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的编辑出版与史学的扩展

解决晚近史料边际模糊的一大障碍，是资料的收藏、出版与利用条件，与史料的规模相比，极不相称。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理、出版等环节，形成难以解脱的连环套，导致史料的收藏单位、出版机构以及读者和研究者相互纠结的诸多困扰。

晚近史料虽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收藏却相当分散，查访、搜集、利用极为不便，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种报刊、同一人的日记函电，甚至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分别藏于几家乃至多家图书馆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图书馆因为这些资料的数量大，内容杂乱，很难全面梳理分别，评估把握又缺乏恰当的准则，而且大都够不上古籍善本的标准，只能采用一般规则收藏保存。而晚清以来的各类史料虽然时间不过百余年甚至不到百年，因为普遍改用机器造纸印刷，可以存放的时间远不及古籍，加以保管条件相对较差，阅读者又较多，磨损、霉变、虫蛀、松脆等情况相当严重。对此，不少图书馆采取收费、限制借阅甚至禁止借阅等措施，但是一来不准翻阅未必能够收到保护文献的效果，甚至反而会加速损坏的进程。某省图书馆清代文献的大范围毁损，要因之一，即不准查阅，须知过去藏书楼还要定期专门雇人翻书。二来晚近史与今人关系密切，研究和关注者日益增多，限制措施加剧了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及研究者的矛盾，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纳税人意识的不断增强，至少对于公立图书馆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长此以往，公共图书馆方面收藏保存与借阅服务的两难局面势将日趋严重。

研究者同样面临两难，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学人因为条件限制，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相去甚远，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状态，坐拥书城者可以足不出户，而选题的范围相当宽广，否则四处奔波，选题还须严格限定。龟缩于一地一人，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还会产生以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幻自大。另一方面，垄断资料导致对资料的迷信，由此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所谓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参证，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甚至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在专题研究之下，材料的限制使得一项研究很难被重新验证，研究者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如今日的考古界，能够接触实物者水准有限，解读运用，错误百出，而高手则苦于无法接触相关文物，尽管疑窦丛生，可以提出反证，却难以正面立论。于是，因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开地提供给所有的研究者，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同时，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或者则干脆不顾史料，以举例为归纳，以断章取义得来的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无知者无畏，完全不顾是否能够贯通史事与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棘手难题。晚近史料的多、散、乱，保存状态的恶化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强，导致整理工作的诸多滞碍，出版也就无从谈起。由于不少资料具有唯一性，收藏单位往往向阅读、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额磨损费，若是作为出版之用，所收底本费和磨损费更是如同天价。出版近代史料，卷帙浩繁，投资成本高，销售风险大，再加以高额底本磨损费用，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如果的确出于保护文献的目的，未可厚非。可是有时使用者要求将所有文献复制两份，以便将原本妥善收藏保管，今后只借阅复印本，却得不到正面回应，令人怀疑动机是否真诚。除了国家财政、法规上确有一些不合理规定的因素外，收藏单位的观念严重滞后，当为主因。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并非旧式私家藏书楼，向学界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事，因为其职责只是代纳税人管理公共财产。

目前照搬古籍整理办法出版近代史料，进度太慢，远远赶不上史料毁损的速度，况且近代史料的校勘，至少不比古代文献来得容易。全用标点整理的办法，能够胜任的学人大都无暇，目前的评估体系又不鼓励，而水准不够，又难免乱来。今人整理点校的各种近代文献，错误随处可见。即使行家里手，因为今典本事太多，很难掌握周详，无力面面俱到，误读错解也在所难免。在傅斯年等人反对疏通的影响下，本来作为史家基础的文献注疏，变成文献学者的专门，又分属文史两科，治史者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做专题研究，文献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专题研究训练出来的学人，好将个别经验放大，往往喜欢擅改前人用字，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子史之学一般，改订旧文，多任己意。由于原本难得一见，阅读者即使心中疑惑，也无从比勘正误。整理出版者鉴于费力不讨好，只得裹足不前。

根据现况实情，首要应当考虑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大规模照原样出版近代史料，以实现保存与使用的双赢。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布局下，调动各级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面的人力物力，以适当形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分工合作，有计划按步骤地有序进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由兼通各面的适当人选主持其事，将是较为完善同时也是最为合理节省的途径。但从目前情况看，各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在细分化的格局之下，图书、档案、出版、学术等部门关于整理出版史料的观念态度做法各不相同，学术界的不同学科甚至不同研究时段之间也是意见分歧，极少能够统合全局、兼顾各方的通人，而各执己见往往不过画地为牢的所谓行规。其实，分的眼光只是后来认识的局限，并非天经地义的道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窃以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唯有以收藏机构为单位，大规模分类影印出版，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实现。具体办法为：

（1）优先与愿意开放并提供底本的史料收藏单位（包括私人藏家）合作，作为示范。目前图书馆和档案馆对于大规模出版历史资料的意见不一，《清代稿钞本》的出版，首先即得益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开明，他们相信图书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和完全开放的态度，愿将所有馆藏贡献于海内外同好和社会公众。在其带动下，广东省内其他图书馆也有意效法。

（2）精选底本。学人与藏家选书的标准历来有别，大规模出版近代文献，取舍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内容和研究需求，以及存世的多少，兼顾版本。办法为：优先收录日记、函电、文集等未刊稿本钞本，其次为孤本珍本，再次为内容、版式等有异的刻本。

（3）借鉴台湾沈云龙编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法，有整体设想，而不强求整齐，以来源的难易定实施的先后程序。根据愿意提供底本的单位或个人的收藏情况，相对集中，原来分列的个人诗文集合并，同类文献则汇集编排。报刊或分时段，或依类型（据形式或内容）。

（4）原版影印。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正确，最有效，目前文献整理出版要求校勘标点，而晚近史料过于庞杂，内容纷繁，又缺乏能够胜任整理之责者，因而整理的速度远不及资料毁损的速度，而整理的效果则未见理想。原版影印，可以在最短期限内大批复制，并保证不走样。待到多数学人能够直接接触相关史料，然后从容从事精加工，不仅进行较为便利，而且有随时验证的可能。

这样做或许与现行古籍整理的原则标准不尽一致。如果上古、中古、近代史料遗存的多寡会影响各领域史学研究的重心办法的差异，则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应削足适履，强求与古代一律。

晚近史料要探明边际，目录编辑至关重要，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编目，尤其不能满足于依据各种分别的编目而做的集合目录。名录之外，最好还有篇目，以便把握文献的内容大要，逐渐明晰条理系统。目前最大的难题，当在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往往不完整，报刊部分最为突出。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开始大都不稳定，印数很难确定，一旦畅销而致脱销，很快会出再版本，有时甚至连续三版四版，而首版与再版的版式、序号、广告、插页等，常常有所变动。首版本一般不易得或难得其全，如果强求一致，则大都无法操作或事倍功半。稿钞本甚至刊本也有类似情况。如陈澧稿钞本的来龙去脉以及各家的收藏详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散在境内外若干家图书馆，而各家对于出版一事的意愿差距较大，或限制太严，或索价过高，只能望洋兴叹。目前的权宜之计，只有暂时将就兼用不同版本，以待方便之时陆续增补。有的书刊藏本太少，不仅版式难期一律，连退而求其次的将就兼用，也遭遇重重障碍，不易凑齐。如此，与其束之高阁，不如因陋就简，将来条件成熟，再渐次补齐。这样做自然不会是上佳之策，却不失为情非得已的可行之道。

总之，在目前情势下，如果强求近代史料的完整，并且非要统一规划才能大规模出版，则此项事业或许只能留有以待。如果先将愿意公诸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则可以推动其他公私各藏家，因为虽然有些机构收藏较多，既非完璧，亦非独有，尤其是刊本部分，割据封闭则奇货可居，各家尽出，则垄断不复存在，资源优势逐渐降低，态度势必发生变化。随着各家收藏单位出版意愿的增强，出版成本会相应下降，陆续仿效，终成完璧之时指日可待。二则有助于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即使其他几家未刊，学人也便于阅读时逐一比勘，以免雾里看花，循环反复。如果因为悬的过高（且往往片面）而举步维艰，无异于因噎废食，恰如近代政府追求国民教育的高标准，结果反而使得大批贫民子弟无书可读，岂非本末倒置。

或者担心未经任何整理，读者无法使用。这样的担心可谓杞人忧天。沈云龙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陆续汇集在台湾及海外所能找到的有清以来各类史料，影印出版，尽管只占相关时期文献总和的很小部分，而且未做任何导读解说，却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大陆在内，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学人使用的最普遍的资料汇辑。如果连这样的资料也无法解读，可以说根本不具备下手研究的基本素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因为体例上没有编排的限定，只有本子的取舍，反而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不会造成框缚。比较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况且，即使诸如此类编辑整理的资料，也不可能扫除所有的阅读障碍，反而可能在文字的细节上出现不少加工错误，在体例的编排上形成既定的视野导向，约束甚至误导读者。近年来各种资料文献的导读，固然不乏佳作，可以指点迷津，但也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伪劣，误导众生，贻害无穷。

傅斯年认为，史料越生越好，以免将后来的主观强加于人，不仅误读错解当时的人事，而且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用一定的框架来局限，反而缩小减少其应有的内涵和价值。此说固然有抹杀一切前人的主观，将书仅仅当作材料的偏蔽，忽略了包括撰述者在内的前人的主观，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其真实性不一定相对于所记录的史事，而是记录的态度。但是正如考古发掘一样，以今日的认识能力与技术手段，大量的重要信息在发掘过程中势必遭受破坏，甚至永远消失，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样，才是最理想的方式。沈云龙所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辑录的资料，限于条件，已经竭尽所能，不过百分之一，还是能够嘉惠世界学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晚近史料的出版，应以所能提供文献的数量、版本、内容、保真程度为据，尽可能有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进行，不宜拘泥于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标准和办法来衡量裁夺。

晚近史料的出版，影响不仅限于学术研究。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着重于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则希望重寻自我，想知道我何以与众不同、我何以是我。这样的重新定位，无疑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入手，并且比较其他，尤其侧重于自我认识。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日本、韩国都曾将近代史料大规模重新印制。同时，在此阶段，人力、成本等各方面条件均处于支撑此项事业的较佳优化状态，一旦坐失良机，就只能徒叹奈何。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大规模整理出版近代史料，正其时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四大发明中的两项，即造纸和印刷术，与文献密切相关。中国的古代典籍在世界堪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可是与近代史料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四库全书收书3000余种，已经是最大规模。而各类近代文献的任何一项，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古代文献的总和。一方面，尽管近代工业发展，制纸业突飞猛进，印刷的规模大幅度扩张，就保存时间的长短而论，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代手工纸，目前用机制纸印刷的各类文献几乎都已到了保存的临界点。另一方面，晚近文献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护的层级，整理办法又基本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则。照现在毁损的程度与速度，用不了多久，许多重要史料将像地球上的生物物种那样永远消失。继续按照目前文献的编辑整理出版这样个别进行，不仅顾此失彼，而且缓不济急。当务之急，应是多快好省地有计划大规模原样影印出版，优先解决保存与使用的两难问题，既让更多的学人比较便利地看到所有原本，可以从容进行深度整理，又能进一步加强保护措施，减少人为因素的破坏，化弊为利，两全其美。

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收藏与保存、整理与出版的两难，还将对晚近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以往因为史料的边际模糊，捉摸不定，搜集不易，出版又遥遥无期，可遇不可求，研究者看不到各家藏本，一方面难以把握材料与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无从下手研究，不得不辗转求证，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又急于解释，于是只好借助外来理论，将材料与史事的时空联系完全抽离，填入既定的框架。正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任意条理解释，而难以验证。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将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

或者担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外学人财力十足，如鱼得水，实则恰好相反，大量原生态史料的问世，断章取义者当然有所顾忌，严谨学人也难免临歧裹足。面对庞大史料，学人或许会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凭借少量秘笈或借鉴别科陈说猎奇构思而随意立论的做法或许将有所收敛。随着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史料的边际日渐清晰，将推动学人逐渐把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当然，那时能否读得完又会成为难堪重压，继续考验学人的智力和体力。

总之，晚近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囿，后者隔义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治史须先因后创，由博返约，先识大体，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甚至指鹿为马。要想改变晚近史料收藏与利用的两难，恢复史学应有的整体性，当务之急，必须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并且因缘史料的繁多，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利，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使晚近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