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自然界任何单一的植物群落都是不存在的。原始森林里攀缠着藤蔓，草地上绽放着野花，麦田里也杂生着稗草。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样丰富多样。反映社会生活、人类情感的精神产品也五彩缤纷，即使在特别强调舆论一律的战争年代，对作品仔细进行个案研究也会发现，艺术品种的发展形态并不是单一的。在解放区，人们同样看到了作为文学主潮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与另类作品的共生景象。[1]只是，主导品种的过分强大，使另类品种的生存空间变得异常狭窄，群体的大合唱压倒了微弱的个体低吟，致使人们在对解放区文学的考察中，往往对此类作品略而不计。解放区的另类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思想上带有异端色彩的作品;(二)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三)某些题材独特的作品。

一

思想上带有异端色彩的作品，多来自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的左翼作家之手。这些作品，由于和解放区倡导的主流文学风尚不尽一致，受到过批评或批判，因而在解放初期出版的各类解放区作品选本中被有意忽略，大都未能列入出版计划，研究者从此也很少再提到它们。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中，这些作品中的极少数，也只是在大约20年前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整体上的清理、研究却至今尚未进行。

许多左翼作家进入解放区后，创作思想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来解放区之前，他们大都受过欧洲或苏联文学的滋养，受到过“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视野开阔，创作上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到解放区后，他们都热情地讴歌新生活的光辉，把解放区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的乐园。创作伊始，他们笔下的新人物既显得纯朴可爱，也留有对新生活缺乏深切感受而带来的局限;浮泛的颂扬使作品缺乏对生活应有的穿透力。随着阅历日深，他们在切身实践中感受到了建立新社会的艰巨性，目睹了新社会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经验不足的失误，乃至由于旧的思想意识的侵袭所出现的弊端，等等。这些疾恶如仇，对旧社会进行过极为深刻剖析的左翼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为之一变，由以颂扬为主转变为对新生活的理性审视，创作中的社会批判意识明显增强，写出了一批有别于初来解放区时的作品。丁玲等人的小说，丁玲、萧军、艾青、王实味、罗烽等人的散文、杂文，他们对现实生活没有夸张性的美化、神化，而是承认困难，揭发痼疾。艾青的杂文擎火携雷，与丑恶现象势不两立，流贯着一种忧时救世的英雄气息(《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王实味以散文的自由性和开放性，虽不无偏颇却无拘无束地倾诉着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企盼提纯生活的亮度。他的作品是战争年代诞生的重要历史文本(《野百合花》)。丁玲的那些一发表就存在争议的作品，其意义不仅在于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强烈召唤，而且可以看作是有关20世纪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性思索，展示了这位文学家敏锐而澄明的思想，正视现实的勇气和过人的才情，构成了丁玲全部作品的一个耀眼的光点(《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上述作品，为解放区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类型。

这些作品出自拥护解放区新政权的左翼作家并非偶然。来解放区之后，左翼作家在政治上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精神相通，心心相印。即使在个别具体问题上略有歧见，也完全是为了使新政权更加巩固、强大，而非存有二心。在这种强烈自信的驱使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或发言，或作文，出语无忌，坦率直言，甚至语调尖刻、偏激，锋芒毕露。

这些作品，既表现了左翼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生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他们对于当时复杂政治形势还缺乏必要的省察。

他们虽然亲身感受到，战争如影随形，随时可能降临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摧毁存在的一切稳定性、确定性，因而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求高度的统一性，文学创作应该受这种战时风尚的制约和影响;可是，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仍有一种原欲的冲动，坚守对现实的独立判断力和批判性认同，向生活深处作了直言不讳的开掘。

他们也许未曾认真思虑，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还不够强大，承受能力有限，苛刻的要求、指责，可能对现实指导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战争思维推进了文学的政治化趋势，导致指导者在政治上对作品存在的问题看得过重，从而作出严厉的决断。

他们未曾料到，新政权的敌对势力也可能利用他们言论中的片言只语[3]，别有用心地加以夸大，蛊惑人心，作为颠覆新政权的口实。

良好的创作愿望，带来的是始料不及的后果。最终导致了这类创作在1942年下半年后基本上被制止。

二

解放区初创期，由于地处农村，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极少。较有影响的篇什，还只限于从上海等大城市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所写一些回忆性作品，如周立波反映革命者狱中生活的小说。[4]40年代中期，随着一些中、小城市的解放，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开始涌现。

张家口解放后，艾青激情澎湃:

我们向解放了的城市欢呼

向那些闪光的港口欢呼

向张家口、安东、哈尔滨欢呼

向威海卫、烟台、大连欢呼

在我们美丽的版图上

一个城市接连着一个城市

像一个花环接连着一个花环

个个花环光焰夺目

这首诗似乎是一个信号，许多作家的目光开始转向城市。[5]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城市生活还是解放区作家面临的新课题。因为描写城市生活，不仅仅是文学创作题材的变化，如由写农村题材转写城市题材。题材变化的背后，有着文学观念的某些潜隐的转变。尝试表现城市生活，意味着解放区作家对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进行新的审视，开始从城市生活中获取新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知。相对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五颜六色，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的社会联系，城市感情生活中新的表现形态等等，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作家来说，既有着不知所措的陌生感，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探索热情。小说家丁克辛和萧也牧敏锐地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某些新的特质。丁克辛的《春夜》、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6]都注重描写城市人的心理活动，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城市人的爱情生活，成了他们观察都市生活最初的窗口，激发了他们新的艺术灵感。

《春夜》较为真实地描写了城市劳动者获得解放后的愉悦。在新婚之夜，女主人公秀兰子“今夜感到那样幸福，感到爱情是那样有力量，感到生命是藏有火花的，感到这春天的夜晚竟是这样迷人”。她吻着她最心爱的，也是最爱她的丈夫，“突然呜呜地哭了”。这位26岁的新娘，有着一肚子的苦水。19岁那年，在全家人饿死的饿死、被抓走的抓走，家破人亡之后，她讨饭来到煤矿，竟变相地成了妓女，做了八个矿工的“妻”，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解放后，在妇联的帮助下，她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自主的选择，嫁给了矿上的劳模，自己也参加了纺线小组和做鞋小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上了全新的生活。悲喜交集，才使秀兰子禁不住用“呜呜地哭”向丈夫倾诉她对新生活的由衷感激。《春夜》格调欢快、明朗。这篇不足三千字、近似速写的小说，截取秀兰子新婚之夜的片断，展现了城市普通劳动者的感情波涛，有着较大的思想容量。作品的结尾，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放开，睡吧，你明天还要竞赛哩!”对于丈夫亲昵的动作，妻子疼爱地作了规劝性的拒绝。这一描写，虽然在技巧上有某种老一套子之嫌，但也确实表现了他们情投意合的纯真之情。

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欧阳一、亚君、崙泰等人批评。欧阳一说，“八路军来了，人民得到解放，妇女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空前提高，妇女们和男人们一样有独立的人格，许多妇女都组织起来搞生产，学文化，热烈参加选举运动，参加到各级政权里去。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没有被作者重视，倒是像《春夜》秀兰子那样一回事，却被作者有声有色地描写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篇近乎色情文学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是一种不良倾向的萌芽”。亚君认为，“这篇作品的表现方法未免过于大胆，过于猎奇了”，是“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在借此发泄”。崙泰指出，“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一个女人由十八层地狱的生活翻身过来，骇人听闻的由做八个人的妻，变成过自由富裕的生活，这是值得反映的，作者的确选中了一个好的题材。”崙泰同时又认为作品的主题“想象多于实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运用的是“一种比较陈旧轻浮的表现手法”。[7]

这些批评说明，在新的创作实践面前，批评家并没有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批评尺度。他们坚守固有的文学立场，把创作新的题材的作品看作没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把描写爱情纠葛视为“近乎色情文学的作品”，把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在借此发泄”。批评的武断和滞后可能使作家面对城市生活望而却步，从而影响描写城市生活优秀作品的降生。

比之于《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萧也牧，《春夜》的作者还算幸运得多。在丁克辛公开做了自我批评[8]之后，对《春夜》的批评即告中止。而《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则给萧也牧带来了长久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夫妇之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集中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我”和贫农出身的“妻”进城之后的思想冲突。进北京的第二天，妻就对“我”发泄了一通对城市的强烈不满，她抱怨说:“那么多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这段话语的经典性在于:它实际上是许多带着朴素的感情走进城市的农村干部心态的流露。他们容易从表面、从负面来看城市，看不惯城市里的人多，挤挤攘攘，看不惯城市人的做派和衣着打扮。他们以窄狭的视野看待城市，分明有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隔膜。如果在生活实践中他们不能够进一步理解城市，认识城市，并由他们影响城市，甚至领导城市，将有可能以小农的意识改造城市，在精神上使城市农村化，从而使城市丧失引领国家前进的活力。通过家庭生活、夫妇冲突这一独特视角，作者尖锐地，也许还只是朦胧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无疑使作品的思想容量显得相当厚重，这也是作品创新价值之所在。

一些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多把作品作为一种错误倾向来纠正。如说作品是近年来文艺思想上存在的一种“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出的不健康的倾向”，通过夫妇之间，日常生活中的争吵与和好来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结合过程，“是把政治主题庸俗化”等等。[9]

显然，遵循政治思维形成的批评理路和作品的实际并不吻合。作品的缺陷当然不是能不能通过夫妇之间日常生活表现重大问题或者说把政治主题庸俗化的问题，而是作者由于思想上的困惑所造成的人物创造上的明显失误。作品的女主人公，不经过城市生活的磨炼，没有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整体上的提高，她那和城市格格不入的小农意识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而作品对此却缺乏应有的描写。作品关于夫妇关系的描写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作为一个知识者、现代城市文明体现者的“我”，不但原谅了妻子的“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甚至还发现她身上有“不少新的东西”，“后悔”一进城没有接受妻子的忠告，克服自己身上“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就这样，由夫妇争论始，到知识者心悦诚服地接受妻子对自己的改造终，作品仍然陷入了解放区作品处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关系的常见模式。就此而言，表现城市生活的《我们夫妇之间》创新的步子实在不大。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当时甚至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阵势[10]，显示了批评时代氛围的严峻。描写城市生活创作的真正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在萧也牧作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第5卷第1期)之后虽然有短暂的休止，然而在此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萧也牧还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1]

这一时期表现城市生活、后来受到批判的作品还有一些。比如，选择父女冲突这一独特视角，描写地下革命者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城市展开复杂斗争的诗作《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发表后就受到过相当严厉的批评，此处不再赘述。[12]

上述城市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虽然还只是新的文学思维的萌芽，但是，由对城市的隔膜到创作视野向城市的延伸，作者开始初步看到城乡之间存在的区别，意识到城市的先进性及深刻的内在矛盾，仍然可以当之无愧地看作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个进展。这些相当稚嫩的作品，还是为后来的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

题材特殊的作品，主要指战时在题材上比较少见，和主流文学题材不完全一致，发表后曾经受到过批评或在读者中引起过较大反响的作品。

题材来自作家个人的经验、感受，以及独特的视域，并无人为的高下之分。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一些题材可能显得敏感、尖锐，作家相对来说也涉足不多。在题材比较单一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题材特殊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解放区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揭示了解放区作品复杂的人性内涵，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

短篇小说《腊月二十一》[13]没有选取解放区小说通常的题材，而是独辟新路，着力表现敌、我割据区敌、友、我三方在腊月二十一一天之中的纠葛，让人耳目一新。作品塑造的在复杂环境中生活和斗争的村长纪有康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表面看来，纪有康似乎是非不分，只会在敌、我、友之间周旋应酬;实际上，他深明大义，胸有全局，坚持明确的民族立场。他对日伪的敷衍应付，只是在特殊情势下采取的策略手段。有了这位不动声色、承担着巨大风险的“两面”村长与抗日主力的内外配合，抗日的潜力才得以发挥，最终使侵略者陷于灭顶之灾。

纪有康形象的出现，是抗日文学人物画廊新的添加。可惜，由于作品发表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4]，这篇优秀作品长期被人为地阻隔于读者的视域之外。

描写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当然不是禁区。但是，战时这类题材的敏感性仍然是不言而喻的。任何对军人，特别是对军队首长不恰当的描写，都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损失，从而招致丑化军队的严厉批评。女作家莫耶是位不乏创新勇气的探索者。在现实生活中，她看到了像丽萍这样的女知识者和部队首长结婚后的烦恼。丽萍“因为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工作的高不成低不就，交友的不自由，与丈夫性情、志趣、习惯的和不来，孩子的麻烦等各种问题使她彷徨苦恼，革命意识和自尊心推动着她前进，而各种落后意识又拉着她后退”。作者企盼通过塑造丽萍这个人物，写出这类女性“锻炼过程片断”[15]，传达出自己对此类问题的艺术思考。作品以较为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丽萍与×长结婚后感情上所经历的摩擦、挫折。丽萍有上进心，抱着美好的理想来到解放区。但同时，她的思想上也存在着追求享乐，向往安逸的旧的思想意识。经历过与×长的思想冲突和自己内心的烦恼、痛苦，她终于发出了“我要工作”的呼喊，宣布要与过去告别:“我快一年没有工作了，我不能这样下去!”×长形象的塑造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上说，这位坐过牢，挂过彩，轰轰烈烈地在战场上奔驰的指挥员的形象，也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单纯、坚定、爽朗，对丽萍既体贴，又有几分迁就。在他身上，集合着战时军人的忠诚、勇气和暴躁。

题材的新颖性使《丽萍的烦恼》发表后在晋西北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6]由于讨论未能纳入正常的规范之内进行，《丽萍的烦恼》在讨论中很快被封杀。一些文章开始联系作者的出身进行批判。如说:《丽萍的烦恼》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作者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形成绝对主义;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可以歪曲现实，流为讽刺”。[17]此后，不仅这篇小说再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莫耶本人也因小说惹下大祸。在作品发表后的漫长岁月里，作者一直生活于沉重的压力之下。[18]

《网和地和鱼》[19]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作者对主人公个性特点把握的与众不同。通常描写土改的作品，人物的性格多比较单一，描写贫农，要么劳动积极，立场坚定，是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或者思想变质，倒向了敌对势力一方，成了地主的狗腿子、坏分子。好人、坏人的两极模式掩盖了人类生存处境的复杂性。《网和地和鱼》对这一写作模式有所突破。渔夫谭元亭是一个性格比较丰富的角色。以打鱼为生的谭元亭，他和地主孙把头(伪国境警察队警长)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血海深仇。孙把头抓走了他的哥哥，糟蹋了他嫂子，强迫他常年为他们打鱼。当土改工作团刘同志递给他一杆三八枪，他毫不犹豫，一枪就把孙把头的脑盖骨打飞了，算得上斗争坚决，立场鲜明;可是，当后来孙把头的女儿，夜晚来到他的小窝棚，“两条光滑的手臂，缠绕在他的脖子上”，他又糊里糊涂地和她苟合，铸成大错。作品沿着这一中心线索展开了对谭元亭性格的刻画。懊悔的谭元亭沉重地想着心事:他对不起热恋着他的魏老头子的女儿魏素英，他想象着魏素英知道这件事后，两只哭得红红的眼睛会一直看着他;他觉得无地自容，想投湖自杀:“管它湖水几百里，收容一个谭元亭，满收容得下!”坐在湖边一整天的思索，终于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当第二天晚上孙把头的女儿来到小窝棚，又要演出昨天晚上的伎俩，她一边解衣上炕，一边把一个包袱递给谭元亭要他埋藏。谭元亭沉着应对，先用计把这个女人支使开，随后提着裹有“两只长苗匣枪和一堆子弹”的包袱，径直交给了他信赖的组长魏老头子，又“把自己的错误从头到尾说一遍”，和昨天的自我诀别，完成了心灵的搏斗。作品以喜剧结尾。谭元亭对魏素英说:“你倒是一面网，我是鱼，鱼打到网里啦”，以此倾吐对魏素英的爱慕之情。格式特别、带有某些喜剧韵味的《网和地和鱼》发表后，同样得不到理解。在一篇题为《评网和地和鱼》[20]的文章中，作者断言，《网和地和鱼》是一篇很坏的小说，“一个渔夫，一个劳动人民，在作者笔下就变成这样一个兽性的、色情的‘丑角’”。“这个小说里所写的男女关系，乃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蔑，乃是对现实的极端的歪曲。”苛刻的批评使作品此后不再被人们提起。直到90年代出版《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时，《网和地和鱼》才被编者收入《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里。

和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比较，这一类作品在艺术上都更趋于成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说的作者算得上是解放区小说形式探索的先锋。

四

另类作品三个部分的划分，并不是学理上的严格界定，而更多的是着眼于论述的方便。第一部分着重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二、三部分则侧重于题材研究。三个部分作品的内容有时不免有交叉、重叠。这些作品没有直接演绎政治观念和理想，大都以生活的原生态逼近艺术的真实，作品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活生生的气韵。

另类作品是世俗的，但并不媚俗。作者坚持知识分子卓然特立的文化批判立场，在叙事作品中，不是满足于平面地描写人物的生活经历、典型事迹，而是极力去发掘人性的美质或缺憾;不是仅仅从政治层面，而是着重从精神层面拷问人物的灵魂。另类作品中的部分作品，有飞扬于辞章中的生命激情，有一种大时代的苦难之美，写出了人们在困难、苦难中的思索、奋起，揭示出了苦难深处的生命意义，从而指向了崇高和悲壮。作品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活力，不仅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震撼，而且超越岁月的阻隔，使今天的读者同样能够产生共鸣。

除少数作品外，多数另类作品的艺术质量不高。描写技术的生涩，使作品仍显得直露、表面化，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

另类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有助于了解、认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全貌。另类作品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在解放区文学，乃至在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独具魅力，理应在文学史上给它们以适当的描述。由于阅读范围的限制[21]，人们长期习惯地认为解放区作品单一化、贫困化。在另类作品面前，这一看法可能会有所改变。另类作品和人们过去熟悉的那一部分解放区作品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区文学。

第二，另类作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总结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艺术经验。从作品的内容看，另类作品的异端思想，并非对现实的根本性反叛，而是对社会弊端的一种激烈的否定，是一种完善新的社会制度的渴望，一种作为诤友的箴言。对另类作品的漠视和轻易否定，压抑了有别于时尚的文学新声。由此让人们看到:鼓励不同艺术品种、艺术风格作品共同发展的重要性;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可能地实行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的重要性;尊重作者的艺术选择、尊重读者不同审美需要，倾听不同学术声音、不同艺术表达的重要性。

第三，就文学精神而言，新中国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伸和发展。解放后文学发展所经历的曲折，当然主要应该在当代生活中寻找答案;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有着解放区文学的投影。如果说，在战时对另类作品的排斥，人们还可以视为特殊环境下发生的问题而给予同情的理解;那么，解放后照搬解放区对待另类作品的办法来处理文艺问题，留下的后患无疑就严重得多了。

然而，至今人们对待另类作品的态度不能说是公正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大型解放区文学作品选本[22]中，这些作品的多数仍未能面世。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缺漏，正是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一个真正忧虑。

另类作品的被遮蔽、被忽略，有着十分复杂的现实因素。

时代选择了文学。战争的需要与抗战理论的倡导使工农兵文学迅速在解放区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并且在对敌斗争、动员群众等各项工作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实效，文学成了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工农兵文学扬眉吐气。另类作品相对来说由于曲高和寡，或被视为不合时宜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压抑和排斥。如南帆在《隐蔽的成规》中所说:“圈子之外的另一些文学问题甚至丧失了露面的资格。”对于另类作品的处境，对于人们当时对另类作品的态度，需要的是设身处地的理解、阐释，而非对历史的过分苛求。

当然，设身处地的理解，不等于不需要思想上的澄清和历史事实的梳理。狭窄的文学视域和极端化的功利观，使人们对艺术的选择往往过于偏执，把工农兵文学之外的文学视为异类，成为无人问津的研究禁区。其实，宽泛地说，另类作品只是工农兵文学中的另类，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和工农兵文学的主旨并没有质的不同:另类作品同工农兵文学一样，同样紧贴现实，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另类作品开拓着工农兵文学新的表现领域，和工农兵文学存在着既互补又挑战的关系。互补，指的是在反映解放区生活上的广泛一致性;挑战，则指的是另类作品作者主体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艺术的敏感性和探索精神。另类作品与工农兵文学相辅相成，共存互赖。尊重另类作品的存在，就是尊重解放区文学原初的存在，还解放区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

考察另类作品，好像时时与另类作品的作者敞开心扉。不是做翻案文章，不是忙于与历史纠缠。期待着在新的心理结构基础上用新的话语形式对被遮蔽的作品做新的阐释和展示，揭示另类作品的无限可待开发性，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这样，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就有可能全面地提供给当代读者。

(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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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放区的另类作品，泛指在主题、题材、描写对象等方面与工农兵文学作品格调不同的作品。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把抗日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统称为解放区文学。

[2]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1981年《钟山》第1期)发表后，才陆续出现了研究这类作品的论文。

[3]《〈文艺报〉编者按语》(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说:“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反共的宣传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

[4]周立波创作有五篇连续性的短篇小说:《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

[5]载《北方文化》第2卷第3期。这一时期歌唱城市的诗歌，还有蔡其矫的《张家口》，红杨树的《寄张家口》等，散文有白桦的《民主的城与反民主的城——新张家口与北平》、陆地的《在抚顺煤矿的日子》，刘白羽《哈尔滨通讯》等。后来出版的草明的《原动力》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6]《春夜》载1946年《时代妇女》创刊号，《我们夫妇之间》写于1949年，发表于1950年《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笔者认为，50年代初期发表的作品，在思想上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自然延续。

[7]欧阳一的《〈春夜〉说明什么》、亚君的《〈春夜〉是怎样反映现实的》、崙泰的《〈春夜〉读后感》，分别发表于1946年7月15日、7月16日、7月17日《晋察冀日报》。

[8]丁克辛1946年7月23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自我批评文章《我是怎样写〈春夜〉的》一文。

[9]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10]除陈涌的文章外，当时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主要文章还有:李定中(冯雪峰)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第4卷第8期)等，一时形成一种批评强势。

[11]《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作品给萧也牧带来了一系列的厄运。除了批判《我们夫妇之间》时就辱骂他是应该一脚踢开的“癞皮狗”外，反右派斗争时又将萧也牧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萧也牧被迫害致死。

[12]《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夏葵作，载《东北日报》1946年11月1日。作品描写这样一个故事:在特务唆使和诱惑下，有着一对黑溜溜的眼睛的少女小珈竟在暗夜举枪向革命者射击，而被射伤的革命者正是小珈的父亲。这位革命者忍着伤痛，愤怒地挖掉了凶手的眼睛。当真相大白后，“父女俩同时晕倒在昏暗的路灯下”。

[13]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

[14]1942年11月8日，周扬在题为《〈腊月二十一〉的立场问题》致作者的公开信中说:“你所听到的加于你的作品的四条‘罪状’，我并不知道清楚是否真是这四条，但就这四条而论，我以为也是不但不算过分，而且实在还是很轻，很客气的”，“说你没有立场，这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你。你是没有站在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上，至少在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如此”，“你的全部同情是在村长身上;你也许觉得日本人还可原谅;你最厌恶的是中国官吏，即使他们是抗日的，而且地位又很低微;而你最看不起的是进步的力量，这就是你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示的态度。”

[15]莫耶:《与非垢同志谈〈丽萍的烦恼〉》，《抗战日报》1942年6月16日。

[16]非垢在《偏差——关于〈丽萍的烦恼〉》(《抗战日报》1942年6月11日)一文中介绍了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的反响:“《丽萍的烦恼》在《西北文艺》发表以后，我看见自己周围的人热心地相互传阅，正式地非正式地征询着交换着意见，有的文艺小组特为它召集座谈会，连平素对文艺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找这篇来读并且表示态度。他们读着，或摇头，或咋舌，或皱眉，或会心地微笑，有的点着头说风凉话，有的则要‘提出抗议’?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前所未有的。”

[17]《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抗战日报》1942年7月7日。

[18]莫耶的友人于莫耶逝世后在悼念文章中谈到对《丽萍的烦恼》批判的后果时说:“从这时起，凡有政治运动，莫耶都难逃被批判的命运。她成了一个‘运动员’，一个‘政治怪物’”(甘惜分:《悼莫耶》，《人民日报》1986年7月3日)。

[19]作者马双冀(袁犀)，载《东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47年12月。

[20]《东北日报》1948年2月24日。

[21]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只阅读了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作品;第二，战争环境的残酷，使当时的书刊散失严重，多数研究者很难看到这些另类作品。

[22]199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有大型解放区文学选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