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发展指数（2014）区域比较研究报告

对传媒发展指数的考量，是对传媒产业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性还原。立足于传媒发展指数的区域比较研究，重在突破地理、形态和时间上的局限，实现对我国传媒经济跨区域、跨媒介和跨年度的分析。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课题组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把全国四大经济板块中的31个省区市分成三类地区，结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理论，为各类地区归纳了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区域创新能力地区排名，找出各大区域的标杆省区市，并分析区位发展优劣势。随后，在区域传媒经济的非均衡分析当中，把各区域的发展特点分成四类，并强调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和开发程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通过产业集聚和跨区域、跨形态的跨界整合，发挥优势资源的互补效应，推动区域传媒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后，汇集了从2008年到2012年5年间的传媒发展指数和各地区的人口统计数据，引入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的锡尔系数（Theil Index）分析方法，对我国2008年以来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发现以2009年为拐点，我国各区域的传媒经济差异锡尔数值开始下降，与宏观区域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宏观调控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十八届三中全会过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即将进入深水区，“市场之手”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聚类分析与区域标杆省区市比较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课题组根据5个单项指数包含的15个基础指标的标准值，利用SPSS 17.0软件中聚类分析的K-means算法，按不同地区传媒发展的相似程度，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聚类分析，把所有的省区市分成三类地区，并按总指数得分进行排序，得出的结果是：一类地区1个，即北京；二类地区6个，包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天津；三类地区24个，包括辽宁、湖北、四川、河南、黑龙江、湖南、陕西、内蒙古、福建、河北、重庆、新疆、山西、安徽、吉林、江西、云南、广西、甘肃、宁夏、贵州、青海、海南、西藏。我们根据聚类分析结果，结合各地区全国总指数和分指数的排名，对这三类地区传媒业的发展特点进行总结和回顾。

（一）聚类分析

近年来，我国领导人数次提出，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向创新驱动型的方式转变，这一提法来自迈克尔·波特，他以钻石理论为研究工具，以竞争优势来考察经济表现，并从竞争现象中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阶段、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阶段、创新驱动（innovation driven）阶段和财富驱动（wealth-driven）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一般伴随着经济上的繁荣，而第四个阶段是个转折点，可能由此开始衰退。这种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理论同样适用于区域传媒经济的分析。我国的传媒经济整体尚未进入财富驱动阶段，因此，我们将按照前三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对各类地区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一类地区：创新驱动型发展

创新驱动型的经济，竞争优势来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不再以生产要素为主要竞争优势，已经摆脱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北京的传媒业多年来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传媒经济在走过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后，已经步入以结构调整、资源重整及产业创新为主的创新型经济增长阶段。

在五个分指数当中，北京的广告竞争指数和受众消费指数是当之无愧的强势指数，在全国的排名中连续五年蝉联第一。媒介环境指数和传媒盈利指数是稍逊于前两个指数的优势指数，始终在前三名上下浮动。唯一的弱势指数是传媒生产指数，近年来全国排名一直在第25位往后。北京作为国内传媒经济的发达地区，传统媒体的生产力早已趋于停滞，甚至表现出失速的态势。但是文化创意产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加大。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是北京市服务业中的第三大支柱产业。广告产业的结构化调整，文化创意产业的壮大，已经改变了北京传媒产业的经济增长格局。

2012年是北京广告业大丰收的一年，在全国所有的地区当中，北京在一类地区一枝独秀。这主要归功于出色的广告竞争力和受众消费能力。2011年，北京的广告总收入为809.62亿元，2012年则高达1807.61亿元，增加了123.27%。如此巨额的广告收入，如此之大的广告增幅，在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近十年间的统计记录中是没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统计口径的变化

2012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印发《关于认真做好广告业统计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科学设定广告业统计指标体系，实现广告业统计报告制度”。一些兼营及其他数据被纳入统计之列，使广告数据统计更为完善、更为全面、更为科学，使2012年广告数据统计收到明显效果，尤其是北京、江苏、广西、辽宁、河南、内蒙古等地的数据统计。这为广告行业未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也标志着广告行业开始步入成熟阶段。

（2）广告产业振兴规划的发布

2012年，国家工商总局印发《广告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这是广告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政府对广告业的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行业结构借此契机也能得以优化，过去粗放型的广告增长方式能够得以改变，例如“传立媒体与Google合资建立Mobile Garage，跨界整合式的结构转型促进了更多新产品、新方法、新平台的产生，提升了广告公司的投入产出比。这种由内而外的转变推动了整个行业效率的提高。在北京，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为负18.44%，而在广告经营额上同比正增长，我们看到了广告企业整合做强的趋势”。

（3）广告产业园区的兴建

截至2012年年底，国家工商总局和财政部向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20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授牌。宏观产业政策对广告业的支持，为各地广告业的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营造了完善的市场环境。以北京为例，2012年5月31日，建立在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廊上的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开园。平台建设将采取线上线下配合的方式，整合多种功能，利用新技术为园区广告全产业链的打造提供便利和服务。产业园刚刚开园，已显现出聚集效应。引力传媒、阿里巴巴、淘宝网、酷听网、北视英特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方视角影视公司等品牌企业纷纷入驻。预计到“十二五”末，北京园区年产值有望超过500亿元。

（4）文化产业大发展

2005年，北京市委九届一次全会提出，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次年北京市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到2011年年底，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已经从培育引导期转入全面繁荣期。7年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9.7%提高到逾12%，平均每年增速均高达20%以上。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674亿余元增加到1938.6亿余元。2012年前5个月，北京市中等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298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同时，北京市完成文化创意产业投资113.2亿元，同比增长61%。

从传媒产业各方面的具体表现来看，北京已经成为文化产业规划和改革的引领城市之一。未来，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扶持下，北京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投入将持续增加。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六位一体”改革总格局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大政策的引导下，北京应该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市场之手”来促进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给传媒产业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大的空间。

2．二类地区：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型发展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区别就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竞争优势来自产业结构调整、跨界整合和技术创新，技术密集型企业主导整个产业链；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占产业链比例较高，竞争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基础生产要素的改善，如技术和专业人才的增加，有些产业已经有比较高的进入壁垒，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二类地区的六个省区市正在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

这六个省区市按总指数排名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天津。同属东部传媒比较发达的区域，在过去的5年里面，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在课题组的统计中常年稳居二类地区，而上海则在一、二类地区上下浮动，除了2012年外，其余的4年都在一类地区。上海虽然是经济中心、金融重镇，但是在传媒产业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步调却趋于保守，因此近年来的传媒产业发展有些停滞不前。天津的变化幅度更大，2009年在一类地区，2011年下降到三类地区后，2012年又重回二类地区。天津是仅次于北京的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之一，是北京经济扩散效应的直接受益者，传媒经济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2012年，广东、江苏、上海三地相比，广东省的传媒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最强，两项指数排名均是第1名，近五年来也都一直保持在全国的前两名。此外，其受众消费能力全国排第3名，二类地区第1名，媒介环境指数全国第6名，排在江苏之后，但广告竞争能力则在全国排名第17位，是弱势指数。广东的传媒业从生产要素到媒介环境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拥有良好的人才结构和专业技术交流平台，并且依托珠三角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资本和本土资本的注入，属于成熟的投资驱动型的产业发展方式。跟广东一样，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传媒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属于成熟的投资驱动型，但是上海传统媒体的生产盈利能力排在全国第23位，传统媒体的发展已近乎停滞。虽然上海有最优质的传媒环境和良好的受众消费能力，却由于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改革方面的力度都不如北京、广东，因此近年来传媒产业的发展出现失速现象。江苏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受众消费能力和媒介环境指数都保持在全国前5名，广告竞争能力排名在第7名，整体传媒业发展既先进又均衡。

与前三者相比，浙江、山东、天津三地的传媒经济也进入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但是在人才储备、技术升级等生产要素的完善上，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转变上，都比前三者要稍逊一筹。特别是天津，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每年都在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12年的生产指数排在第26名，盈利指数排在第18名。但受众消费能力和广告竞争能力表现优良，均排在全国第4名，媒介环境指数更是紧随北京之后排在全国第3名，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浙江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媒介环境指数都排在全国前5名，受众消费能力全国第7名，只有广告竞争力落到了第19名的中下游水平，所以影响了传媒经济的发展步伐。山东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媒介环境指数都能保持在全国前10名，但受众消费水平和广告竞争力还需要提高。整体来看，二类地区中，广东的综合实力最强，江苏次之。上海虽然有优质的传媒发展环境，但是传统媒体的生产能力停滞，影响到盈利能力，因此传媒产业发展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受限。江苏、浙江、山东的发展相对均衡，传媒经济稳定中有增长，天津刚从三类地区返回二类地区，需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和吸引人才、投资，增强实力。

6个地区的传媒业都已经到了需要深化转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正在逐步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到2012年年底，在国家设立的20个创意广告产业园区里面，这六个地区都被囊括其中，目的即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传媒经济向创新驱动型模式转变。其中，江苏常州广告园区在2013年1月迎来了“开门红”:“2012年全年该园区共完成总产值突破10亿元。招商引企取得有效成果，引进广告专业企业50家、注册资本金1.6亿元。平台服务取得有效开展，成功举办2012国际（常州）广告创意展示设计高峰论坛、园区投资说明会等多项业界知名活动，加强市场互动，拓展合作商机。”

3．三类地区：混合驱动型发展

三类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24个省区市区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投资驱动型，有的是要素驱动型，而有的正在从要素驱动型向投资驱动型转变。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点在于：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竞争的优势所在，经济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式；媒介环境欠佳，产业结构需要升级，对外来投资方的吸引力不足，基本上缺乏创新能力，更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缺乏跨区域的影响力。按照各地区传媒总指数和分指数的排名及传媒业发展特征，这24个地区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投资驱动型：辽宁、湖北、四川、河南、湖南、陕西；

第二梯队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型：黑龙江、内蒙古、福建、河北、重庆、新疆、山西；

第三梯队为要素驱动型：安徽、吉林、江西、云南、广西、甘肃、宁夏、贵州、青海、海南、西藏。

在“十二五”以后的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都已经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极，中部为湖南、湖北、河南；西部按西南和西北来分，西南以四川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西部以陕西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东北部则为辽宁。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加大，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初见成效，每个地区都兴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广告园区，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群，如滇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昆明、大理和丽江）、川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西安、成都和重庆）以及中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长沙），以及2012年挂牌的广告园区，如长沙广告园区、陕西广告园区、河南郑州的中原广告园区。继东部地区之后，这些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初显，经济溢出作用已经扩散到第二梯队的黑龙江、内蒙古、山西等7个地区，带动着第二梯队的地区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加快产业升级，增强区域竞争力和跨界合作。而第三梯队的11个地区，特别是排名靠后的一些省区市，由于长期经济落后，传媒指数基本上都是弱势指数，因此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改革生产要素，改善传媒环境，提升经济实力，向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的地区靠拢。

第一梯队的7个地区共同的特点是每个地区传媒业的优劣势对比都很明显，并且优势指数要多于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地区。四川、河南、湖北、湖南、辽宁的传统媒体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都位于全国前10名，但受众消费能力和广告竞争能力则都在10名往后，陕西5个分指数的排名都在全国前20位，属于西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和重庆，由于两地都是人口大省，所以受众的媒介消费能力在三类地区中格外突出，均排名在全国前10位以内。内蒙古的广告竞争指数在2012年进步幅度大，比上年前进了20名。相对于大部分三类地区，内蒙古拥有良好的媒介环境，所以一旦广告竞争力有所提升，传媒业的进步就比较明显。湖南、湖北、河南、辽宁的传媒发展状况则基本与往年保持一致。

第二、第三梯队中的省区市则普遍经济比较落后，除了个别省区市在单个分指数方面有突出表现外，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传媒落后地区。2012年，新疆的受众消费指数全国排名第8位，比2011年前进了21名。贵州、青海和西藏的广告竞争指数进入了全国前10名，说明经济落后地区的传统媒体在广告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对于第二、第三梯队的区域来说，应该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努力挖掘地区优势，培养一到两个优势指数，以此来拉动传媒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区域标杆省区市的区位优劣势分析

本报告中的区域标杆省区市，是指每个区域传媒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创新能力在该区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能够引领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在产业升级和发展潜力方面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区位优劣势，是指一个地区在传媒业发展上具有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我们根据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排名, CMDI（2014）分指数和总指数的排名，在东部选择广东，中部选择湖南，西部选择四川，东北部选择辽宁作为四大板块的区域标杆省区市，结合15个基础指标的具体表现来分析每个地区传媒业的区位优劣势特征。

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及教育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不论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还是反映教育水平的人口学历指标，创新能力领先的地区一般要高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同样，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是衡量媒介环境的基础指标。全国区域创新能力领先的地区中，广东排名全国第2，辽宁排名全国第8，湖南和四川分别名列第10和第11。总体上，一、二类的七个地区都在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前10位以内，辽宁、湖南、四川也属于第三类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领先地区。因此，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可以作为区域传媒经济标杆省区市的判断依据之一，印证该地区的传媒发展水平。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系列的综合考核指标，一个地区的创新力可以用知识的创造、知识的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方面来衡量。创新力的开发和提高，可以给一个地区的经济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改良该地区的传媒环境。因此，对于传媒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2年，广东的传媒发展总指数和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都是第2位，经济发展后劲十足，在二类地区继续保持了传媒发展总指数第1位的排名。在15个基础指标中，传媒的内容总收入和广告总收入分别名列全国第1位和第2位，属于强势指数；受众媒介消费时间及核心受众规模也名列前茅，属于优势指数；此外，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率也都在全国前5名，体现出广东有优良的传媒环境，但广告增长率偏低，只排在全国第24位，拉低了整体广告竞争力。

中部的湖南传媒发展总指数在全国排名第14位，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10位，都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之所以把湖南选为标杆省区市，是因为在中部省区市当中，湖南的传媒经济发展状况一直比较稳定且不乏上乘表现，特别是在电视媒体方面。2013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这两档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为广告收入又添上了亮眼的一笔，不断推陈出新的节目创意，进一步提升了湖南卫视的广告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15个基础指标当中，电视年播出时长、内容总收入和广告总收入皆属于优势指数，广告开发度也名列前5位，直追一、二类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之后。三类地区中，湖南的广告发达程度最高，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湖南的核心受众规模和媒介消费时间都偏低，城镇化率排名也靠后，受众媒介消费能力和媒介环境的排名都因此深受影响。

西部和东北部是我国传媒业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是西部传媒发展指数最靠前的地区，在全国排名第11位，与其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排名一致。虽然广告开发度、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等是弱势指数，但电视年播出时长、媒介消费时间和广告增长率是优势指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扶持之下，四川的传媒业未来的进步空间还很大。近年来，辽宁成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区域创新能力和传媒发展总指数全国排名都是第8位。15个基础指标中有8个排名在全国前10位的优势指数，城镇化率全国排名第5位，广告总收入、受众媒介时间消费总额、人均GDP、广告增长率均名列全国第7位，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国第8位，报纸总印数、内容总收入为全国第9名。在三类地区当中，辽宁的传媒发展总指数排名第1位，是三类地区传媒业发展的领先者。

关于四个标杆省区市15个基础指标优劣势对比，请详见雷达图（见图13和图14）。图中越是外围的指数就越是优势指数，越是内围的指数就越是劣势指数，与上文的分析相印证，四个地区的优劣势指数对比十分明显。

二、非均衡发展分析及产业集聚、梯度转移效应分析

从长期范围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均衡地发生在不同的板块。因此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生。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的溢出效益会逐渐发生作用，发生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带来的扩散效应随之影响周围经济落后地区，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为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总是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结构非均衡才是产业系统的常态。

在当前这个阶段，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落后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度，通过给予更多经济优惠政策、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大区域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发挥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优势人才和技术资源的“集聚效应”；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扩散效应”，搭建“信息跨板”，推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激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

（一）各地区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

课题组历年对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板块的区域统计分析显示，我国的传媒业一直处于非均衡的发展状态。我们以全国31个省区市的传媒发展分指数为分析指标，通过箱线图来对各个地区传媒业的不均衡发展现状进行直观的图示（见图15）。在此基础上，分析面对宏观经济差异和地理、政策等原因造成的非均衡发展的产业现状时，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措施带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逐步缩小这种差异。

如箱线图所示，传媒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仅在区域间存在，在区域内的各个地区也客观存在。箱线较短，说明该地区传媒业五项分指数的发展相对均衡；而箱线较长，则说明该地区传媒业的发展不够均衡。此外，如果箱线的下影线较长，说明该地区的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如果上影线较长，则说明该地区的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在箱线的上下方，用黑色圆点标出的分指数是弱势指数，用星号标出的分指数是强势指数。根据各地区箱线图的特点，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发展类型：先进均衡、先进不均衡、落后不均衡、落后均衡。这里的均衡指的是相对均衡，而非绝对均衡。总体上看，前两类地区是带动型发展地区，后两类地区是被带动型发展地区。先进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会扩散到落后地区，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在非均衡态势中发展。

1．先进均衡发展

代表地区为江苏。该地区的特点为传媒分指数排名都在全国前10位以内，而且没有劣势指数，无论是传媒生产能力、盈利能力、受众媒介消费能力、广告竞争力还是媒介环境，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均衡。以江苏为例，在全国排名当中，生产指数排名第4位、盈利指数排名第3位、受众消费指数和媒介环境指数排名第5位、广告竞争指数排名第7位，因此传媒业一直处于稳定且相对均衡的发展水平。

2．先进不均衡发展

代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这类地区的特点为传媒优势指数多，弱势指数少，但每个地区强弱势指标的对比都比较鲜明。比如北京、上海都是传媒生产指数弱，其余的四个指数强。广东、浙江是广告竞争指数弱，其余四个指数强。山东的受众消费指数和广告竞争指数是劣势指数，其余三个是优势指数。天津的生产指数和盈利指数为劣势指数，其余三个为优势指数。

3．落后不均衡发展

代表地区为辽宁、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这几个地区都是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区域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极，生产要素和传媒环境都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力度需要继续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因此各地区的传媒实力参差不齐，且传媒指数的优劣势对比也比较突出。在地区之间，辽宁、湖北、湖南的整体实力较强，传媒发展优势指数相对较多。而河南、四川等地的实力较前三个地区稍弱，无论是优势指数还是弱势指数在全国的排名都要更加靠后。

4．落后均衡发展

代表地区为河北、山西、吉林、安徽、江西、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福建、西藏、山西、甘肃、青海、宁夏。这些地区的特点是传媒业整体实力较弱，传媒业的劣势指数居多，呈现在落后中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四大区域传媒产业空间集聚效应和产业梯度转移分析

1．空间集聚效应分析

国家中西部的开发政策目的在于，不仅要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也要缩小区域内各省区市的发展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颇为原始的均衡必然首先要迈出不均衡即区域差异扩大的步伐，它是共同富裕即区域差异缩小的前提，否则只能在低水平上保持区域发展的均衡。在迈出差异化发展的一步后，新的经济增长极必然会产生，促进空间上产业的集聚。从本质上说，产业集聚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打破中西部及东北部落后地区原始的、封闭的、平衡的产业系统。在加大开发程度和投资力度的条件下，内外因素共同起作用，产业集聚效应逐渐呈非线性扩散，就会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东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在文化创意产业园方面的投入，截至2012年年底，又在全国先后成立了20个国际级广告产业示范园区。这些不断增加的文化产业集群，将会激发产业集聚的多元化效应：一方面，产业集群对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传媒经济有更多的带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发展同质化、空壳化等问题。这两方面具体表现为：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通过产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和技术的集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网2013年4月21日统计显示，目前已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共计1216个,2012年，在原先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山东、安徽、福建、天津、河北和河南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群。同年，继最初挂牌成立的9个示范级国家广告产业园区之后，又陆续批准了河南郑州中原广告园区、四川成都广告创意产业园区等11个广告园区，增大了对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扶持，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以四川成都的广告创意产业园区为例，一经授牌，即获得财政部3000万元补助资金支持，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个获得该项资金支持的园区。该园区主要以广告创意设计为重点，涵盖广告制作等业态齐全的广告产业链。产业园区成立后，已经成功引进了广告类企业70多家。而东部的山东潍坊广告产业园区，由于建立较早，在2011年时园区的广告创意企业（工作室）就已经达到上百家，从业人员近3000人，实现营业收入上亿元，目前还有更多的项目在建设当中。

第二，协同创新效应：结合优势资源，开展分工合作，发挥集聚优势，促进创新机制产生。

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当地政府、企业和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的协同努力，把本地的资源优势和本地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比如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充分利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与民俗文化资源，造就了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艺术园区，如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园、云南印象等。再比如南京广告产业园区，全面推进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周边高校合作，建设广告创意设计培训基地和广告产业研究中心，已形成了适合广告企业创新创业、加速成长、总部集聚的优越发展环境，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创新创意中心。这正是通过政策引导，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和机制创新的新范式。

第三，区域带动效应：发扬品牌优势、挖掘内在资源，缩小区域内的发展差距。

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起到提升作用，以区域内的一个城市为核心，找到经济增长点，与周边地区已有的资源结合起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克拉玛依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依托本地的工业与民族文化背景，把石油题材与产业、时尚生活相结合，打造文化旅游体验项目新类型，形成独具特色的“石油文化创意产业园”。引进的企业类型涵盖艺术创作、金丝玉展览、文化会所、创意设计、影视拍摄、动漫等领域。在2013年12月，获得了“新疆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成为全新疆文化产业研究方向的引领者。

第四，规模不经济，发展“同质化”效应。

文化产业集群所带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其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园区的建设过多过热，也会引起规模不经济和发展“同质化”的负面效应。文化产业园区的核心在于汇集精英企业，发挥品牌效应和引导产业革新，打造创新型产业链。但“目前国内真正称得上‘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园区少之又少，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同质化、地产化、单一化、空壳化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现在很多园区运营商，并没有明确做文化产业园的目标，只是利用政策来做事，比如进行圈地，然后尽快地把地卖掉、把房子出租等等。最后，园区有的成为了普通的物业，有的成为了普通的商业，有的成为了艺术家的工作室，有的成为了文化交流的活动场所”。而且由于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目前能够真正盈利的并不多。

在这种环境下，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要发展，不应该只简单地模仿东部地区，而应该挖掘本地资源，结合地方文化背景，重新进行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顶层设计”。首先，不必大而全，而要拥有自己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比如像新疆克拉玛依的“石油文化创意产业园”那样，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产业链。其次，配合政府的政策引导，用更优厚的待遇和条件来吸引文化创意人才的涌入，用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品牌企业的入驻，比如免税政策、补贴政策、风险投资政策等。最后，用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激发市场的自然调节能力，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调控作用，吸引更多民营资本的注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的主导者。

2．产业梯度转移分析

在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提高区域间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命题。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要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六方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用“市场之手”代替“政府之手”，将会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产业梯度转移。在生产要素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和项目驱动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的资源配置和调控作用，各区域加强“跨界整合”，从“跨区域”、“跨媒体”的角度，搭建“信息跨板”，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规则再造、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缩小东部与其他几大板块之间的信息差距。

在市场机制和资本运作主导之下进行跨区域、跨媒体形态上的跨界整合，可以实现对市场空间的扩展，实施规模经济，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比如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文化传媒类上市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凤凰传媒）为例，凤凰传媒在上市之后，以跨区域媒介并购、建立跨形态经营的“文化Mall”等一系列的战略手段，努力打造跨区域、跨形态经营的大型传媒集团。比如2012年3月，凤凰传媒在之前整合了海南省新华发行公司的基础上，再次发力区域业务整合，全额并购了海南省教材出版有限公司。“此次凤凰传媒对于海南教材出版公司的整合，是继2009年对于海南省新华发行公司整合后的又一次跨区域出版资源整合，预计此次整合完成后，未来三到五年，至稳定收益年度，海南凤凰将新增销售收入11743万元、利润1771万元；凤凰传媒出版部门将新增销售收入5400万元、利润1350万元。”凤凰传媒对海南出版发行资源的跨区域并购，实现了市场扩展，整合了两个地区的优势资源，是用“资本利器”攻破地方行政壁垒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再比如自推行以来赞扬与质疑并存的凤凰“文化Mall”项目，是以体验式书城为核心，集影院、卡通动漫、教育培训、艺术展览、文化娱乐、餐饮、商业零售于一身的跨形态综合文化产业经营实体，“文化Mall”的投资建设是凤凰传媒的重要战略之一，除了在江苏本地的一些城市外，在安徽合肥也有布局。在合肥的“文化Mall”建设是对江苏本地“文化Mall”的一种异地复制模式，虽然被人质疑借机拿地，但是却有助于在省内省外维持成本优势，进而提升整体项目的收益水平。

在企业进行跨区域、跨形态的产业转移过程当中，往往会存在外部不经济的现象，这些负外部性单靠市场力量的调节难以消除，因此，政府有必要施予适当的行政干预手段。但是，过多的干预同样会破坏市场机制的自由与正常的运行。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建设，还是传媒产业进行梯度转移，实行跨区域、跨媒体的资源整合，在这些区域经济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如何协调和配合，仍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

三、区域传媒经济差异比较分析

（一）基于锡尔系数方法的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差异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可以通过绝对差异、相对差异两类指标加以衡量。绝对差异主要通过GDP、人均GDP、标准差等指标来反映。相对差异的方法主要有极差变率、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等，采用了和标准差不同的算法，它们的数值越小，表明各区域之间相对差异越小。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往年的分析方法，是在原始数据的标准差基础上进行赋值和权重，得到传媒发展单项指数和总指数，是基于绝对差异指标进行的分析，但是相对差异指标的分析方法在以往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推行“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政策，推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目的在于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扩散效应来带动不发达地区，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区域传媒经济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印证宏观调控给区域传媒经济带来的影响，也为了能对近年来四大板块的区域传媒经济进行更加科学的解读，我们引进了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的锡尔系数分解方法。对2008年到2012年5年间全国和四大板块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20世纪60年代，计量经济学家锡尔提出了一个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指数，即锡尔系数分解方法。锡尔系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区域经济总体变化过程、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的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经济总体变化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这和我们通过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来反映国家政策对区域传媒经济的调控效果的研究目的正好吻合。

具体的公式和算法说明如下。

锡尔系数：

其中，

xi为地区i的总指数占全国总指数和的比例；

pi为地区i的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

锡尔系数的分解：

其中，

yi：板块i内所有省区市传媒发展总指数和占全国所有省区市传媒发展总指数和的比例；

pi：板块i内所有省区市人口数和占全国所有省区市人口数和的比例；

yij：板块i内省区市j的传媒发展总指数占板块i内所有省区市传媒发展总指数和的比例；

pij：板块i内省区市j的人口数占板块i内所有省区市人口数和的比例。

板块间的锡尔系数代表中部、西部、东部及东北部这四个板块之间的锡尔系数，板块内的锡尔系数代表中部、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四个板块内部的锡尔系数。这里板块间计算公式的总体为全国，板块内计算公式的总体为各个板块地区，即中部、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各自包括的所有省区市。通过锡尔系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将中国区域传媒经济总体差异分解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板块之间和各自的内部差异（见表5和图16），得出2008—2012年5年间全国及四大板块传媒经济锡尔系数分解的数值和走向图。

根据表5和图16这五年间锡尔系数的数值和总体走向，可以看出全国及四大板块间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具体发展特征为：

特征1:5年来全国的锡尔系数逐年走低，四大板块的区域间传媒经济差异在缩小。

2008年到2012年5年间，全国的锡尔系数总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2008年至2009年的锡尔系数呈上升趋势，2009年的锡尔系数是0.11，为5年最高点。但是从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2011年以后即低至0.1以下。锡尔系数值越小，说明区域差异越小。2011年以后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在国家政策调控的引导下，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创新中心的培育，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带动着落后地区的发展。传媒经济也是如此，全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正在渐渐缩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内部各省区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幅度不大，比较平稳，中西部的差异在减小，但是比起东部来锡尔系数的值还是比较大，中西部要做到完全承接东部梯度转移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假以时日。从全国锡尔系数在图16中的走向来看，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的调控作用已经初见成效。

特征2：区际产业差异缩小需假以时日，东北部区内差异表现较为恒定。

另外，从四大板块间的锡尔系数来看，从2008年到2012年的5年间，数值都比较均衡，始终保持在0.01左右。这一平衡的系数分布说明四大板块间的差异目前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东部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仍然在承接东部地区经济优势转移的过程当中，从量变到质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四大板块中，东北地区的锡尔系数5年来始终保持最低，而且也最为平稳，2008—2010年3年间的数值一直保持在0.000 5,2011年为0.000 4,2012年为0.000 3，虽然变化幅度十分微小，但是也符合区域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的趋势。东北地区的锡尔系数之所以既低且平，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内省区市基数小，只有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省份间的差距也并不明显，因此锡尔系数常年维持稳定和缓慢下降的走向。

另外，我们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区际传媒经济差异进行了专门的对比，如图17所示，得出的对比特征如下。

特征3:2009年是拐点，东部经济优势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成定势，三大板块区际差异逐年减小。

根据图17所示，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进行锡尔系数分解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东部，中部、西部两大板块在2008—2009年的锡尔系数都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西部，有大幅的上升。但在2009年后就开始呈现出匀速下降的趋势，2009年成为区际经济差异转变的“拐点”。这是因为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经济布局由过去的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高度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逐渐转变为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部转移扩散，表明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转折”时期。

在“十二五”的政策引导下，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2010年后的锡尔系数持续下降，表明三大板块的区域差异在逐渐缩小。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后西部和东部的锡尔系数区域重合，而中部地区却“独善其身”，锡尔系数常年维持在0.01以下。出现这种对比鲜明的状况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三大经济圈中各自都有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极，因此传媒业的发展虽然整体比较发达，却并不均衡；西部地区由于省区市较多，地区基数较大，西北板块和西南板块的传媒业发展有很大差异，是更加非均衡的多样化发展，所以锡尔系数也常年“居高不下”；而中部地区的传媒业整体相对来说“落后而均衡”，所以锡尔系数始终低于0.01且保持稳定走向。

最后，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中，截取了1978—2011年全国及五大板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锡尔系数分解图（见图18），跟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的2008—201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传媒经济锡尔系数分解进行对比，由于数据采集的年份所限，目前无法对2008年以前的趋势进行比对，但是与2008年以后的发展趋势相对照来看，我国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和全国宏观经济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走向相一致。

特征4：区际传媒经济差异走向与宏观区域经济差异走向相吻合，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与前面全国传媒经济差异的锡尔系数分解图相对比可以看出，2008—2012年，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下，全国及四大板块区域传媒经济差异的锡尔系数趋势，跟全国区域经济差异的锡尔系数趋势是一致的，都呈现出下降的走向。图中的省际差异即五大板块的区域经济差异，这里的五大板块是通过把西部分为西北部和西南部得出的，即东部、中部、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总体来说，正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一书中提到的：“我国的锡尔指数在2003年达到最高值后呈下降趋势，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四大板块的区域优劣势对比分析

根据图19全国及四大板块的五个分指数雷达图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除了广告竞争指数外，别的四项都是优势指数，都处于雷达图中的最外围区域，其中受众消费能力和媒介环境在四大板块中是最优质的。而中部地区则拥有最强的生产能力，这与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不无关系。西部地区包含的省区市较多，由于经济整体比较落后的关系，西北省区市和西南省区市的受众媒介消费能力基本持平。东北板块的传统媒体生产能力是相对优势指数，优于西部，但是传媒业整体较为落后，传媒盈利能力、受众消费能力、广告竞争力都表现平平，更缺乏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优质媒介环境，因此总体表现出落后均衡的发展趋势。

在对全国以及四大板块的优劣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我们把视线放回中西部对比。把西部分为西北和西南两部分，分解图的区域优劣势更加突出。如图20所示：中部的生产指数是强势指数，盈利指数是优势指数。西部板块中，西北部和西南部的传媒经济发展特点不尽相同：西北省区市的广告竞争力和媒介环境水平要稍稍优于西南省区市，但是西南省区市的传媒生产能力、盈利能力要优于西北省区市。总体来说，除了在传统媒体生产能力、盈利能力上有差距外，中西部地区的受众消费能力、广告竞争能力和媒介环境的差距在渐渐缩小。

四、结论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课题组分别对我国区域传媒经济进行了聚类分析与区域标杆省区市比较、非均衡发展分析及产业集聚、梯度转移效应分析，并且引入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方法的锡尔系数计算模型，对全国及四大板块从2008年到2012年5年间的区域传媒经济差异发展趋势进行了分解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在聚类分析的三类地区中，一类地区北京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二类地区广东、江苏等是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的经济增长模式；三类地区的24个省区市为混合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全国区域创新能力和传媒发展指数的排名，东部的广东、中部的湖南、西部的四川和东北部的辽宁为各区域传媒经济发展的标杆省区市。

北京的传媒业多年来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传媒经济在走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后，已经步入以结构调整、资源重整及产业创新为主的创新型经济增长阶段。2012年又是北京广告业大丰收的一年，统计口径的变化、广告产业振兴规划的发布、广告产业园区的兴建、文化产业大发展这四个主要因素共同起作用，已经把北京带入文化产业规划和创新改革的引领城市。

二类地区6个省区市的传媒业都已经到了需要深化转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正在逐步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广东、江苏、上海的传媒实力最强，属于成熟的投资驱动型的产业发展方式。浙江、山东、天津次之，也进入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但是在人才储备、技术升级等生产要素的完善上，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转变上，都比前三者要稍逊一筹。

三类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24个省区市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投资驱动型，有的是要素驱动型，而有的正在从要素驱动型向投资驱动型转变。但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引导下，中西部落后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正在涌现，与先进地区的经济差异在逐渐缩小。

第二，区域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产生。发展传媒产业集群和进行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可以有效缩小地区差异，带动落后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也要注意规模不经济和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国各大区域按非均衡式发展分为带动型发展地区和被带动型发展地区。前者对后者有引领作用。产业集聚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打破中西部及东北部落后地区原始的、封闭的、平衡的产业系统。通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和区域带动效应，加速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创新改革。但是一味地扩展规模和简单模仿，会带来同质化、地产化、单一化、空壳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挖掘本地资源，结合地方文化背景。通过给予更多经济优惠政策、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大区域间的跨界合作等方式，发挥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对优势人才和技术资源的“集聚效应”。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的溢出效益会逐渐发生作用，发生产业转移，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在非均衡态势中发展。因此，面对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应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的“扩散效应”，搭建“信息跨板”，推动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激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

第三，基于相对差异指标分析的锡尔系数分解方法，印证了近年来宏观调控给区域传媒经济带来的影响，也科学反映了2008—2012年5年间区域传媒经济差异的变化。总体上，我国区域传媒经济差异的走向与宏观区域经济差异的走向吻合，近年来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根据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对五年来传媒发展指数和各区域总人口数的统计，并导入锡尔系数的模型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为：虽然区际经济的差异缩小需假以时日，但区域间传媒经济锡尔系数逐年走低已成定势；东北部由于省区市少，发展稳定，因此区内差异表现较为恒定。2009年是拐点，东部经济优势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区际差异逐年减小。经过与1978—2011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锡尔系数分解图进行对比，课题组统计的5年间全国及四大板块的传媒经济差异锡尔系数的走向正好与大趋势相吻合，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都表现出下降趋势，表明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和机制，对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提高区域产业升级，加大创新发展的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就意味着在生产要素改革、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该一改以往由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控为辅的局面，转而用“市场之手”代替“政府之手”，激发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和调控作用。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引导之下，各区域要进行“产业集聚”、“跨界整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规则再造、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缩小区域之间的信息差距和经济差距，努力促进区域间的相对均衡发展。

（执笔者：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