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找失落的文化主体

文化究竟是什么？长久以来，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开展文化运动，唯独对文化的真谛，特别是对文化的主体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即使论及，也只停留于静态的概念界说，对文化主体与文化实践的动态关系，则无人问津。这一缺陷，使得我们在理论上不可能向文化的深层开拓，在实践上失去了文化主体应有的地位。

文化的主体性，简言之就是文化人作为活动主体区别于非文化人，特别是区别于活动客体的特殊性。首先，文化主体之成为主体，在于文化主体是能动的存在物，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其次，创造性是文化主体最重要的能力和本质的特征。如果说文化主体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的选择，文化的创造性则是对现实的超越。再次，文化主体性还包括文化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一个文化人的自主性一旦失落，他就不可避免地为某种凌驾于文化之上的信条或权力所控制，就会因自我的丧失，而沦为一种非文化的工具。

诚然，人类对文化的认识从来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文化概念也难有一个恒定的界说。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两人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统计了从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为文化所下的第一个定义到其成书时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达164种之多。历史学家把文化看作是过往社会的遗产，传统行为模式的综意情结；心理学者视文化为个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总映象，满足个人主观意志所选择的行为模式；结构主义强调文化是各种要素或文化特征构成的稳定体系；文化发生论者则认为文化是社会互动及不同个体交互影响的产品；马克思主义把文化归结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件；与之对立的某些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坚持“为文化而文化”，完全否定文化的阶级性。法国的“文明”是以启蒙教化为特征，其根本特征是推崇人道，尊重人格；德国人的“文化”是指“技术上的优越”，或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聚讼纷纭的局面，既有学科体系的不同，也有方法论的分歧，更有政治派别的成见，还有民族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别。但从根本上言之，则是文化主体意识渗透文化研究，在不同的活动主体发生作用的结果。

现代人类社会的千变万化和多元选择，使得文化呈现出新的样式和特质。文化既是个体情绪的主观宣泄，又是民族精神的充分表现；既是时代进化的内驱动力，又是随机应变的意志冲动，文化不再是人们所想象的有序。它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表现人类创造意志的象征。这说明文化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主体性的显现和文化创造的迭合为一。用这样一种新文化观来分析我们的文化现状，就可以明了，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新儒家”混淆了彼时的文化与此时的文化差异，用历史规范现实，用传统精神保守现代秩序，从而把文化的存在仅仅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一种旧规范的新常规处理，否定了文化主体具有一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创造性力量。而从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实际出发的反传统主义论者的失误则在于混淆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根本差异，用非文化的尺度来衡量文化价值，用社会要求规划文化发展，取消了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也取消了文化本体的存在。注重文化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只能得到对社会表层的认识，根本无法透视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是现有文化讨论难以超越五四新文化人，无力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

充分肯定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今中国业已存在的文化困境。用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眼光去审视、批判传统文化，乃至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固然能产生惊世骇俗、警醒国人的轰动一时的效应，但忧国的沉痛感不可能转化为创造智慧的力量，无可奈何的民族自卑感必然乘隙而生。急功近利地权衡比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和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以突出本族文化的劣根性，固然能把国人从封闭自守的状态中唤醒起来，但文化的创新终究不能从悲愤的绝望之处起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标榜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维护历史传统，害怕民族文化旁落“洋人”之手，固然表现了一种文化自决意识和对历史遗产的珍惜之情，但文化的开拓不可能依赖传统自身的“创造性转换”，任何旧文化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新文化规范的创造，是近代以来除旧纳新的现实途径。

文化需要我们自省，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中国文化陷入困境的最重要表现，在于文化主体缺乏创造意志的自由冲动，缺乏伸张创造能力的文化环境和制度保障。相反，束缚、限制甚至阻碍文化创造的各种因素和社会环境却持续存在。

从文化自身看，阻碍人们进入创造意境的一个深刻原因，是人们对“正本清源”这一古朴的思维模式有着执著的偏爱。被历代奉为“圣人”的孔子，他以“克己复礼”为其思想的历史归宿，而复归的起点却在“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种置“名”于实之上，置“本”为先验之物的思想一经转化为文化模式，被人们所滥用，它就产生了难以想象的轮回效应。“三代之礼”意境高远，虚无缥缈，若隐若现，叫人难以捉摸。“正名”之举却近在眼前，与己相关，责无旁贷，不可等闲视之。何况先圣还给为政者下了一个定义：“政者，正也。”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人君子自然得从“正名”开始。于是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纪，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的乱世之举，有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习俗惯例，有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治乱相寻的周期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从一般制度法规的制定，到重大政治变革的实施，从芸芸众生的普通百姓，到南面独尊的真命天子，对自己的名分都格外珍重。这种“名”、“本”同位的思想观念，后来又为宋儒发展成“体”“用”同构的思想模式，受其浸染的古人易于因循守成，难以鼎革创新；易于循规蹈矩，不求自我飞跃。任何创造冲动，任何变革之举，因违纲反常，无法迎合人们因袭的文化惰性心理，而遭到惨重的辱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能自觉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文化因素。

近代以后，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依旧约束着人们。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各产生一部《劝学篇》，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苦口婆心劝“新进”之学；中国开明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劝学篇》，却一反维新思潮，劝守“中体西用”之陈规。张之洞认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夫所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他大骂有变法意向的维新派是“妄亲”、“妄圣”、“有菲薄名教之心”, “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 “其意欲举世放恣黥乱而后快”。结果被诬为“蔑古拂今，干纪狂诞”的维新派志士，在国内除了落得惨遭戕害、喋血都门的下场外，只有避往异域，成了流亡的逋逃客。

这是一个难解的文化之谜。当代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从贯彻“双百”方针以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有一个无形的“文化之本”在发生作用，难怪首当其冲的总是那些与文化之“本”发生歧义的富有创见的知识分子。新时期的晨曦也是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这一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思维模式中崭露出来的。相信“极左”路线本身只是一条假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在理论上负有还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艰巨使命，这是学术界一度进行真假马克思主义辨别讨论的出发点。这场讨论很使人想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如何理解“祖宗之法”的激烈争辩，想起近代康有为为寻求变法维新之途，不得不搜索枯肠，塑造一个“变法改制”的孔子，以代替一个“述而不作”的先圣。历史虽饱经沧桑，但沉沉一线的文化传统的潜流仍在蜿蜒地行进。

“正本清源”付诸文化实践的结果，在哲学界，人们重申“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认识客观规律，这对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冒进，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纠正，它所表现的务实精神多少能使人正视现实，深入实际。在史学界，人们执著于对客观历史的再现，谋求合乎历史实际的描述，这对于不讲基本历史常识的“影射史学”显然是进了一大步。在文学界，人们重新探索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提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比起那些假大空、高大全的“三突出”英雄形象自然是高明多了。但在文化界由此助长的客观主义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当我们全力贯注于文化研究的客体而不去探讨文化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一个文化偏见的作用。它给人们理出的通向真理之途是，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可以在文化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入，得到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而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发挥，就会扭曲客观的原貌，丧失认识的真谛。这种潜在的文化偏见，使我们忽视对文化主体认识能力的开掘，不敢提倡在文化研究中加强主体意识，发挥文化人作为活动主体的主观创造性，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文化界缺乏生气和活力的内在原因。

文化是人类创造意志的象征。否定文化的主体意识，就谈不上文化的创造意志；离开了文化创造功能的发挥，文化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真正的文化，是主体的文化、创造的文化。只有文化主体有了自觉的人格意识，主体意识才有转化为创造意志的可能。把文化归纳为一种历史传统，误解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理解为“返朴归真”式的客观再现，从根本上来说，都抽掉了文化的精髓，实在是反文化、非文化的。实际上，那样一种追求纯真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昨天没有兑现，明天也不可能实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阐释，必将产生更多更明显的歧义。只不过分歧的差异在于，今天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将来也许倾向于文化解释。还是马克思自己说得好：“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未把真理的发明权当作一种专利据为己有，而是鼓励人们在文化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成果。

重新确立文化主体的应有地位，把沦落的文化主体意识寻找回来，这将使我们的文化历史研究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现代历史哲学，从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柯林伍德提倡“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在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历史是诗，不是编年史。”它反映了现代文化人对历史的主体认识的自觉。“生命之树常青”，历史之所以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表现，在于人们在记叙历史时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意志，它不是简单地复写、模拟和镜子般的照摄（射）历史，而是赋予历史以主体自身的主观感受。纯客观的历史既不存在，也不需要。即使编纂一部文献性的编年史著作，往往也包含着编纂者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和剪裁。主体意识的不可避免地渗透，客体对象不可避免地“诗化”，这是历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对历史的客观描述，或者探寻一条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去套用、规范、描述千变万化的历史都纯属徒劳无益，不可能换来一副真我的历史原貌，只能助长机械唯物主义的恶性膨胀，只能使我们在历史面前无所作为，反受历史的嘲弄。

把文化的研究焦点凝聚在如何评估传统文化价值，根据国力的大小和富强的程度来评估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或从本能的民族情感出发，以“体”“用”同构互补的文化模式保留传统文化，容纳西方文化，这是近代中国人思考文化的主要方式。审视本世纪的历次文化论争，我们无不惊讶地发现，尽管文化传统主义与文化反传统主义面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但在主张文化的单一结构，取消文化的主体性，埋葬自我意识方面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斥主体于文化大门之外，文化或看作祖传遗产，或当作“舶来西货”，或只是历史化的伦理道德，或变成意识形态的注脚，文化唯独不能成为它自己，不是创造意志的凸显。这样，文化很难获得独立、超越的性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撰写《历史研究》时，认为世界历史先后出现过26个文明社会，他将古代中国划为“衰微的文明”这一类。我们暂且不去评说此种说法是否言过其实，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如果文化主体意识丧失殆尽，文化创造功能极度匮乏，这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旧体系濒临瓦解而无力自救所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

现在，中国文化终于发展到了再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而要求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和协同发展的地步。现代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给世界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文化节奏日趋加快，“天命无常”之感遍及人心，文化时间变得越来越不易确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将使人类的视野从宏观世界向内深入微观世界和渺观世界，向外扩展到无限宏阔的宇宙世界，新科学发现的新世界，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文化空间也难以界定了。文化时空观的变化，自然也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观。文化开始由传统的文化定位转向现代的文化变异。在这样一个文化时代，各种文化流派、文化思潮、文化运动、文化人物层出不穷，此消彼长，常常是一个文化模式刚一问世，随之而来的文化新潮又将其淹没。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不相信文化规范的可证性，将传统视为远离生活的古董，这是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有人也许对这种现代性的文化特征不以为然，他们很欣赏那种传统的文化大一统秩序，他们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慢悠悠的、田园诗般的文化情调表示由衷的赞赏。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曾经葬送了我们参与世界文化、更新民族文化的历史机遇。的确，西方人在追求自我时濒临“信仰危机”，中国人却因乐于守成，保持了生活的平稳，而显得安逸自在。但追求自我的精神痛苦将西方人内在世界撕裂成破碎的一片，迫使他们在创造中重建自己的精神支柱；安于现状的自得其乐却使传统中国人的内在心灵混沌不清，几乎失去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严格来说，这并不只是民族的个性之差，它包含着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间隔和对立。看不清这一差异和对立，我们就必然在那个“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正本清源”的怪圈中继续循环、轮回、运转，我们就会因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检讨，自甘主体意识的彻底泯灭，而失去构建文化创新型强国所应必备的各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