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中国文化”的诱惑

既然当代文化的必然趋势是多元化，既然人类世界的未来取向不再是确定的、单一的选择，传统固守的“华夏文化中心说”和近代兴起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就必然为人们所放弃。实际上，国际汉学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就逐渐放弃用“冲击——反应”的文化模式来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开始注重中国文化历史内在的流变及其特殊的运动方式，这意味着历史的单向“影响研究”已为现实的多元文化的选择所代替。与此相适应，国际汉学界也由对中国古典的传统文化历史的浓厚兴趣转向对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国际汉学界文化模式的更换和研究重心的转移这一新局面说明，采用静态的、机械似的中西文化比较，既不可能解剖中国文化的历史局限，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华民族文化进化的新路子；把文化视点凝固在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能解释在西方近世文明冲击下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国际汉学界的新变化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我们不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遗案进行再批判，而且也应深入自我，展开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反思。只有对中国新文化予以彻底的反省，我们才能对自身的失误有真切的了解，才能将泯灭的主体意识和失落的独立人格重新坚固地树立起来。只有将主体意识注入到我们的文化研究中去，我们的文化才可能真正由“正本清源”的向后看转为走向未来的向前看，中国文化由此方可能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传统史学往往从经验的角度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以警示世人。《资治通鉴》所标榜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的撰史原则即是传统史学抱定的宗旨所在。但是，现实世界的多重性和多变性，并不意味着现实只是历史的简单重复，何况未来还隐含在概然性之中，偶然的事例往往将我们送入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界。基于此，现代史学家尝试用多向选择的概然性代替具有历史决定论倾向的必然性这一范畴，历史因此得以丰富，人在历史提供的各种机遇中所表现的主体作用也得以有了更深刻的揭示。因而站在未来的立场上，从批判的角度去审视历史，成为现代治史的根本特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两部煌煌巨制就是融历史、现实、未来三维空间为一体思维的经典证明。在此，我们提出并开创“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这一课题，预示着批判历史，反省现实，预测未来的多重愿望，以期将当今中国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提出并开创“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有其自身的历史依据和学术基础。众所周知，人们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时，一般循依通史的体制，将其段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四大块。通史分期是以生产方式的更替为其标志，它注重社会演进的整体运动。文化只构成社会整体运动的局部，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文化的超前与反动所表现的能动作用说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协调一致，有时会呈现矛盾、冲突的一面。忽视文化自身独特的运动、变化规律，套用通史的体例框架，任意取舍文化事实，宰割文化历史，它不仅不可能反映文化历史的起初面貌，反而将人们引入歧途。这在“政治第一，文化第二”的年代里，几乎是泛滥成灾，以致今天还保留有严重的后遗症。当前文化研究中，不顾文化历史的独特规律，搬用过去“以政治为中心”的通史框架，滥用文化符号，文化之外谈文化的做法比比皆是，几成通病。

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演变、衰朽的特殊历史过程，以此为对象的文化史在于客观地反映这一过程，发现构成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根据这一认识，从文化自身的视角去追溯中国文化的演变，它实际由三部分构成，即：原始文化、古典文化（或称传统文化）、新文化。远古的原始文化姑且不论。肇源于先秦的儒家，自汉武帝以后取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销行于中国两千多年，历久不衰，直到20世纪遗风犹在，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但五四运动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孔家店，这得归功于勇猛进取的新文化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这一新文化的思潮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40年，远道而来的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加大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朝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业已衰颓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它顽固地抵制外来文明，挣扎、延长自己的寿命。道光、咸丰年间，“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一死，传统文化的压轴戏——桐城古文运动就时运不济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世文明对垒的形势急转直下。长达三十余年的“同光中兴”，被证明是一场自我麻醉的虚幻夸张，“中体西用”在严复看来不过是“牛体马用”式的结合，被时贤讥讽为一种“愚妄”的应变哲学。随之而起的戊戌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具有“维新”意向的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士大夫为主体，以政治变法与文化维新并举，使中国文化依稀辐射出新时代的曙光。从文化突破的深度和拓展的广度去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维新运动，它的确不如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表现出全面革命的性质。但它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所起的先驱作用，却不应为人所遗忘。据此，我认为它是中国新文化的历史起点。

具体论之，当时中国文化的新特质表现在文化理论方面，就是被梁启超誉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率先于1897年在《国闻报》上刊登汉译《天演论》。此书第一次把先进的近代自然科学哲学系统地介绍进来，它所传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眼光和自强精神，影响了以后中国好几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新文化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在文化实践上，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黄遵宪对此作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创作实践反映了一个新世界，表现了“新诗派”的气魄，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随之登台的“小说界革命”、“戏剧革命”以及“新史学”，不同程度地要求注入时代的文化精神，拓展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在文化移植上，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近代典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林纾从他最初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先后翻译了上百种西洋近世小说，内容涉及许多欧美文学大师。此外，还有马君武、苏曼殊的西洋诗歌译介。这些译作突破了原来只译“格致”之学和宗教经典的格局，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西洋文化世界，填平了“夷夏之大防”的沟壑。在文化形式上，陈荣衮，裘延梁等提出了“语文合一”，主张文体改革。他们认为文言文是“祸之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倡导“崇白话而废文言”, “报章宜改浅说”，霎时间，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开中国白话运动之先河。梁启超本人身体力行“文体革命”，他的写作风格破除一切传统古文的通例，“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在文化载体上，八股取士的废除，科举制度的停止，新式学堂的开办，留欧美、留日学生的派遣，“谈时务”、“求西学”蔚然成风。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从传统的“士大夫”，走向现代的新式教育，第一批反叛传统的新型知识分子诞生了。中国文化终于在古老传统的绞痛中产生了裂变，孕育分娩出一个新生的婴儿——新文化。新文化的成长颇经周折，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才确立了自身以“科学”“民主”为方向的反传统主义趋势，中国文化才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化的现代潮流，“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新格局才渐次形成。

从总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受到批判、走向没落而不断挣扎的时期，这是一个新文化披荆斩棘、步履维艰而又凯歌行进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流派、文化思潮、文化运动竞相跃动于中国历史舞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争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粹主义、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中体西用”派、“东方文化”派、“全盘西化”派，五光十色，它们或激进，或温和，或耽于空想，或注视现实，或面向世界，或立足本位，纵横交错，光光相照，交织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画卷。在这众多的文化支流中，有激昂的“花腔”，有深沉的“咏叹”，有亢奋的号角，有痛苦的呻吟，有惊雷的轰鸣，有古香的回味，有果断的反叛，有缠绵的彷徨。中国的文化史在自己的演进中，终于破除了19世纪旧文化世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文化景象。相对而言，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研究，却显得犹疑不定，心有余悸。这里既有写作当代史的心理障碍作梗，也有各种现实难以逾越的“忌讳”在发生作用。故进入当代史范畴的“20世纪中国文化”仍有诸多乏人碰触的“禁区”或隐秘地带。长期流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范式，使人们只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条红线，其他的文化思想一律作为“黑线”，而弃之不顾。主张“本位文化”的，一律斥之为封建主义的糟粕；主张“全盘西化”的，则给其带上一顶“帝国主义洋奴买办”的帽子；随意将他们揉搓成一团更加难分难解的乱麻。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非无产阶级的反动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一条主线对“一团麻”，一个真理对“一团糟”的貌似分明而实在令人困惑的格局。这实际上是一度通行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文化史研究只能依附政治，很难对自身的实际历史进程做出科学的检讨。因而打破“一根主线”统帅“一团乱麻”的格局，重现文化选择的多元状态，这就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20世纪中国文化”这一研究课题。

开创“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继续的文化进程。20世纪的中国文化，从表层观之，个性解放带来的苦闷和忧虑总是多于喜悦，不断膨胀的民族情绪总是压抑着微弱的启蒙意识，超出社会常规的政治运动总是强制性地将文化纳入它的轨道。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借以安身立命的避难所，优秀的文化人从离异传统到复归传统，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以反封建为起点直至被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所吞噬……许多文化问题不得不听命于社会命运和政治意图的摆布。从深层透视，文化的贫乏不单是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不肯钻“象牙之塔”的知识分子亦难辞其咎；对历史传统的真诚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超我的高度，可惜也只是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上；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弗洛伊德、萨特式的现代思想家几乎没有；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能为走进世界文化拿出当代最好的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来；思想的酝酿满足于在传播外来文化的平面上就匆忙收场，一个最先进的中国人只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文化似乎表现出急躁不安的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倾向，其内在精神从未得到真正的伸展。诸如此类的问题，亟待我们做出严肃的历史分析和科学的解答，并在文化实践中努力创造新的业绩来。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对于探索中国文化的前途，制定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沟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既然中华民族曾经以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瑰宝使世界惊讶，自然也就应当在当代世界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功业。

当今中国的文化困境是近百年的中国文化落后的续演。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相信不相信，只要中国文化不成熟到主体的自觉，不发展到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的水平，文化问题就仍将困扰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心灵经受痛苦的折磨和沉重的锤炼。

走出文化困境的真正出路在于文化主体的彻底觉醒，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在于文化人对文化自身消长的特殊规律有深刻的理解。这就要求整个社会造成一种充满开放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氛围。我坚信，在改革、开放潮流中激流勇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同时，一定能在十年“文革”留下的这片文化废墟中坚强地站立起来，在未来世界文化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民族的举世瞩目的伟大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