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明浙东遗民研究的背景及思路

身逢乱世，浙东士子亦遭受离乱的纷扰，在时代变迁之下，个体的生存皆受到了巨大冲击。时代变迁、风云际会，彼时的战事、政策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乱世之下涌现出各种人群，尤其是饱读诗书的文士对国运民瘼有着一定的担当，在多数人选择自保时，部分遗民文人激流勇进，勉力抗清，当家国沦亡成为既定事实时，他们选择避世隐居。南明四十年的历史，文臣武将多半参与南明建设并积极抗清，于朝代鼎革时，摹写了一幅幅南明遗民勉励自持的图谱。

一、明清鼎革的时代异变

浙东的地理环境主要以山岭居多，浙东百姓的地域质性则以坚韧、刚烈为主，为人处世多刚性迸发，直斥淋漓，因之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地域风格，形成了浙东人的文化品行与行事风格，加之自宋明时代便源远流长的浙东文化传统，甚或是在明清时代趋于明晰的学派思想，使得浙东地区的人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价值体系。中国自宋代以来，一直奉行传统的道德信仰体系，从文学层面来看，便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道德观念、品行操守的不断强化，这种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发展的桎梏，在时代交替时，必然会有客观现实与主观信仰之间的碰撞，于是就会产生不肯依附新朝、尊奉旧朝文化的“遗民”。左东岭为张晖《帝国的流亡》一书作序时说：“从政治的角度讲，温柔敦厚更有利于人心的平和与人文的教化，因此要求有效控制诗人们剑拔弩张的激越愤懑；但从诗学的角度看，感人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慷慨不平的鸣响，而易代之际皆正是这样一个情感多元、感慨多思的时代，从情感的浓度和感人的深度上，几十年的易代之际往往胜过平淡无奇的百年承平。易代具有变异性、过渡性、矛盾性，这些都是易代之际需要关注的焦点。”晚周、晚宋、晚明、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皆是具有较大分割点的时段，而晚明时的南明王朝则愈加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甚或文学的分际。遭遇世变时，个体与群体命运则是诠释时代风云的最佳视角，南明浙东这一历史舞台展演着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念与道德信仰，当时社会的乱象丛生与士大夫的祸患丛生相依相傍，标识了在南明历史时段下，国家与士子息息相关的命运。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1644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九）在万岁山自杀后，南京便开始上演复杂的朝臣内部斗争的戏码。甲申（1644）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监国，又于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1644年6月5日福王朱由崧重建类似北京政权的各种政府机构，福王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明朝官场派别众多、官僚积习难改，迎接福王为帝的功臣马士英力排众议，招揽同好阮大铖入朝。然而，弘光朝的新立权贵与“清流派”“逆党”，包括武将之间的恩怨纠葛，弱化了弘光朝的执政能力。弘光朝原本以为可借助清朝的兵力扫除起义军李自成的势力，再给予清朝极大的奖励，与清朝分享战果，划江而治，以期坐享其成，攫取鹬蚌相争的利益，借此恢复明朝政府的统治权。南明君主与朝臣所关注的核心多是个体的既得利益，他们所直面的都是眼前亟须解决的问题，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清朝会满足于二分天下而治，在南明君臣的集体臆想中，无人高瞻远瞩考虑到严峻的政治形势。

浙东大儒刘宗周先是担任南明福王弘光王朝的左都御史，建言南明王朝需继续宣扬儒家思想观念，抑制武官的野蛮与无知，他激烈地批判武将将领，认为他们需严格服从于帝王，然而这些言论触犯了武官的利益。在南明朝迫切需要武官的时代，刘宗周被迫自动下野，武官继续飞扬跋扈。弘光朝文臣武将延续明末党派之争的传统，朝廷当中依然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在弘光朝廷内部混乱的局势中，1645年6月7日、8日，清军抵达南京城，接受了南明文武百官的投降。8月中旬清军即废除明朝体制，改南京为江宁。

顺治二年（1645）清廷在江宁颁发了“薙发令”，受到儒家传统观点影响的汉族民众这才意识到朝代更迭之痛。八月下旬，鲁王监国在绍兴正式建制，以浙江尤其是浙东为据点，与清朝划钱塘江而治。鲁王监国绍兴后，浙东军民纷纷揭竿而起，如孙嘉绩、熊汝霖起兵余姚，章正宸、郑遵谦起兵绍兴，方国安攻打富阳，钱肃乐、王之仁起兵宁波，沈宸荃、冯元飙起兵慈溪，陈潜夫起兵台州等，还有于颖起兵萧山、张国维起兵东阳、朱大定起兵平湖，等等。浙东起义义士因循乡缘、地缘及姻亲等各种关系，借助对当地地理位置的熟稔，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且进一步推进了他们的防线范围，鲁王指派孙嘉绩、熊汝霖所率之师为义军，军饷以募捐为主；方国安及其部下则为正兵，粮饷由本地田赋所出。鲁王监国政权中主要机构与主要官员如表0-1所示。

文臣武将的阵营较为完备。甚至浙东百姓亦跃跃欲试，欲以抗清为大业，鲁王亦有所作为，他竭力重建明朝政权的体系“是月（隆武二年二月），浙东各府州县试生童”。鲁王政权还举办了正式的科举考试，以期继续培养定国安邦的人才。

但南明小朝廷呈现末世王朝的颓败，鲜少有成事者。在鲁王监国不可成事之时，浙东义士钱肃乐曾慷慨激昂，陈述南明朝的种种流弊，其《直陈痛哭流涕疏》曰：

今何时也？此何地也，而监纪推官诸称又复四出。在外则车马喧阗，归寓则酒殽饜饫，绝不知隔江之上烽烟驰突是何情形，沿江之士风雨连宵是何困苦，亦绝不言进取筹划作何打算，各路义师应何联络，而徒以骗取一官为得计，越中光景，臣不忍见闻矣。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浙东人的钱肃乐能清醒地突破地域限制，直陈南明王朝官场中的腐败问题，竭力表明军民一心抗敌的决心，但令人忧虑的却是监国政权的建设与发展。在上书唐王的奏疏中，他说：“皇上（唐王）圣度如天斯廓，决不以前事为恨，其系念鲁王，料复忧形于色，但恐朝臣仍执畸见以快前恨，欲使浙人自救其颈，而闽人自封其关，事将大裂，愿皇上急发兵救浙，毋为群议所摇也。”号召唐王、鲁王兄弟一心，所谓“为鲁为唐，义先逐雀；是闽是浙，志切驱狼”。呼吁两位监国共同光复明朝，重拾“中兴”的希望。可惜的是浙东的地域优势与军民的抗清热忱都没能够拯救南明王朝的最终宿命。1645年10月隆武朝得知鲁王监国的存在，派人力劝皇侄子鲁王退位，鲁王具有仁慈宽厚的性格，本想直接退位，然浙东大臣当中，如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决不从，力陈浙东作为抗清之地需要精神领袖的重要性，鲁王只能答应不去除监国之号。福建与浙江因相隔较远，交通不便，在互通消息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与纷争，大臣们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从中作梗，愈加造成南明两王之间的分歧与争斗。

1648年春，清兵占领了鲁王军队的据点，1649年7月，张名振又收复了海岸之地——健跳所。1649年11月，鲁王移至舟山岛上，清军有预谋地铲除了当时舟山所能依靠的四明山起义力量——以王翊为首的抵抗组织。先前10月4日至15日，鲁王监国事先逃脱，而抵抗的明军舰队遭到重创，岛上的鲁王亲属及朝臣多数牺牲或自尽。

张名振带领鲁王于1652年初投奔郑成功，鲁王监国在厦门岛定居后，于1653年放弃监国之位。因郑成功只认可西南建立的永历政权，不承认鲁王监国政权，1653年3月，鲁王亦承认了永历政权的正统地位，退位归藩，但仍保持其监国之名，鲁王因此寄人篱下。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帝及太子被清军所俘，南明朝止。

在动荡的南明时期，常有荒诞之事发生，如“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奉化雪窦山胡乘龙作乱，伪号大猛，改元宗贞，谓于崇祯去其头剥其衣也。若腾遂于二十一日发兵围雪窦，擒之。”趁火打劫之行为证明了朝政的崩塌，这导致社会混乱、人心变异，而这种动乱还不是最致命的，可怕的是国体崩溃与信仰缺失之后，民心的浮躁与离心力的产生。明清易代之际，南明这一乱世时代大戏的序幕业已拉开，在此背景下，南明诸遗民以相异的姿态面对时代巨变的冲击，明朝子民的身份认同却将他们聚拢于一处，成为特定时代中的固定群体。

二、胜朝遗民的身份书写

“南明遗民”是明亡后士子主动选择的一种身份，同时又是士子刻意缔造的一套表意符号，作为曾经的优渥阶层——传统士大夫阶层，包括当地稍有文化的富裕阶层——乡村缙绅，他们在江山易主之际，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痛感，然而明代变节的臣子往往亦是士林中的主流群体。明代中叶伊始，阳明心学重视个体自我的价值观蔓延于明朝上下，使得部分士人愈加关注自我的感受，因此，明末清初以投诚换取继续生存和荣华富贵者人数众多。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这种言论多为清代人所发，自古有“乱自上作”之说，士林的厚颜无耻，也是建立在晚明乃至南明王朝腐败堕落的基石之上。对于南明军民而言，亦无所谓神圣抗战之说，乱世之下，南明军民早已自乱阵脚。清代沈涛所著《江上遗闻》有载：“闰六月初八，城兵出迎敌，唯北门骁勇自立动锋营，严队先行。至申港方造饭。忽讹传大兵相距仅六十里，乃奋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敌，腹馁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失利返。舟师经双桥，田夫怒詈之，士卒愤欲登岸擒斩之。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其得登岸者，惧为耰耡所击，无一脱者。浮尸蔽河，而下水为不流。”所谓“穷寇莫追”，明朝常州守城士兵贸然迎敌，战斗失败，在溃逃的路上，遭到耕夫的鄙视与谩骂，使之愈加悲愤交加，最终他们互相杀死对方而后快，明朝子民与军队之间的互相攻讦，互为发泄，使得这一小队军士全部殒命。这种野史类的传说多为清代文人所作，甚至刻意加以杜撰，篇中已称清廷军队为“我兵”，情感取向亦有所逆转，类似的载述中亦有迎合清军的夸张成分，描述南明史事或不够确切、客观，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与南明皇朝军队真实的相处状况。

南明皇帝与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考察当时史实的一个切入点。南明王朝尤其鲁王监国政权存活的时日颇短，鲁王最终也落得寄食偷生的下场，然则越中士子文人却在绝望中构造出这一“君王”的形象。中国传统文士的国家信念必须寄意于君王的身上，即便崇祯皇帝自杀，南明小朝廷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以南明遗民的眼光审视之，至少他们仍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浙东义士钱肃乐在其文集中逐渐改变了他对鲁王的称谓——由“主上”至“皇上”，旋即又变为“主上”，这种对王朝尤其是帝王的态度，揭橥了南明忠臣内心的隐秘想法，他们将“中兴明朝”作为一种理想，君王（哪怕是再不堪的君王）成为南明遗民忠臣的一面旗帜，众心所向，朝臣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沥血进谏，希望唤起皇帝振作的决心，这也是南明遗民较为悲哀的一面。南明遗民身份的书写，是南明朝足可彪炳史册的一笔。历经磨难，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士林，却螳臂当车般地竭力延缓王朝覆灭的最终结局，为历史所铭刻的恰恰是这些坚贞不屈的遗民。

南明王朝的遗民中，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便是殉国殉道的遗民。南明浙东殉国的遗民饱受传统礼教的濡染，以传承“忠孝”为己任，恰国难之时，无以尽忠尽孝，因此他们便采取了自杀的方式，以成全其“忠孝”的名节。如殉难忠臣陈良谟，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中道：“甲申，左班殉难忠臣一十有九，吾浙得其六，杭之西湖所云六忠臣祠者也，而吾鄞得其一，作《陈恭洁公传》。”国亡之时，他们有“苍苍不可问，国亡吾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报君恩”的喟叹。崇祯十二年（1639）春，京畿地区告急之时，陈良谟仍上疏力陈皇朝需要采用的对策，包括振奋士气、安抚流民、精简良吏、公平赏罚等六事。守城士兵缺少军饷，陈良谟大公无私地将家资全部捐献给因守城而死难的将士家属。当大势已定，明清战事昭然时，多数京官皆打算南下避祸，陈良谟在流亡江南前，请画师为他作一幅画像，他自认断无生还的可能。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京城失守，陈良谟悲愤交加，滴水不进，早已有了殉国的念头，最终选择自缢身亡。

黄宗羲以当时的邸报及个人见闻所录，逐日按时记载的《弘光实录钞》中有记：“施邦耀号四明，余姚人也。己未进士，左副都御史。邦耀城守，贼入，道梗不得还寓，入民舍自缢。居民恐累之，解其悬。入他舍又缢，他舍民又解之。邦耀取砒投烧酒饮之，乃死。绝命诗曰：‘惭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当邦耀求死不得时，叹曰：‘忠臣固不易做’。”当时士人亦有相关的自觉意识，所谓“臣为君死”，王朝沦陷，唯有结束生命，才能为自己毕生恪守的传统道德画上圆满的句号。

南明期间，遗民中不乏殉国者、抗清者、归隐者（部分以狂狷面貌示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南明遗民在清朝入鼎中原后，彻底将自己隐于尘世当中，尔后默默无闻以终老，此类遗民人数最多，史书中亦多有所载，惜其一生并无大事可以铭记，因此多数遗民只有名、号，其他记录多不详细，但亦不可忽略这类遗民的存在。如周凤翔，号巢轩，山阴人。戊辰进士，左春坊左庶子。自经死，父母俱在。遗有“碧血九天依圣主，白头双老恋忠魂”之句。甚至某些遗民以先帝自居，最终落到被杀的地步：“有僧在汉西门外，自冒先帝。”后被当作妖僧杀于市，当时谣言四起，传言出现妖僧案、假太子案等，当时文人多有所记。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载：“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南明时期部分遗民为躲避清廷、仇家的迫害，或者已然有心生退意的决心，他们便逃禅于佛门当中，最终隐秘终老。浙东地区慷慨抗清者有之，自然贪生怕死、爱慕虚荣者亦有之，浙东谢三宾，即为反面人物，其行径亦揭示了在特殊环境下，普通士子常见的人生选择。明清易代后，部分士子并未参与南明政体，受到南明遗民精神的影响，终身不仕并著书立说的遗民，如李邺嗣、全祖望、万斯同等人，为维护传统文脉，争夺一定的话语权，参与了清朝的事务，变成有遗民之心，却未践行南明遗民准则的新遗民。

纵观南明遗民群体的生成因素及其表现形式，他们是在明朝灭亡后，与清朝、南明近四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息息相关的一群人。赵园曾论及，很少有人能像遗民那样，保持着对岁月流逝的极度敏感，持久而紧张地体验着“时间”。瓦解遗民群体，使这一族类最终消失的，的确也是时间，是时间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南明遗民的复杂身份，因时代变迁、形成原因、个体经历的不同，这一特殊的群体，关乎南明各个时段的军事策略、政治形式，展演着南明、清朝两者在博弈过程中核心战事及政坛的风云变化。笼统地说，南明遗民是明清易代的牺牲品，也是南明政治的隐性代言人，他们揭露了南明王朝内在的腐化堕落，在清朝的冲击下，腐朽不堪的明王朝最终倾覆灭亡。遗民的情感密度往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其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满蕴忧国忧民与理想失落的感喟。在改朝换代时，其情感表达方式、自我解脱的心理乃至精神自救的模式皆有所不同。面对芜杂而特别的个体，其人格心态、生平遭际所导致的压抑与沉重及其难以回避的悲剧命运，充塞着南明文士的人生旅程。

三、南明浙东遗民群体研究的思路

南明浙东文士创作具有强烈的主体经验及主观意愿，为表现其亡国遗民的世界观，必定会受到时风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因之，特定时段的精神构建与文学图景，亦带有彼时的时代烙印与审美取向。南明浙东遗民这一略显陈旧的称谓，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塑造了某种类型化、典型化的符号概念与话语体系。遗民群体的共性情感征候与个性特质，使其共性与个案研究交织于一处。同时遗民群体类型化、经典化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意识，在新旧朝政交替时的争斗与撕裂中，呈现出南明浙东遗民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经由文本解读，可对此加以客观的阐释。同时，本书挖掘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群像，重点关照他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其诗歌方面，借此揭示这一群像的统一性与代表性。

本书大略以南明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兼顾遗民群体的个体性研究，以诗歌研究为视角，综合研究南明浙东遗民的个体人生轨迹与南明小朝廷危如累卵的情状。以时代推进为主轴，随着时代的变化，遗民的身份亦分化为不同的样式，如臣民、流民、遗民、移民、游民、亡民等，本书的研究对象除却诗人身份的研究，也关注其在身份变化中的文学创作——遗民疏泄亡国之悲、自勉自励，渴望中兴明朝；又忧心忡忡，恪守本分，尽职尽责；却也适时的隐退，等等，致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复杂的情感表征。

“浙东性”的“复仇”精神，促使浙东遗民不甘沦为“亡国奴”，举旗呐喊，为故明起义。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又使得浙东遗民以经学、史学的精神内核与思辨方式对其诗歌加以创作，在南明浙东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将传承与创新、情感与思想等内容纳入诗歌作品当中，填充、扩大了地域诗歌创作的内涵与深度。本书试图突破断代文学史与地域、地理文化的桎梏，探索南明浙东遗民的特殊质性，聚焦其群体文学特征，亦关注其个体诗文特色，通过搜集与解读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梳理出南明浙东遗民身份与文学发展的脉络，凸显其明晰的诗歌审美风格。

浙东地方文化研究，除了浙东部分研究者的断代文化史或者地理文化史研究，还需要突破以史学研究而闻名的浙东学派的藩篱。本书力图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以浙东文士为代表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地域诗歌创作，纵观其经学、史学的成就，重点观照他们的文学创作，即以南明浙东遗民的诗歌作品为主要内容，首先梳理地域文化及时代背景，重点聚焦于南明时期的时代历史环境，理解南明浙东遗民诗歌创作的缘起；然后以时代发展为经，以浙东地域遗民活动为纬，纵横研究南明浙东遗民的诗歌创作，研究其诗歌内容，同时思考遗民文化及遗民身份对浙东文学创作倾向与诗学审美的影响，结合南明浙东遗民的爱国情感与个体遭际，把握南明遗民之间的交游唱酬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地域文化传承。最后总结南明浙东遗民诗歌的思想主旨与审美风格，客观评价南明浙东遗民的历史地位，评析南明浙东地域诗歌的创作价值与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