了。碍于师生关系和他的面子,我敷衍他说:“怎么会呢!你想多了,我们中国人不种族歧视。”我以为这事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时隔不久,他又问了两次类似的问题。弄得我有点儿不耐烦,于是不太客气地教训他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喜欢你?是她拒绝你了,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再说,如果你德行好、品行端、心地善良,无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长相,哪怕你长得跟卡奇莫多(Quasimodo,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角色)似的,都会有人喜欢……”不知道是我的话说重了,还是他有所领悟,从此以后,再没提过这事。

爱哥是非洲人,自然长得黑。人们总是很忌讳在黑人面前提“黑”这个字,觉着不礼貌,或者显得歧视。其实那是分别心在作祟,因为分别心所以才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才有了歧视与偏见。佛说,众生平等。造物主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必然有他的道理。自从我们就肤色问题进行探讨之后,爱哥对此倒是慢慢有了一副平常心,甚至还拿这个话题自娱自乐。

有一次上课学颜色,学到“黑色”时,他突然对我说:“老师,我太黑了!真的!”他说得诚恳,我却忍俊不禁:“这话怎么说呢?”由于汉语表达能力有限,他索性用英语给我讲了一段他的趣事。一次,他坐红眼班机回国。那是初春的午夜,收拾好了行李,他提早下了楼,等使馆的司机接他去机场。时间还早,天上乌云密布,小区里已经熄灯了,四周漆黑寂静,他又冷又困,索性坐在门卫岗亭边的椅子上,把头整个缩进大衣里打盹儿,迷迷糊糊地就睡了过去。这会儿车到了,司机停了车等了会儿,见没人过来,就下车到单元门口张望。转了一圈回来,路过岗亭,爱哥也正好听见声音醒来,抬头张望,黑白分明的眸子在黑暗里闪着光。这一下着实把司机吓了一跳,“哎哟!”司机吓得叫出声来。原来爱哥穿着深色的衣服,又蜷缩在暗处,司机路过他身边都没注意到那儿还坐个人。爱哥虽然觉得尴尬,但却乐不可支。

有时候我真的很感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真是神奇!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人,在这儿待上三年五载,吃着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结交着疏财仗义的中国朋友,熏陶着重情重义的孔孟之道,潜移默化中他们就变了。

半年后的一次小型朋友聚会上,爱哥带来个中国女孩,满脸甜蜜地给大家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妻。女孩中等个儿,很苗条,算不上漂亮,但是很端庄。聚会上人不多,而且多数是中国人,所以大家很快就混熟了。有好事儿的撺掇爱哥和他未婚妻讲讲他们的罗曼史。女孩看着爱哥,半英文半中文地征求他的意见。爱哥倒是很大方,“我们认识在火车上。”他笑嘻嘻地说。

“是。我回家,他去旅行。他正好坐我对面。”女孩接着说,“他总找机会跟我说话,我不理他。…… 后来,我饿了,突然很想吃火锅,就问他喜欢不喜欢吃火锅。”

“哦!原来是在火车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儿,后来不会也被麻匪劫了吧?”(姜文电影《让子弹飞》经典台词)一位爱开玩笑的大姐打趣儿。在场的中国人都哄笑起来。爱哥不明所以,一脸茫然地看着大家。

“呵呵……麻匪倒是没遇到,可是我的包儿丢了……”女孩悠悠地说,“后面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吧?”

“就这么轻易地把我们中国姑娘骗走了?这也太便宜他了?”有人煽风点火。

“开始我没那意思,架不住他狂追啊。”女孩满脸幸福。

“听说非洲人娶亲,男方都得给女方家送牛作聘礼。爱哥送了吗?”有人故意挑事儿。

女孩一时语塞。有人把这些话翻译给爱哥。“是要送的,可是我家离这儿太远了,空运几头牛来太不方便。我保证把我的一切都给她,包括我自己……”他自我解嘲地说。后面的故事,当事人语焉不详,大家也就没深究。总之,爱哥英雄救美,最后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祝福他们吧!肤色没有贵贱,爱情更没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