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2年特教生涯
岁月一页页地翻过，说它无情，因为转眼间，我已年逾古稀；但同时又感觉它十分有情，因为我所有的努力与成长，都得到了它的“回报”。2018年，幸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特级教师制度实施40周年，应邀回顾撰写个人专业成长的历程，我情不自禁地打开了52年特教生涯的记忆闸门……
缘
1996年9月8日，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群英荟萃、灯火通明的锦江小礼堂接受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接见。我手捧特级教师证书，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我：“您是怎么会选择特殊教育这个职业的？”“确切地说，不是我选择了特殊教育，而是特殊教育选择了我！”我笑了笑回答道。
确实如此，也许是缘分把我的一生安排在一个并不寂静的无声世界里。那是1966年盛夏，徐汇区教育局的领导递给我一张前往聋哑学校报到的通知书，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一所特殊学校，需要特别的爱心和耐心。我们挑选了你，是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我无言应答，因为在“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里是没有双向选择的机会的。就这样，我茫茫然地踏进了上海市第四聋哑学校的大门。在那里等待我的是热情的季佩玉校长和16个不太懂事、不会发音的耳聋学生。这倒也好，老师是新的，学生也是新的，一切从零开始，我不用担心不会手语、不懂教法，我在边学边教、“现买现卖”的过程中走上了聋校的讲台，开启了我的特教生涯。没想到，这一干就是52年——这辈子我是注定与特殊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了。
班主任和语文教师，让我实践教书育人
2017年10月，正值上海第四聋校建校80周年。当我重回学校，看见眼前的场面顿时激动万分：校园里济济一堂的校友们打着手势在热情交谈，其中有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有恬静持重的中年校友，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校友……这一天，他们都来了。当我的目光落在曾执教过的三届毕业生身上时，他们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与我合影，并介绍着自己的近况。看着这些听障学生在当下信息化的时代里有尊严地自食其力，充满自信地参与社会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在漫长的特教生涯中，最令我难忘的18年班主任经历也因此跃然眼前。在18年里，我执教过一至九年级的各学段学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程度、不同家庭背景的听力障碍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积极引导他们排除听障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培养他们自信、自立、自强、自尊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成为“残而不废”的有用人才。
失去听觉的人感官特别灵敏，他们能“以目代耳”，从表情中窥探对方的意图，但由听障造成的自卑心理也特别明显。为了让他们形成自信、自立、自强、自尊的个性，我们要用一颗真诚、善良的爱心和不厌其烦的耐心去引导学生摆脱社会的偏见和因缺陷造成的心理残疾。我通过谈话、家访等一系列途径，让学生能认识到人类最大的残疾不是有形的生理残疾，而是心灵障碍。我常以海伦·凯勒、张海迪等残疾人士的故事来激励他们奋勇前行。
如今，这些学生能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并作出贡献，看到他们的成功，是我最大的欣慰。有人问我：“52年的特教生涯中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岗位？”“当班主任最有滋味。”当年我这样回答，如今亦是。这是因为班主任最了解学生，也最能得到学生的爱戴和信任。迄今为止，许多学生仍回忆起当年的师生情：“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为我们付出的心血……”
听力残疾的学生由于失聪而丧失了获得语言的自然途径，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语言和思维障碍。这种“因聋致哑”的双重缺陷，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美国特教专家柯克曾说：“不能听和不会说是一种不利于社会和学习适应的关键性缺陷，语言影响到发展的各个方面。”为了补偿这一切，我和广大聋校教师一起，把帮助聋哑孩子开口说话，获得有声语言，视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努力探索形成和发展听障学生语言能力的途径。对这些“因聋致哑”的孩子，我们曾采取各种特殊手段引导他们用视觉感知老师的口型，并模仿老师说话的口形进行发音；运用触觉，从声带震动的差异比较上寻找发音的部位，发出声音。对有残存听力的学生，则运用先进的助听设备对他们进行听、说训练，使他们达到“聋而不哑”的程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来形容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来之不易，而让聋生开口说话，不知几分耕耘才能换来一点点收获。教师们在这一过程中倾注的心血是无法估量的，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原本“有口难言”的学生，能用清晰的口语表达思想，用流畅的书面语写出自己的心声时，才由衷地感到欣慰。
近30年来，我对聋生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实践。同时随着课程计划的实施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我采取了一系列改进聋校语文课堂教学的举措。如，加强语感训练，重视迁移能力的培养，努力探索课堂教学的新模式；变内容疏通型为语言训练型，亲临现场指导教师进行“读、说、记、用”（即读课文中的语言、说课文中的语言、记课文中的语言、用课文中的语言）的教学模式。由此在上海各聋校展示课上获得好评。几十年来，我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撰写了《关于优化聋校语文课堂教学》《听力障碍学生分类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转变观念、改进教法、提高效率》及《聋生自我意识的培养》《浅谈对听障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等几十篇论文，并两次参加全国聋校语文教材和聋校语文教学专著的编写。期间还应邀赴各地讲课，培训语文教师，为全国聋校改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编教材：让经验得到沉淀
1984年夏，我送走了最后一个毕业班。季佩玉校长通知我，经市教育局推荐，我已被教育部批准参加“全国聋校语文统编教材”工作组，为期两年，全脱产。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全脱产，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记得在上海市教育局凌同光副局长的办公室里，教学处袁毓珍处长向我们介绍了这个难度大、要求高的任务，而且这是“文革”后亮相的第一套国家教材。为了让我们集中精力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市教育局专门为我们选择了康定路上一套宁静的寓所作为办公地点。担任本组组长的是季佩玉校长。他带领我们认真地制订计划、组织分工编写1～8年级共16本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我负责编写八年级上、下两册。当时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刚送走一届毕业班，完成了18年的语文教学任务，对1～8年级的教材确实有许多想法。担心的是因为“文革”期间，教学内容是严格控制在政治范围内的，尤其是高年级，大多是政治性的社论（节选）、文件、毛主席语录等，既没有适合聋生的文章，更没有名家名著。于是我们就地取材，找一些浅显的记叙文、典型的应用文等进行编写，但对于如何把握教材的思想内容确有困难。而且当时的办公条件远不如今日，既没有电脑，连“四通”打字机等设备也没有。我们都是“爬格子”，用手写在方格稿纸内的方式编写教材。最难的任务就是用原始的方法排出各年级的“生字表”，同时还列出各年级的语文知识“双基”表。当时，我大胆地选编了一些名家名篇，如《背影》《养花》《故乡》《卖火柴的小女孩》，同时我也根据资料，自己编写了《海伦·凯勒》《生命的意义》，选编了《鞋匠的儿子》等文章，这些针对残疾人的励志文章极大地鼓励了学生，同时也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他们的语言文字素养。
当校长：立足课堂两手抓
18年的班主任和语文课堂教学经验，我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1986年起，我担任了学校管理职务，分管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让我懂得，管好学校的根本是抓好课堂教学。我以专业管理引领抓教学，抓课程改革。我开创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提出各科教学要渗透语言教学的理念。我组织各教研组开展实践活动。例如，2001年，我提出了市级课题“以聋生发展为本，在发展中获得补偿，在补偿中促进发展”。我将自己几十年的教育经历和感悟用课题形式确定下来。其核心是补偿缺陷和身心发展之间的关系，它改变了传统的以补偿缺陷为主的“特教观”，即以聋童的身心发展为本，从发展中获得补偿，在补偿中促进发展。这一研究跨越了几十年，现在的教学实践印证了我的观点，为此我感到欣慰。
1986年夏，我在完成了全国聋校语文统编教材工作之后回到学校，担任分管教育教学的副校长。这期间，我在抓学校学科教学质量的同时，新开设了“英语”和“语文实践课”，提出了聋校的各科教学都要重视语言训练的议题，并向全市开放了6节公开课。上海市教育局领导在巡视本市各聋哑学校时肯定了这些成果。夏秀蓉副局长说：“四聋这所老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旧校舍内，却办出了80年代的教学水平。”这样的评价也奠定了1998年我校在全市聋校设点布局中的地位。
作为校长，我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管理。1998年正好是全市聋校设点布局阶段。全市19所聋校，办学条件差、效益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通过设点布局重新调整，将19所合并为4所。作为中心城区的第四聋校合并了长宁区、静安区第二、第三聋校。面对合并时的复杂状况，我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提出了“5+1”工程（“5”即“五子工程”，包括领导班子、房子、师资、车子、票子；“1”即“补偿与发展”的课题）。时任卢湾区教育局局长王顺霖让我从两所聋校内择优选择了七八名教师来新“四聋”校。领导的信任，师资队伍的重要性，给我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创造了机遇。我如实向全体教师介绍了并校的背景和每所学校的态度。我提出：“并校后‘二聋’‘三聋’的教师不见外，‘四聋’教师不排外，大家同心协力办好‘新四聋’。”并校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磨合期”，但在19所聋校合并过程中，“四聋”的“磨合期”是最短的，是最顺利、最平稳的。
在2001—2003年期间，我刚卸任校长职务，就收到了上海市教研室担任兼职教研员的邀请，同时，卢湾区教育局还为我创建了“顾爱玉工作室”，这两项工作的目标都是让我培养更多优秀的特教教师。于是我认真制订了计划，并走访了全市30所特殊学校，这些经历又让我有机会对不同类型的特教学校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与一位位校长结下了友情。
特教研究所：为上海特教搭建平台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受聘担任了上海市特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这是由上海市教委和中小学幼教师奖励基金会共同建立的上海市教科研基地之一，由卢湾区教育局承办，其宗旨是为上海广大特教工作者搭建一个学习、展示、交流的服务平台。
在市、区教育领导们的关心支持下，在广大特教工作者的参与下，我们克服了人手少、量大面广、难度高的困难，先后创办了《上海特教》专刊，创建了“上海特教在线”网站，在专家们的指导下，组织开展了上海特教科研课题的申报、评奖和成果推广工作，为全市特教学校搭建了一个学习、展示、交流的服务平台，为推进上海特教事业的持续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2004年3月，《上海特教》在广大特教工作者的“千呼万唤”中应运而生。它的诞生，填补了本市近百年来特教领域内没有专刊的空白，满足了广大特教工作者学习、交流、展示的需求，成为一本立足基层，面向上海，辐射全国的特教专刊。我们坚持“定位准、内容实、版面活、受众广”的思路，坚守专业性、实践性和指导性的原则，坚持“规范、专业、实效”的宗旨，使《上海特教》成为特教工作者心中的一块催生思维的沃土、学习交流的平台，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良师益友。
为扩大影响和保存价值，《上海特教》每两年从已发表的文章中遴选出富有专业性和借鉴性的文章编印系列丛书。2007年，由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的沈晓明亲笔题写了书名《探索·研究·交流》，至今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6辑，包括各类特教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文章和案例，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价值。这套丛书正成为当下特教同行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2013年，特教研究所在承担了一本杂志、一个网站、四年一届的课题研究和评审工作的基础上，开通了微博、QQ群、手语APP，开设了“手语网络教程”。上海特教所集全市特教工作者的智慧，走上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立体发展的新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与时俱进，又创设了微信公众号，开始进入数字化的全媒体阶段。
责任
一辈子从事特殊教育事业，我看够了许多残疾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所承受的无法想象的痛苦。作为教师，原本就有一份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的责任。因为有责任，就会有担当；有责任，就会自我加压，就会为了事业而寝食难安，没做完事情就会心神不宁。即便没有人检查，也会自己去反思、自我审视。在特教研究所的15年内，虽然没有像当校长那样的“问责”，但我都能自觉履行职责，按时做好年度计划、报告，开源节流。因为有责任，就会有动力，就有与时俱进的紧迫感，能克服各种困难，为推进特教事业而不断奋进。总之，做特教工作要做到平实、淡定、心如止水，让学生学得好一点、多一些，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回归到主流社会，这是每个特教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如果说当年是命运安排我走进聋哑学校，开启了特教事业的话，那么52年来，更多的是人生的追求在引领我不断进步。20年前，在纪念特级教师20周年编印的《师魂·师德·师风》一书中，我应邀撰写了题为《耕耘在特教园地上，我无怨无悔……》的文章。今天再次受邀在纪念特级教师40周年之际撰写此稿，我依然想在此文的结尾同样写下“一辈子耕耘在特教园地上，我无怨无悔……”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将重叠在一起，期盼能画出一个“蔚蓝色的弧圈”。
顾泠沅，1967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中小学教师岗位。上海市特级教师。1992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数学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历年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青浦实验”教学改革项目20年，领衔“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创建以校为本教研制度建设”等全国项目，相关成果评为“全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首届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优秀项目”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优秀教育著作”一等奖、“教育部全国课程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