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治史的贯通与滞碍

史学为一整体性的学问，应在全面观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取法乎上的治学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的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相关研究的起步较晚，为了因应时势的迫切需求，结论又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褊狭，往往由专业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

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所出之货大都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曰旧而改弦易辙追求自以为是的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讲求治史的基本，或有正本清源以致大道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