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探讨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是洞悉世道人心的切入点：中国社会纷繁复杂，中国人心理的方方面面。那么，有没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千姿百态的现象贯穿起来，使我们能够把握最重要的内容？第二是洞悉世道人心的方法论：多年来，许多有关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术研究都是依照西方社会与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进行的。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与西方颇为不同，照搬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人，可能会像戴上了有色眼镜。那么，我们应当从何着手去认识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特色？本书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分析中国人的社会教化模式是了解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基础。所谓“社会教化模式”，是指中国人是如何被塑造的，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世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的理念成为一般人在生活方面的指导原则及道德准绳。这些内涵世代相传，结果造就了亿万颗深具儒家文化特色的“人心”。对于世道、人心的研讨，有的学者从世道内容着眼，有的又从本土心理的角度出发，但对于世道内容如何传递到人心的历程，也就是对中国人的社会教化历程的探讨却相当缺乏。本书的第一编则探讨这个主题，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缺。

在分析世道人心的根基之后，本书第二编剖析了中国人本土心理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现象。这些现象正是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体现。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关键不是选择什么样的“眼镜”，而是开阔视野。以中西分立甚至是中西对立为前提来讨论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难免误入歧途。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东方和西方应该相互开放、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由此而丰富人类共同的心理知识宝库。本书的第三编主要是探讨这个问题。

本书各编的具体内容如下：

■ 长大成人：中国人的社会教化

在第一编，我们以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宝玉承教”事件为引子，提出几个与中国人的社会教化历程有关的值得深思的问题。然后，介绍中国人社会教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孝道、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望子成龙与认知发展间的关系、冲动控制在道德发展上的意义等课题。在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了中国人社会教化模式的多样性，分析了社会教化模式在城乡、种族、性别、文化、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并阐述了此模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传承和变异。

这一部分也揭示了中国人社会教化历程中一些富有特色的现象。例如，重视孝道可能造成儿童心理适应困难、冲动控制可能造成僵硬的思想、家长权威可能令子女形成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心理，使子女将感情与角色分离，来面对文化规范下的心理冲突。

■ 处事为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层面

在第二编，我们剖析中国人社会心理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现象，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其一是“面子与厚黑”。中国人爱面子、讲面子已俨然形成一套精细微妙的学问，但究竟面子所指何物？又如何将它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我们试图澄清“面子”与其相关概念（例如地位、荣誉、尊严等）的差异，阐释面子运作的特点。我们认为，面子行为遵循着“报”与“互倚”的原则，因此要了解面子的运作机制，绝对不能只从个体本身的角度着手，而要顾及当时交往的对象，甚至包括互动双方的社会关系网。我们还发现，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当它发展到极端，就可能走向反面，催生“厚黑学”这一怪胎。

其二是“义与利”。义利之辨是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时难以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人对义的理解，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义及公平的概念是“因时制宜”的。换言之，对于“义与不义”或“公平与不公平”的解释，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它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在儒家的训诲中，倘若父亲顺手牵羊，做儿子的应该为他隐瞒才算正当的行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在进行公平判断时，仍然受角色期待的影响，同时也会袒护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亲友。在本书中，我们首先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儒家传统下的正义观念及其心理学意义；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讨论现代中国人的正义观念，即人们如何判断生活事件是否正义或公平；最后，我们探讨和阐述了中国人处理不公平事件的方法。

其三是“情与理”。中国人的行为讲究“合情合理”，但是，很多时候，情理之间又会出现冲突。本书将讨论在中国文化中的情与理的含义，情与理的相依关系，以及人们处理情理冲突的方法。

其四是“诚与信”。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道。儒家经典文献中，有关诚信的论述很多。以往对于诚信的研究，大都是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所作的理论分析，本书将根据实证研究的资料，分析普通中国人对于诚和信的看法以及他们与诚信有关的行为。我们将阐释人们日常生活中“害人之心”与“防人之心”之间的矛盾，讨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任危机与信任重建等问题。

■ 洞悉人心：研究中国人心理的有效方法

近年来，在港台和中国内地都有人致力于“本土心理研究”，企图将心理学研究与文化结合。本编首先讨论推行和超越本土心理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其中涉及的重点包括亚洲本土化心理研究现状、本土研究的含义及技术、本土研究与西方研究间互容与互斥的性质等问题。

接下来，本编讨论中国人的“关系取向”。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强的关系取向。举例而言，当两个美国人初次见面时，他们最想知道的往往是对方本身是什么样的人；而中国人最关心的却是对方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以及与何人有关联。再以个人在社会中的荣辱为例，外国人讲荣誉、地位时，基本上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中国人所讲的荣辱或面子却与家族唇齿相依，因此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人丢脸、祖宗无光”等连锁反应。不仅如此，关系取向的特性也渗入道德判断之中。

我们认为，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乃基于“个人主义”的理念，假定“个人”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因而忽略了个人以外的要素，如个人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社会地位等对个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影响。倘若只采用现有的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工具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则无法充分说明儒家文化濡染下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由于关系对于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我们认为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并非个体本身，而是个体所附属的关系背景。进一步说，在任何文化中，社会互动都是在某些关系与情境中进行的。因此，我们主张社会心理学应该将研究的分析单位从“个人”转移到“关系中的个人”，以摆脱过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偏颇观点。我们相信，这种研究方法论，不仅是洞悉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的利器，而且是了解人类心理现象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