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

20世纪，为现代文献学、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很多前辈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梁启超的几部学术史著作，总结清代汉学治学的基本经验，就是厌倦宋明理学的主观而倾向客观的考察，这些基本经验对现代学者的一个启发，就是应首先从文献史料入手来加强学术的科学性。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之一胡适提出的所谓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这求证靠的就是文献史料，而且他自己现身说法身体力行。我记得他在《白话文学史》上卷自序中谈到对史料工作的体会，他讲了三种感受和做法，一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更新的史料马上就吸收到写作的文本当中，写完了又发现更新的史料就把这些放在注释中，出版后又发现新史料，那么就把它放在正误表里来解决，可见他对史料很重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也是把史料把握放在第一位。后来我读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唐先生说，书话“史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用材料来说话。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就是对我们无声的启示，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史料的丰富至今无人可比。我来北京参加史料会之前还读了陈平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讲北京大学老师们读报刊的经验，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陈平原有一个论断，尘封的泛黄的报刊中，藏有可能改变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这个话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来看确实很有道理。报刊第一手资料的阅读可能使我们过去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一些说法、一些理论要重新阐释。陈平原还叙述了北大的老师阅读旧报刊的感受，其中讲了钱理群老师，说钱老师埋头于旧报刊，仿佛步入当时的情境之中，常为此兴奋不已。借助报刊触摸历史，进入当时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是研究的必不可少的起步。应该说我们这个学科在文献工作上积累了好多经验，《鲁迅全集》的编辑也是成功的一例。

我很看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曾经提出过的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建构的动议:1985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马良春先生的《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关于史料学的构想，他提出了分七类进行。即: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

1986年朱金顺先生出版了《新文学史料引论》，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的第一部开创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朱金顺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篇、版本、校勘、目录五个单元的形式，结合新文学发展的实际，对资料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做了要言不烦的论述。这部著作几乎已接近现代文学史料体系的雏形了。到了1988年，樊骏先生就现代文学史料学问题，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篇八万字的长文。他讲，史料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说，“如果我们不把史料工作仅仅理解为拾遗补阙、剪刀糨糊之类的简单劳动，而承认它有自己的领域和职责、严密的方法和要求、特殊的品格和价值——不只在整个文学研究事业中占有不容忽视、无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那么就不难发现迄今所做的，无论就史料工作理应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还是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言，都还存在许多不足。”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动议应者寥寥，并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对文献学、史料学的重视。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我想，20世纪现代文献学、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落后，不是少数人以身作则或倡导就可以改变的。因为它涉及20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某些观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在激烈的文化斗争中出现过的、对公正、平等的学术讨论、正确对待史实的气氛造成的伤害。另一件事是战争。战乱使许多作家、研究者流离失所，即使他们对现代文学有所评论和研究，也是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没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研究规范。20世纪下半叶，也有两件事影响到现代文学文献学或者说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一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盛行。革命的胜利造成一些人的错觉，以为在学术上也可以心想事成、随心所欲，什么事不凭材料而靠主观想象就可以做得到;加上运动不断，一场一场的运动使作家处于一种像沈从文先生所说的“避灾免祸”的精神状态。“避灾免祸”的精神状态也使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文学研究对不尊重史料的媚俗趋时倾向有所发展。第二件事是20世纪最后20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暴发户心理对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着潜隐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刚才钱理群在发言中所讲的学风上的浮躁、急功近利问题:出版物越来越多但水分也越来越多。我认为，如果说主观主义盛行、搞运动使作家处于“避灾免祸”的状况，使作家、评论家启动其生命自我保护机制，不在乎史料，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那么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反差，使许多人就很难认真地坐冷板凳念书，工资收入的不合理使人们耐不住寂寞，做史料搜集这种无利可图的工作了。上述诸事对一个世纪文献学史料学建设的破坏很大，今天要重建它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但毕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这表明情况总会有好转。

我想强调，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与传统的文献学是既有承继也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是人为的而是由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譬如师陀的文本当中出现的问题，单靠以字词校勘为主的传统的校勘学是不行的，比如我在提交的论文中列举了五种情况，都具有现代意味:第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的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通过实践，逐步实现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对诸如现代校勘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现代校勘学的原则与方法，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本操作规范等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或较为一致的认识，以建立起新的现代中国史料学。第二个我想到的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根本，就是刚才钱理群所讲的在于人的培养。一方面通过史料学的训练夯实一个青年学人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培养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夯实基础当然不只是指知识的纯史料性扩张。研究生的史料把握应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进行，发掘出史料本身所渗透着的现实生活的脉动，鼓励他们用学术的方式关注现实，关注学术前沿。把夯实基础和关注学术前沿统一起来，是我们培养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学术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之一。

(在一次讨论史料学建设会上的发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