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学生们

>>> 胡鸿

作者介绍：胡鸿，男，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中文系，后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少年做过放牛郎，修过水库，写过诗，曾有过做职业农民、供职政府部门、参加中央讲师团、担任建筑工地英文翻译的经历。1989年至今，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曾率队赴印尼棉兰开办当地首家大陆背景的中文学校，被政府委派在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工作多年。

作者感言：此生有幸接触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外国官员、公司职员和青年学生，为他们教授汉语、阐释中华文化，同时有幸为这些不同的文化所启发和感动，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反观自己和自己一直为之骄傲的文化，每有所悟，便觉生活像饱满的谷穗一样沉甸甸。假如有机会重新选择人生，没准我还选择做个对外汉语教书先生。

庄百里

庄百里，M国驻华海军武官、上校，外表不似他的军阶，因为一般人到了他这个级别、这个年龄，都有一点发福。庄百里没有，他是那种跟年龄较劲的军人，每天都要来个半程马拉松。“现在陆战队的这些小伙子们，跟他们比百米冲刺我比不了，但要是拉出去跑五英里以上，跑得过我的不多。”他朝使馆岗亭一努嘴，颇为自许地说。

这我信，虽然我只见过一次他跑步。那是在塔园外交公寓里，他就住在这个公寓。一个周末的下午，天阴阴的，我在公寓的露天篮球场练习投篮。一个瘦瘦的身影在篮球场边的车道上，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又跑过去，那人正在沿着公寓里的车道跑圈呢。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练完了篮球，准备回家，在车道上碰到了还在跑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学生庄百里。他停下来，微微一笑，把耳朵上的耳机拿下来套在我的耳朵上。里面是我的声音，那是我帮他录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对老夫妇的爱情：老头儿上了年纪，非常健忘；老太太呢，身体不好，到哪儿去总喜欢拽着老头儿的胳膊，嘴里说着“亲爱的，别把我丢了”。老头儿把老太太的这句口头禅录了下来，用来取笑。后来，老太太先他而去了，老头儿就把录下的这句话存进一个能够遥控感应的录音器里，跟钥匙挂在一起。老头儿找不到钥匙了，就按一下遥控器，挂在钥匙上的录音器就会说“亲爱的，别把我丢了”, “亲爱的，别把我丢了”。庄百里一边跑圈，一边听着我给他录的录音，一遍遍地重复那圈车道，重复那个故事。

“跑了多少圈了？”我问。

“不知道。再跑几十圈。”他跑的速度也不慢，看起来很享受这种锻炼，也很喜欢那个故事，虽然录音者的声音是鸭公嗓。这么深情的爱情故事，肯定也是每个军人喜欢的，因为军人的爱情大都也是这么简单执着而深沉。庄百里跟我讲过他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普通甚至老套。二十多年前，他训练时受了伤。当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周围一片洁白，洁白的床单，洁白的墙壁，身边还站着一个美丽的护士小姐。护士小姐柔和的问候和甜美的笑容，让他立刻就融化了。他说他像拿下一个山头一样很快就获得了护士小姐的芳心。这样的故事如果在电影里看，顶多会让我莞尔一笑。但面对面听一个职业军人认真地讲来，却让我心头一震，像被清冽的泉水洗过一样。

庄百里这个名字是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给取的。一是模仿他的英文名字的读音，二是取“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意思，以砥砺他作为一个军人的意志和毅力。他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还请名章篆刻家刻了一方印章。

庄百里学习的方式非常独特。在跟我学习的头大半年里，他只学习两个东西：一是华东某市电话号码簿，一是M国军事外语学院出的汉字字频统计表。学习电话号码簿的方法是：他照着电话号码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往下读。我觉得非常奇怪，读这个干什么？他说，读这个好，一个社会里的各个行业各个机构都有了。我心里当然清楚，作为一个武官，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一次，他眯眯笑着透漏了机密：“我知道这些34XX、35XX等等号码工厂是做什么的。”这我真不知道。他便跟我列举到哪个是做军大衣的，哪个是做军用皮鞋的，哪个是做军舰部件的。学习那个字频统计表就更神了。那只是一个字表，分顺序号码、简化字、繁体字、拼音、意义、组词六大列，好几十张。每一张有30多个，一共有2000多个汉字，按照汉字使用的频率统计顺序，排列而成。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页一页地过，学习时先盖住下面的汉字，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显示，然后读出字音，并说出一些常见词组来。遇到不会的就做个记号，下次就专门过那些有记号的字。要是有记号的字也很熟了，他就用他粗大的操弄军舰缆绳的手捉起一块比烟屁股大不了多少的橡皮，动作夸张地把那记号擦掉。我心想：这么单调乏味的学习方法，也只有军人才会采用。最简单的往往也是最管用的，就用这样的硬办法，他生生把那些汉字的读音和意思都“记”下来了！

尽管汉字学得有声有色，记住了那么多的汉字，但是读起文章来就没有那么顺了。他似乎有些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告诉他，其实汉语学习还有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把词语放在语言环境里去学。大量的有意义阅读会增加你的语感，事半而功倍。开始读会觉得很滞涩，慢慢就会有感觉了。凭着我们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他相信了我的话，我们就选了一本中级汉语阅读教材，一篇一篇地读起来。其实他原来做的那些苦工是很有用的，汉语本来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字（其实本来就是词）本位，讲究融会贯通。当他发现他的阅读越来越顺、越来越有新的感悟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这种广泛阅读的方法。

我们的课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意思，总是充满笑声。针对他的水平和能力，我也不忘布置一些课外作业，主要是阅读和关键词语预习。他感到学习汉语并不是那种苦哈哈的差事。后来他还介绍了使馆的空军武官和技术专员来跟我学习。说到技术专员，我得多说几句。“技术专员”这个称呼是我给取的。第一次见到技术专员，40岁不到的样子，喜洋洋的神气。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头衔：战士”。我不禁好奇：“你真的是‘战士’吗？”他一脸满足的笑意，答道：“是的，我是一个上士。不过我是技术志愿军人，为海军陆战队服务。”这个“战士”在海军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他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工资不低，生活照样很潇洒。西方的用人制度值得我们玩味。

课堂上除了学习，我和庄百里有时候还在空闲时谈一些个人琐事，成了朋友。有一段时间里，他焦虑地等待一个消息：关于他被提拔为将军的消息。他已经是上校，按照他的资历和能力，还有年龄，他有资格申请在军衔上再上一个台阶。对于这么一个认真且努力的军人来说，升为少将那是多大一个荣誉。况且到了他这个年龄，奋斗了一辈子，如果晋升成功，那就算是圆满了。那段日子，我喜欢跟他开玩笑，称呼他为将军。他虽然很喜欢这个称呼，但是苦笑着摇头，作色制止我：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一个晴朗的早上，他要了两杯咖啡，脸上可以看到一点笑意。

“评上了？”我问。

“没有。他们嫌我的年纪有些大了。”说完这一句，他脸上的笑意一下子就没了。原来的笑是装出来的。接下来，他军人的本真性格一下子就显露了出来，止不住的沮丧和失望，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我试着安慰他，但那些安慰太轻飘了，我也知道。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许是M国军方为了抚慰他，给他在退休前安排了一个好差事：去M国在香港总领馆任军事一把手。这给了他些许安慰，他告诉我这个消息后，很郑重地说：“你还有你的家人到了香港，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开着军舰带你到维多利亚湾兜风的。”尽管这个提议有些后殖民时代的意味，但我相信他的心情是晴朗的，邀请也是真诚的。

临别前，庄百里特地在M国使馆附近的一个饭庄安排了一个谢师宴，邀请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因为饭局在中午，我夫人和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都不能参加。但是庄百里要了满满一大桌饭菜，一共十来个盘子。“就我们两个人，怎么要了这么多的菜？”我说。

“我本来是请你的夫人和孩子一起来吃的。既然他们忙，那就给他们带一些回去吃。”那是9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都快20年了，中国人到餐馆去吃个饭也算是平常事，但是，庄百里这份盛情、这份纯真，的确让我感动了好一阵子。

奚伟德

如果要我谈一谈我教过的学生，奚伟德（我们叫他奚先生）是我不能省掉的一位。

奚伟德，瘦高个子，德国人，50多岁的样子，体型面貌20年不变。德国奥斯布吕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奚伟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经济问题顾问组成员，德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席，哥斯达黎加驻德国名誉领事，一个兼学者、企业家、名誉领事和马术爱好者多重身份的中文发烧友。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谁介绍他来的，但开始上课的时间大概记得，应该是在1999年夏天的某个日子，因为2008年我们举行了他跟我们一起学习中文1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的形式是他出资，请他的两位老师——石老师和我，还有我们各自的夫人一起，在湖广会馆，一边品茶一边欣赏曲艺表演。

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城饭店17层的一个客房。他自我介绍：“我姓奚，溪水的溪不要三点水，伟大的伟，德国的德。”这个介绍让我吃惊不小。他说他自学中文已经20多年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认定中国以后一定会成为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生意人，他肯定也要把生意做到中国来。因此，他开始自学中文，从《毛主席语录》开始。那时候能够拿到的中文材料，最容易的就是毛主席著作的中德对译版本。他说他不只是想学习简单的对话，而是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入的了解。第一次课下课以后，我就去了书店，专门给他挑选了一本赵燕皎老师编写的《参与》，按照出版社的说法是中级汉语教材。这本教材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现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从大公有制到私权得到普遍认同、从传统到现代化、从集体主义大合唱到个人趣味的小独奏、从村民生态到市民生态的大转变进程的启动时期。《参与》共14课，或者说14个单元，选取了若干典型的社会问题，正好符合奚先生所说的要求。

第二天，我让他开始念第一课的第一句。就这第一句，我就后悔了！那时候奚先生的阅读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本教材要求的程度。第一句话“在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是个又当儿子又当父亲的中年人”，奚先生就让我做了四个卡片。它们是：上有老下有小、又……又……、当、中年人。说实话，我都有点开始泄气了。奚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提箱里取出一个漆黑的精致的小匣子，打开匣子，是一整匣子的卡片。他取出一张卡片，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又拿出一只金灿灿的圆珠笔，压在卡片上，说：“帮我把这些词写下来，我回德国后要学习这些生词。”我就帮他写生词卡片，碰到一个写一个，我还在卡片的反面加上我自己造的句子，这些句子都是我认为他会感兴趣的内容，实际上也是。一般程序是：我用这个词造好几个句子，然后察看他的表情，如果听了我的例句，他的眼睛有些发亮了，或者脸上的纹路开始飞扬了，我就把这个句子写下来。

奚先生说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次，在中国逗留一两个星期，在这一两个星期里，他都会安排三到五天时间专门来学习中文，每天六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三节。我上上午的课，下午是我们中心的石老师给他上课，我们都称呼石老师为石老爷子。我讲精读，石老爷子讲会话。由于生词太多，我们在课文上的进度极其缓慢。整个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读完一个自然段，一共才六行。

“太难了，我们换本教材吧。”我对他说。

“不，这本教材很有意思，我喜欢。”他坚持说。

四个上午，我们一共学了不到20行。第一个短文还没有学完，可是奚先生的卡片已经记了一大摞。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点成就感也没有。心想：“照这样的学法，什么时候能把这本书学完呀？”奚先生没有一点失望的情绪，相反，他看起来学到了很多东西的样子，情绪饱满，说：“很好，学到了很多东西。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来，继续学习这本书。”

我想：这当然是客气话，说说罢了。在语言文化中心，我们的学生随任期来随任期走，一拨一拨的。像奚伟德这样的临时性的学生也不少，大都是教过了就教过了，用不了多久也就忘了。

时间过了一年。也是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吃完早点，洗漱完毕，接到一个电话：“你好，胡先生，我是汉斯。”

“汉斯？哪个汉斯？”我心里说。然后又对着话筒说：“嗨！你好！你是汉斯？对不起，是哪个汉斯？”因为我认识好几个汉斯。

“我是汉斯·奚伟德，我现在在长城饭店。”他说的是英语。对奚伟德的英文名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长城饭店”提醒了我，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德国学生。12个小时才学完20行课文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

在电话里，奚伟德说他现在住在长城饭店，希望开始学中文，最好现在就开始。

我在书架上不太费力地找到了那本搁了一年的《参与》，谢谢老天，还在！我翻一翻书，一张书签还夹在第一页。

到了长城饭店，我们寒暄了几分钟，接着就开始上课。奚先生拿出那个我熟悉的漆黑的卡片匣和他的教材《参与》，我也拿出我的教材。

“接着去年学到的地方开始往下读？”我问。

“好。”他平静地回答。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去年学的都会了吗？”

“会了。”

“这样吧，我们先把去年读过的读一遍，复习一下。”我真的不敢确定他都会了。

奚先生拿起书，开始字正腔圆地读起来，很流利，20行课文，很快就读完了。我想，我的眼睛一定睁得非常大，从他略带诡异的笑容里，我能读出来。后来的十年时间里，奚伟德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日耳曼人说到做到的实诚劲儿！每年（次）的学习，他都要带一大摞卡片和我帮他录好的录音回去，第二年这些录音都听得滚瓜烂熟了，卡片上的词语也都能认能懂了。后来他在德国还请了个家庭教师，两边同时努力，不到十年的功夫，他就把这本中级程度的阅读课本精读了一遍，全面掌握了里面的词语和文化内容。前几年，他的公司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办了分工厂，他还用中文做了演讲。这都是后话了。

读完了去年学的内容，紧接着，我们就跟去年一样，一句一句地读，一个卡片一个卡片地记。由于课文都是选取的有关中国现实的各种问题，奚先生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因此我们常常停下来讨论。常常是我把某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传统观念和现实困惑做一个梳理，解答他一些问题，或者跟欧洲的类似问题做些比较。这样的课有深度，有味道，我们都很喜欢。

奚伟德喜欢把学过的词语在现实对话中尝试着使用。比如某天天气好了，他就会说：“今天……（想一会儿）……秋—高—气—爽！”“秋高气爽”四个字往往是大声地说出来。比如要形容某个不好的东西，他会很快地说“乱七八糟”，一边说还一边来回煽动手掌，像要扔弃某个脏东西一样。奚伟德集团的生意除了在中国外，主要集中在欧洲中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开设企业的主要障碍或者说关键是政府部门。我问他跟这些政府官员打交道感觉如何，他立起右手掌，在眼前坚决地划了一个半圆弧，说：“无官不贪！”说这四个字时他不假思索，看来这个结论在他的心中已经重复下了好多次了。

奚先生是个大忙人，他的日程基本上是以年为单元事先安排好的。未来12个月内，他的所有日程基本都由秘书安排好了，奚伟德集团公司的生意遍布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如今又把分厂开到了中国。他说他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和汽车上，每两年就要换一辆奥迪A8，因为每年汽车的行程都得小十万公里。因此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要来学习”时，那绝对是照着他的日程表说的。

2008年，我前往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任教，一走就是五年半。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奚伟德仍然坚持每年来北京，仍然坚持每次都抽出时间来学习。我们中心先后派出了（除了石老师和我）孙、印、庄等好几位老师。我在纽约工作期间，奚先生还两次顺道去纽约看了我，一次是我请他吃美国快餐，一次是他请我吃美国的中餐，都是一边吃，一边用中文聊天，聊了两个小时。奚先生说等我回到北京后，他还要跟我继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笑一笑，颇有点炫耀地说。奚先生的中文学习能坚持这么多年，而且仍然保持对中文的新鲜感，一方面缘于他的生意有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也缘于他持之不懈的毅力和执着。我们都说德国人非常认真，奚伟德先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麦肯

聪明人有三类，大抵都可以从眼睛里看出来：一类是眼神锐利、机锋毕露，这种人在跟你谈话时，眼睛会直视着你，等你一说完，他就立即指出你的错漏之处，告诉你“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一类是眼神如静养中的猫咪（不是波斯猫），似乎总是在打瞌睡的样子，眼睛微眯着，什么事情都一副不以为然或者了然于胸的样子，这种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还有一类人的眼睛扑闪着，又大又亮又有神，对别人的谈话似乎非常期待和欣赏的样子，而且还随时准备接着你的话茬谈下去。

麦肯属于最后一类聪明人。

永远是全棉免熨细格衬衣，外面套着细绒的毛衣，浅灰色的裤子，休闲皮鞋，色调都是过渡色，属于低调的奢华。胡子长如米粒，看得出是经过精心的修剪。40岁过点儿头的年纪，头发和胡子里依稀有些灰白的颜色，显示出中年男子的苍劲和平易。这是麦肯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

麦肯在M国驻华使馆政治处工作。如果说外交官是社会的精英，那在一个使馆政治处工作的外交官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他们涉及的都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核心事务，关涉国家的核心价值。麦肯的工作涉及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没有谈过，当然也不可能谈。但在他跟我学习汉语及文化两年的过程中，我感到“精英”一词于他，不算奉承。

麦肯是语言方面的天才。英语是他的母语，自不必说。他还会说法语、俄语，还用希腊语出版过诗集，他送给了我一本，可惜的是我不懂希腊语，一直不知道怎么读他的诗。此外，他的日语也非常了得。他有一个在日本航空公司当空姐的女朋友，该女友每周都要来北京，他们一周见一次面。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他的日本女朋友打来了电话，可能是谈得不投机，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麦肯用日语吵架一点也不含糊，跟自己的母语似的。吵完了，他余气未消，对着我用日语嘟哝了两句，突然意识到我不会日语，然后就用英语解释，又用汉语再翻译一下。

麦肯的中文怎么样？

这么跟你说，他跟我学习的是《苏东坡诗集》。一个能读文言文的M国白人，一定让你觉得很稀罕。其实更让我觉得稀罕的是，他读苏东坡不局限于文学欣赏的层面，他还对苏轼诗中揭示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问题特别感兴趣。比如对中国古代官员的四海为家的宦游意识、苏诗中透露的佛学思想、苏轼“中隐”的生活哲理等等，我们都会展开很深的讨论。

说到宦游，我的感觉是这一定敲着了麦肯作为外交官的某根神经。外交官也是四海为家，一个任期顶多四年，然后一个调令就可能将他们从天涯调到海角。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旷达一定抚慰了他内心深处那无奈的漂泊感。在讲解时，我还给他介绍了李商隐类似题材的那首《无题》。虽然李商隐这首诗国人耳熟能详，但为了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完整地抄录一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舒适的环境与居所，温暖甚或有些暧昧的情愫，在兰台（皇帝的秘书处）一声调令下，顿时成了奢侈，等待官员的将是蒲公英一样身不由己的升迁或贬谪的漂泊命运。

我喜欢给麦肯上课，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对文学感兴趣。在大学，我学的专业是文学，还曾是一位校园诗人。读着苏轼的诗歌，我们常常是由着话题扯开了去，比如谈各自喜欢的作家，聊各自钟情的作品。

麦肯是个纯粹的喜爱文学的人，由着自己的感觉和爱好来读作品，不带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一次，谈到俄苏文学，他说他跟我一样，非常喜欢俄苏文学。

我知道很多西方人也说他们喜欢俄苏文学，但是更多的是喜欢苏联后期的政治异见小说家如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著有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一样，讽刺的是苏联的工业模式和极权制度。麦肯不是。他像我一样，喜欢的是以三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包括叶赛宁和后来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我们都认为后面提到的这些作家在俄罗斯文化里扎下的根更深，更能代表俄罗斯；前面提到的异见作家更多的是像个局外人，冷嘲热讽，作品过于冷峻，读起来冷气袭人。虽然前后两类作家都喜欢批判，但我们喜欢的这些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和惋惜，里面有可感可触的温度。我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在巨大的激越的政治漩涡中，个人的力量如同蝼蚁，作者如果把批判和嘲笑的锋芒着力在某些个体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不是史家的态度。

说到《1984》，我得提一下我在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简称UNIS）的经历。UNIS高中部的英文课主要是读原著作品。老师带着学生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然后展开讨论。我喜欢参加他们这样的讨论，一来是喜欢文学，二来是想提高我的英语水平。但是在UNIS，大家读《1984》时的那种嘲笑的神态，那种制度优越感所体现出来的轻飘飘，让我受不了。为批判而批判，是置身于事外的人常见的情形，何况是未经世事的年轻学生。这自然让我想到了麦肯。因此，讨论《1984》时，我会一改用我的中式英语侃侃而谈的风格。

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信息时代的大变革过程中。这个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会对几千年稳定悠闲的乡土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一次上课，麦肯问了我一个触动情怀的问题：我自小长大的乡村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我给他讲了“茶亭”的故事。在汽车普及前的大别山区，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一双脚。从我生长的小村子前往县城，有一条大家必走的大路，也叫官道。之所以叫官道，是因为除了百姓们行走外，官方的邮差、官吏出巡、官府催收赋税、军队调度等都得走这条大路。因为来往的人多，沿路设有很多亭子，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休息歇脚之用。亭子里还提供茶水，供过往的路人免费饮用，因此大家都把这些亭子称为茶亭。所谓茶亭，就是个青砖砌成的拱形门洞式的建筑，拱形门洞遮阳避雨，门洞两侧是居室，是经营茶园的人的宿舍，大一些的茶亭还给远行的客人提供住宿。从我们村到县城，有十来里地，要经过两个茶亭。我小时候常走这条官路，随父亲走累了，就在茶亭里喝茶歇脚。每次歇脚，茶亭过道里往往已经有跟我们一样的人，大家坐着喝茶，随便聊些什么话题，像是相识多年的老熟人一样。茶主人也插话，时不时地还问茶客要不要再添一点。茶是免费的，有些慷慨的茶客也回赠茶主人一点小礼品。大家也不过分谦让，只是把话题扯得更远一点罢了。听大人们说，这种免费喝茶的习俗至少已沿袭了几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走上了大集体的道路，茶亭周围的农场收归国有，变成了国有农场或茶园，免费供茶的习俗仍然保留。后来，大集体解散了，农场或茶园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经营的状况，免费的茶水没有了。歇脚的时候，如果渴得不行，那就得“讨点茶喝”。又过了一些时间，茶园被人承包了，又有了茶水提供，不过开始收费了。茶水的买卖过程使茶客和茶主人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茶，不需要那么多的虚与委蛇的客套，如果茶主人掺点假，掏了钱的茶客还会说几句粗话发泄发泄。茶亭的商业化变革，把那些温馨细腻的情愫也革掉了。再后来，就是现在，随着汽车的普及，“村村通”政策的落实，高速公路和乡村二级公路四通八达，热闹了千百年的官道彻底地冷落了，茶亭文化随着茶亭的倾颓，走进了历史的记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像一层裹着淡淡忧伤的薄雾挥之不去。茶亭文化从儒家的仁义修睦和佛教的乐善好施，到“为人民服务”，到无茶可饮，再到纯粹的商品意识，最终到无迹可寻，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让人感慨系之。

麦肯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认真地听着。我们由这个话题说到世界上许多为失去的秩序唱挽歌的著名作家，如对城市化过程忧心忡忡的托马斯·哈代（著有《德伯家的苔丝》《还乡》《远离喧嚣》等），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蓄奴制心存依恋的威廉·福克纳（著有《押沙龙，押沙龙！》），我们熟知的玛格丽特·米歇尔（著有《飘》），描写“多余人”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等等。生活本身就充满着遗憾，表现遗憾的艺术之树长青。麦肯和我一起，被这些时代之交的作家的遗憾所感动，一同唏嘘不已。我给麦肯推荐过若干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们还畅想有朝一日，中国也出现一个或几个能够描绘这场大变革的大作家。如果再有机会教他中文，我会跟他一起读一读贾平凹，读一读余华刚出道时的作品。

麦肯的身份也许有些特殊、有些神秘，甚至有些敏感，但是我们读的是文学，谈论的也是跟文学和文学主题相关的一些社会历史问题。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少超越国度、超越意识形态的一致看法，这让我感到无比宝贵。

怀念跟麦肯一起上课的日子。

两位大使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驻华大使用中文侃侃而谈的节目。在这些大使中，不乏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我就有幸曾为两位“中国通”大使提供教学服务。

一位是麦康年，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大使一米九的个头，身材魁伟，声音洪亮，汉语说得流利准确。第一次教他，还是十多年以前。我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为他各种各样的汉语致辞正音，提出修改意见，适当地提供一两处成语、俗话、俏皮话之类的点缀点缀，以增强致辞效果，同时，我们还一起读阎真写的描写中国官场生活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想必世界上的官场总有相通之处，一辈子做外交“官”的麦大使常有心领神会的感觉，每到会心处，便莞尔一笑，有时还免不了发发感慨。

2002年春节我回湖北罗田老家过年。麦大使问“罗田”在什么地方，他可不可以也去看看。像他这样级别的外交官去外地是需要知会外交部的。外交部还专门就这事跟湖北地方外办和罗田县政府下了通知，交代是在“胡鸿的陪同下参观”的。罗田地处大别山深处，北部山区的天堂寨薄刀锋就是大别山的主峰。那时候的罗田旅游还不是很发达，不像今天，提起罗田不少人就会说起中央电视台“天下大别山，美景在罗田”的广告词。麦大使下榻在当时罗田最“豪华”的大别山饭店，晚上，县领导还以我（“胡老师”）的“家宴”的形式安排了一个很体面的晚宴招待麦大使，我还请县文化馆安排了专业的湖北鼓书艺人席间献艺，说唱罗田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我就接到麦大使的电话，他每天早上有洗个淋浴的习惯，可是他告诉我，水是冰冷的。大别山区的人从来不早上洗澡，水当然是冰冷的。没办法，接待人员在饭后安排了两个服务员，专门提了一些热水，让麦大使将就地洗了一下。在老家的两天里，我们一行还去了一个偏远的乡镇，参观了一个大学生村官管理的苗木基地；还参观了县城里仅有的一处建筑文物，那是一栋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政府衙门，二层的木质建筑。陪同的一位副县长显然从来没有接待过这样的外宾，他一边介绍，一边掏出一支香烟，准备点火。我急得直冒汗，避过大使的目光，使劲跟那位副县长递眼色。我还得在这位“外人”面前尽量保全家乡人的面子不是？还好，那位副县长也是机灵人，立即会意，把还未点燃的香烟揣进了口袋。

2004年，麦大使任满回国，先后担任新西兰新中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新西兰政府国防秘书（相当于国防部长）。2008年至2014年，我受政府委派，前往联合国国际学校（纽约）工作。麦大使还趁到华盛顿出差的机会转到纽约来看我。在曼哈顿的一家四川餐馆里，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白人吃着辣子鸡丁，一会儿说英语，一会儿又用普通话亲切地话着家常，现在想来，那场景一定非常特别。

2015年，麦大使再次受命于困难时刻，担任新西兰驻华大使。在电邮里我们约好了恢复上课的计划。见面的第一句话，麦大使就开玩笑地说：“我很高兴又见面并有机会学习中文。我们现在都是官复原职。”（第一次做麦大使汉语老师时我是语言文化中心的副主任，后来辞去行政事务专事教学，自2014年起又受聘担任副主任的工作）。现在，麦大使每个星期上一次课，学习我自己用现代汉语改写的《红楼梦》。陪一个人情练达、世故通透的西方高级外交官一起读《红楼梦》实在是一种享受。《红楼梦》里的人情百态、曹公娴熟的小说技能、中西方文化的有趣异同，都是我们品谈的内容。笑声充满了我们的课堂。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以后我们一起写本书，这本书就叫《麦大使读红楼》。”麦康年连说“好主意”。看吧，等我们读完了全部120回的故事，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出版选题呢。

我最近教的另外一位“中国通”大使是瑞典大使罗睿德。罗大使曾于80年代中期在山东大学留学，中文说得一板一眼、字正腔圆。比如他说慈禧太后，就会特意把“慈”和“禧”拉长音读出来，二声和三声虽然又长又夸张，但是听的人感觉非常明确清晰。一次，他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时拍的，他的座位前还有一个牌子印着他的中文名字。“什么问题？”我问。“错了！名字写错了！这么重要的会议还有这么明显的错误！”我一看，原来牌子上写的是“罗瑞德”，而他取名时选的是“睿智”的“睿”，不是“瑞雪”的“瑞”。

罗大使的课“简单”，不用备课。每次都是我带着一支笔和一部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就去了。咖啡喝过，他就会拿出几张字画来，老师的工作就是帮助他理解字画里的诗歌、题款、印章。诗歌、题款一般不太会难住我这个中文科班毕业的，但是印章就有些难了。就说“XX之印”这样常见的印章，就有很多变体。有上下读先右后左的，也有右左上下读的，还有上行右左读下行左右读（逆时针方向）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规矩。文人雅士就是那样，率性而为。至于那些闲章，却真正地让我叫苦不迭。因为这些闲章可能是作者给自己起的一个古雅的斋名字号，也可能是从远古的典籍中摘下的只言片语，而且多是以大篆、小篆或甲骨文刻成。

有一两个星期里，我们吭哧吭哧地琢磨一幅铅笔画。那是一位瑞典画家在1905年给当时的清兵首领董福祥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画的铅笔画像，边上还有一行铅笔字：管带董字前旗米军门汉璋号子云。这行铅笔字很熟练，估计是被画者自己写的，为了表明所画是谁。这幅画就挂在大使馆的二层。我的工作就是帮助罗大使琢磨：这一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的结果，我们大概达成了这样粗略的共识：这幅画儿画的是一位下级军官，在当时的名将董福祥手下服役。他叫“汉璋”，姓什么不知道，他还有个号叫“子云”。让我们不明白的是“米军门”，按照字典，“军门”是提督的别称，那可是个大官，只有省军区的第一把手才叫提督。看画中那个下层苦人模样的军人，怎么可能是提督呢。找了半天，咨询了一大圈人，都不明就里，也就搁在那里了。

这就是我们的课。有时候像是索隐、考古一样，课堂进展滞涩，甚至会到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地步。不过，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些古董的兴趣。偶有发现，便欣喜不已。

有一段时间，我们琢磨的是一幅临摹古画，是晚清大臣廷雍（作者注：就是在自个儿的官府大堂上受审，而官椅上坐着审自己的竟是几个英国人的那个直隶总督）临摹的清代著名画家戴熙的《溪山图》。在《溪山图》的后面有这样几段题款：

 

归来人事日参差，木石于今作我师，欲寄故交书一纸，寸心何以报相知。卧闻旧仆自都还，千里诗来扣掩关，捲后重开生百感，无言沁笔染云山。

寿阳相国予告后，命熙旧仆李元寄诗见怀，中有“孔宾归去如相忆，更写天涯数点之”句，勉写溪山尺幅，兼和二诗寄陈左右，熙奉别后，宿恙沉绵，衰颓遂甚，诗画枯涩，即其人可知矣。

咸丰六年丙辰二月晚戴熙附志纸尾，光绪二十有五年六月挥汗临于畿南柏署之问心堂，公毅甫廷雍并记。

 

第一段，显然是原画者戴熙的题诗。诗中表达了自己自官场告老还乡后的枯寂生活，以及对寿阳相国（作者注：寿阳相国即祁隽藻，是道光、咸丰、光绪三个皇帝的老师，号称“三代帝师”，做过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两任首席军机大臣，为晚清重臣，为官清廉，口碑不错）托人寄来书信和赠诗慰问表示极大的感谢。第二段到底是廷雍题的还是戴熙题的，我们理解上还有些出入。最后我坚定了他的信念：第二段是戴熙题的。为什么？因为有三处可见：一处是“勉写”二字，这种谦恭的表达，只能是作者本人；另两处是文中提到的“熙”字，显然是作者自称。最后一段显然是廷雍的题款，他说是“挥汗”临摹，当然是谦恭的表示。既然他这么谦恭，显然不会直呼其名，以“熙”来指代原画作者的。

读者也许注意到了，罗大使的这种学习方式虽然特别，但是对于他这样早已掌握了基本的听说和阅读的人，这种涉及文化以及中国国情包括人情世故知识的学习正是他最需要的部分，就像前面提到的麦康年大使读《红楼梦》一样，他们上的其实是文化课。

在题款的最后一段，廷雍告诉我们他描摹这幅画的地点是畿南柏署的问心堂。直隶总督的大堂在保定，保定离北京这么远，怎么可以称作“畿南”呢？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罗大使马上说：“我去过这个地方，是在北京的南边，叫作‘畿南’。”

“在哪儿？”

“我想不起来具体在哪里，但是我记得我去过。”罗大使告诉我，他骑自行车时曾路过这个地方。罗大使是个自行车迷。他有两件最值得夸耀的事：一件是骑自行车从北京骑到香港，然后从香港绕道福建、浙江、上海、山东、天津返回北京；另一件是骑车从北京到贵州，再从贵州骑回北京，后一件事只完成了一部分。当然，他不是一次性骑行，而是一段一段地骑。长假一到，他就买张机票飞到一个地方，骑一段，下次再接着骑。罗大使在中国已经六年了，他的这一壮举，在大使这个级别的外交官中，肯定是独此一人了。一个西方大使，事务冗繁，能把爱好玩到这样极致，也是够“任性”的。西方人之性情，常常提醒我辈：人生一世，除了挣钱、当官、做学问、往上爬、做精致的职业人，其实，在生活的层面还有好大一片光景。

一个主席

跟老麦（他的中文名字叫麦健陆，熟络的朋友都喜欢称呼他“老麦”）的交往，可以单独写好厚一本书，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说说。

麦健陆在北京工作了小30年，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道琼斯中国总部首席代表、中国问题专题研究著作撰写人、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在华商会主席，有不少人称他为“麦主席”，不过称他为“麦主席”也并不仅是因为他当过商会主席，而是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与龙共舞》（英文名为One Billion Customers，直译为《十亿消费者》），该书通过分析几家较大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谈的是生意经，顺带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独有的特色。有趣的是，他在每个章节的最后，用“文革”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形式，也来了一段“麦主席语录”，把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精炼成一段警句。这些警句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越战当兵退役后，老麦突发奇想要到中国来发展，就对懵懵懂懂的女朋友凯西说：“我们去中国吧。”

“中国什么样儿？”

“跟夏威夷差不多。”

就这样，他们一人提着一个箱子，就去了台湾，在那里学习中文。

我是1990年才开始认识老麦的。当时教学部分给我一个课，说是给《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上课。按照老麦提供的详细地址，我找到了建国门外交公寓7号楼的201室，发现门头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子，牌子上写着“党委宣传部”。我疑心走错了，就下楼继续打听，转了一大圈，发现最初去的地方没错。就再次上楼，敲门！老麦走了出来，一个40来岁的白人大个子。笑声爽朗，玩笑开得不赖。

老麦的中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汉字也还行，读中文书和报纸虽然不太流畅，但理解力很强。我们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他仰靠在转椅上，双脚搭在办公台上，手里展开着一张《经济日报》，有时候也会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我呢，搬把椅子，坐在他的后面，越过他的肩膀头看他读得是否准确，帮他解释一些难词儿。比如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老麦是真的烦透了那些官样文章，总是读着读着把报纸往地上一扔，一大堆美国“国骂”脱口而出：“F×××”, “S×××”，等等。他参加过越战，有过当美国大兵的历史，说脏话对他来说不用打腹稿。烦虽烦，但为了工作，他也得忍耐，继续把那报纸捡起来，读下去。我没有他那么偏激，大机关我也待过，对中国的国情当然比他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我们在课上常常吵架。比如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普选制的认识、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等，两人经常会产生分歧。我现在想：老麦一定认为我是个很“左”的人，但是他也很喜欢我的直率和不盲从。我不跟他从概念到概念地辩论，只讲我知道的故事。

后来，老麦不当记者了，被提拔为道琼斯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尔街日报》是道琼斯公司下属的报纸），他再也不穿他那黄黑夹杂的灯笼斑马裤了，而是西装革履、白衬衫、红领带，一副大老板的样子。我还继续当他的老师。但是由于他越来越忙，我们真正上课的时间完全不能保证。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帮他的公司做一些文化上的咨询。比如，道琼斯在中国刚刚开展业务，需要设计一个企业标识（LOGO），还需要找一个宣传口号。我们一起讨论，就用“道”字作为他公司的标识，我帮着物色了一个魏碑写得好的书法家，写了一个大大的“道”字，这个“道”字，还被作为礼物送给了道琼斯公司的董事长，并被装裱起来摆在道琼斯纽约总部的办公室里。我给道琼斯公司想到的口号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记得当时灵感来时是个周末，我跟老麦打电话告知他这个想法，老麦也很激动，他有这个慧眼，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个好主意。我帮忙让一个民间篆刻高手用闲章的形式把这几个字做成篆刻，用朱红印泥印在“道”字的右上角。这个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企业商标非常醒目打眼。据说在国贸做的外国企业推展会上，道琼斯的宣传活页还被李鹏和李瑞环等领导人取阅并留下了。

说来可惜，后来这位书法家觉得当初写这“道”字并不是给道琼斯公司做标识的，起诉了道琼斯，要求巨额赔偿。双方没有谈拢，最后道琼斯停止使用这个魏碑的“道”字，一段本来是两全其美的文化佳话戛然而止，对我这个文化搭桥人来说，实在是殊为可惜的事。

随着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老麦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越来越透彻，对中国的感情也愈发浓厚。记得当时克林顿做总统时，有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贸易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的压力有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趋势。麦主席（当时他是美中商会主席）立即行动起来，鼓动了在京美国企业的一百多个首席代表，要集体回华盛顿游说国会和白宫。听说了这个消息，时任副总理的吴仪很感谢他的义举，就设宴为他送行。见吴仪前的一节课上，老麦说想在跟吴仪会谈时说几句成语。我们说到“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等，当他听我偶尔说到一个成语“同床异梦”时，眼里马上放出光芒。他说：“这个成语好，我就说，‘我们不能同床异梦，我们得同床一梦，一个的一’。”我笑着说：“吴副总理是个女的，这样开玩笑不合适吧？”老麦不管这么多，美国人的幽默就是这样，没那么矜持。后来老麦告诉我，吴仪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老麦幽默、爽朗，跟他在一起总是充满笑声。一次，道琼斯职员妮娜家聚会，大家都去了。妮娜的小狗可能是太兴奋也可能是太紧张了，冲上冲下叫个不停，还用嘴到处拱客人的衣裤，把老麦给弄烦了，只听他对妮娜大叫起来：“妮娜，你们家的狗太没家教了！”客人哄堂大笑，妮娜苦笑。圣诞节时，老麦总是要搞个很大的家庭派对，百十来号人挤在建外的公寓里。一次圣诞聚会时，大家对墙上挂的一幅老照片非常感兴趣。从那时往前算，那已是18年前老麦和夫人凯西刚结婚时的合影。照片里的凯西还是那个苗条的凯西，照片里的“小麦”高大帅气、金发碧眼、阔脸明眸，长得像少年克林顿一样。而大家回头看眼前的主人，头发快谢完了，一脸富态，像个弥勒佛。老麦大声地宣布：“啊，那是凯西和她前夫的照片。”不少客人还真的信了。凯西只好尖着嗓子补白：“不是，那就是老麦！”

老麦常常跟人介绍说我是道琼斯公司的文化顾问，但在避开众人我们独自上课时，就说我和他是两个土包子，一个来自美国中北部明尼苏达，一个来自中国湖北乡下。

老麦的公司早就搬到上海去了，现在我跟老麦的联系也只限于通过电子邮件问个好。希望他这个明尼苏达土包子在大上海十里洋场也能继续发出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