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直接的反应——霍乱恐慌症（Choleraphobia）[1]
（一）恐慌的表现
早在霍乱在中欧盛行、还未在英国出现之前，英国政府就未雨绸缪，准备对付霍乱的政策。1831年6月21日议会开幕时，威廉四世在致辞中还不忘“向各位（指上下院议员——笔者注）宣布一下众所周知的可怕传染病在东欧不断发展的情况”[2]。1831年6月21日到11月11日，枢密院下属的相关委员会几乎天天开会，准备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是对付霍乱的方式中最有效的方法”[3]。结果霍乱到来后，英国政府的这些事先准备毫无成效，英国人普遍患上了“霍乱恐慌症”。
图1-2 1832年伦敦的一个卫生委员会在疑似霍乱病例后寻找霍乱
报刊连篇累牍地使用恐怖的语言和夸大其词的数据来描绘霍乱。1831年霍乱还未到达英国时，《泰晤士报》称霍乱是“巨大的恐慌”和“十足的惊恐”；专业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报道也弥漫着一股颓废之声，认为“没有任何阶层能逃脱它的攻击……全家灭绝，文明开化的民族沦为野蛮的游牧民族”[4]。《卫理公会教徒杂志》（Methodist Magazine）在1832年的巨大惊恐中写道：“眼见我们原本身体健康、奋发有为的同胞，突然被剧烈的病毒抓住，在几小时内进了坟墓，触动了最坚定的神经，在最勇敢的心中也引起了恐惧”，霍乱是一种“让人震惊的疾病”[5]。《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认为它“是降临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14年内已经杀死5000万人。“如果这个疾病在英伦诸岛上扎根、传播，那么，单单计算引起的可怕的经济后果，也是不可能的。”[6]报刊甚至还用丰富的想象来描绘霍乱，肉眼看不见的霍乱弧菌被放大125000倍，像一个幽灵飘荡在空中，四处袭击，像一个巨人报复残破不堪的欧洲，像一个走在革命的巴黎街道上的流氓，像一个英勇的斗牛士在西班牙横冲直撞。[7]丰富的想象加深了现实的恐惧。
医学界对霍乱的治疗和预防缺乏信心，一家医学杂志在1832年这样悲叹：“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药典》总是落后于科学的进程。”[8]托马斯·斯玛特（Thomas Smart）是贝克郡（Berkshire）的一名外科医生兼药剂师，在目睹了霍乱的巨大杀伤力后，他绝望地认为霍乱“有毁灭我们国家的危险”[9]。一个医生写道：“霍乱是一种奇异的、不为人知的、丑陋的东西，破坏性惊人。它阴险地向整个大陆进军，公然蔑视所有已知的和常见的传染病预防措施，成为完全抓住公众注意力的一个谜团，一种恐惧，似乎唤起对中世纪大瘟疫的回忆。”[10]医生的束手无策增添了民众的担忧，拿医生开涮成了新闻界的一个消遣，衍生出无奇不有的笑料。例如，格拉斯哥的一个内科医生确诊一个少妇感染了霍乱，实际上，该少妇刚刚怀孕。[11]类似的笑话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的恐慌情绪，反而证明了医生的无能，加剧了恐慌。
报刊的夸大其词和医生的束手无策既是恐慌的体现，又加剧了社会的“霍乱恐慌症”。当霍乱首次出现在桑德兰时，桑德兰周边的卡那封郡、格洛斯特郡、诺威奇和普利茅斯如惊弓之鸟，立刻陷入惊慌失措之中。[12]议员、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给他的姐妹写信说：“当前的主要议题……不是你所设想的改革，而是霍乱。它是一个巨大的恐慌，和我记忆中的恐慌一样巨大，在伦敦尤其如此。”[13]兰巴斯地区的佛洛斯特街（Forest Street）“悲惨的居民看起来更像鬼魂和疯子而不是人”[14]。霍乱在卡那封造成的恐惧和不安永远不会被此地的居民们淡忘。[15]邓弗里斯（Dumfries）刚一出现霍乱的征兆，数千名居民立刻逃离，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魔鬼城镇的特征。“街上几乎遇不到人，”医生威廉·艾里逊说，“只听到医护人员的轻便马车和灵车……”，霍乱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死亡，因而，霍乱恐惧症所到之处都是死亡的气息。工厂烟囱继续喷出烟雾和恶臭的气味，霍乱葬礼接二连三地出现，参加葬礼的人生出“命运无常”的感慨。[16]（见图1—3）伍尔弗汉普顿的一位医生描写了霍乱之后整个城市的面貌：“所有的街区到处是病人、将死之人和已死之人……整个城市寂静无声，只有葬礼的钟声飘荡在空中——相当刺耳。”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助手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寻医问药的哀求声，间或马拉灵车——这是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驾马车——的吱吱声，构成整个城市的声音。距伍尔弗汉普顿不远的比尔斯顿也是如此，有时候霍乱突然袭击某个村庄、某条街道，或某些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房子没有病人，每个居民都奄奄一息。[17]教区牧师绝望地说：“各行各业关门闭户；只有短缺、疾病、死亡和荒凉大行其道。”[18]有的街区的人还出于愤恨，到处放火，用来发泄对死亡的恐惧。街道上弥漫着树脂燃烧的刺鼻气味，耳畔不时传来灵车隆隆而过的声音，到处弥漫着恐惧和死亡的气息。
图1-3 兰巴斯地区的霍乱葬礼场面
在英国，1831年对医生的恐惧源于一个特殊事件——刚揭露的耸人听闻的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案件。爱丁堡医学系的每个学生在长达16个月的解剖和外科手术课程中都需要三具尸体进行实践，但由于只有罪犯的尸体能够合法用于解剖，盗墓便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1827年和1828年，二人通过窒息或其他没有明显暴力痕迹的方法至少杀死16人，把尸体卖给爱丁堡医学系。这种做法成为众所周知的伯克屠杀。1831年，当霍乱流行正开始时，伦敦抓获至少三个伯克帮，1832年通过的《解剖法》（The Anatomy Act）规定，穷人的尸体可以供医科学生进行解剖，这更引起霍乱患者的恐慌——实际上帮助他们的医生正从事杀死他们的勾当，目的是解剖他们的尸体。故而穷人的恐惧——他们有时被强迫运到发烧医院——并不完全是毫无理由的。[19]
医生的一筹莫展使公众对医疗界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医院的批评更是恶毒。直到1840年还有人“相信医生向他们的水井投毒，减少人口，而受害者别无选择”[20]。许多医院都不愿收治霍乱患者，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患者被马车拉着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最后死在大街上。索尔福德（Salford）所有的霍乱患者都在家治疗，644名患者中197人死亡。[21]英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临时性的霍乱医院，但整个格拉斯哥的霍乱医院收治的霍乱病人只占一小部分——600个霍乱病人，253个腹泻病人，死亡人数是306人，不到总死亡人数的10%。[22]来自7个城镇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医院的死亡率与在家里接受治疗的霍乱患者的死亡率相比，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23]，整个英国的医疗服务机构对治疗这种新出现的疾病毫无头绪[24]，有谣言说霍乱是“统治阶级发明的秘密的马尔萨斯式武器，以此来消除过多的贫困人口”[25]。1848年冬季，科特布里奇（Coatbridge）附近的煤矿村霍乱盛行，一个男人在极端恐惧之下割断了自己的喉咙。[26]
对霍乱的恐惧、对医生的不信任、对生命的珍爱促使民众掀起了一场场反对死亡、反对霍乱的集会。1832年春，赫尔、瑟尔比（Selby）和利兹的霍乱促使约克郡附近的居民积极参加规模浩大的1832年改革法案的集会。[27]原因在于，参加集会的群众大部分受到了谣传的蛊惑，认为医学学生和医生正屠杀霍乱患者，因而把参加集会作为反抗政府的一种表现。受霍乱侵扰的大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埃克塞特（见图1—4）、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兹、设菲尔德、格爱丁堡、格林尼治（Greenwich）、凯斯卡特（Cathcart）、佩斯利和邓弗里斯等城市出现了与霍乱有关的30起骚乱。爱丁堡群众向医学人士扔石头。曼彻斯特人高喊：“去医院，把它夷为平地。”[28]其中，利物浦的霍乱骚乱尤为典型。
图1-4 1832年埃克塞特霍乱骚乱绘画
9月2日霍乱骚乱发展到顶峰。几千人涌向天鹅街医院（Swan Street Hospital）附近的街道，他们还带着一口棺材，将一个无头孩子的躯体不时展示给人群。孩子在医院死于霍乱，尸体已经被解剖。关于此事的谣言四起，尸体被挖出，并被损坏。全国都被获取解剖尸体的强烈情感所笼罩，这种偏见也蔓延到正常的病理学检查。桑德兰的两三次验尸也成为民众攻击霍乱医院的借口。曼彻斯特展示的被解剖的死婴头部严重毁坏，参加骚乱者声称是被谋杀。他们冲进医院，把病人拉回家，毁坏病房内的设备和装置。最终靠军事力量才肃清街道。[29]
1832年5月17日，利物浦出现首起霍乱病例，至1832年9月13日最后一起病例消失时，利物浦共有4799起霍乱病例，占总人口（165775人）的大约3%，1523人死亡，死亡率约为32%。除伦敦外，利物浦的霍乱死亡率是英格兰最高的。利物浦共发生8起骚乱，全都出现在1832年5月的两周之内。是年6月的《利物浦纪事》报道了“霍乱骚乱”，把它描述为一出不幸的令人尴尬的小插曲。第一起骚乱发生在1832年5月29日下午6点，一些民众在通往陶克泰斯公园（Toxteth Park）霍乱医院的路上集结，无情地嘲笑医生和他们的助手。大约7点半，民众人数大增——据《利物浦纪事》估计，“人数超过1000”，主要由“下层的妇女和儿童组成”。他们向医院扔石头，反对把病人送往医院。接下来的三天晚上，他们仍然阻止把病人移往医院，直到警察控制住局势。被抓的四人中两男两女，其中两个是爱尔兰人。第二起骚乱出现于维克斯豪路（Vauxhall Road）地区，同样是阻止医生把病人送往医院。随后在6月6日、8日和9日都出现了类似的骚乱。据统计，骚乱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下层居民，爱尔兰人居多，其目的是阻止把霍乱病人送往医院。因为在骚乱的参与者看来，医生无力挽救病人的生命，甚至病人在医院死得更快，死亡率更高。[30]
（二）恐慌的原因
从死亡人数的角度看，1832年霍乱在英国人口主要死亡原因中只列第三位，位于“痨病”（肺痨）和“惊厥”之后，与斑疹伤寒、肺炎、天花、水肿和“虚弱”相去不远。[31]即使在霍乱最严重的年份（1848—1849），霍乱死亡人数略高于死于斑疹伤寒的人数[32]，对人口影响并不大。为什么当时的英国人和史学家仍认为1830年代中期是“霍乱的年代”呢？[33]
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霍乱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1830年代，霍乱是一种新的疾病，以前在欧洲没出现过，这使它的情况类似于军团病（Legionnair's disease）[34]或现今的艾滋病（AIDS）。[35]作为一种突然降临和快速死亡的新疾病，霍乱最可怕的方面可能存在于它的“外国的、东方的起源——它已经越过被认为保护英格兰不受入侵的上帝的壕沟”[36]，快速袭击英国，在英国造成一种难以遏制的心理恐慌。上至英国政府，下至平民百姓，普遍患上了“霍乱恐慌症”，以至于“当疾病逐渐消失时……几乎人人都吃惊竟然出现如此多的忧惧”[37]。1848年10月伦敦第二次出现霍乱病例时，医生没有详细描述霍乱的状况，目的依然是避免引起大众恐慌。直到1853年霍乱出现在波罗的海时，公共卫生观察家在追踪了该病在欧洲大陆的活动后，能够冷静地估计它的到来。1854年霍乱第三次出现在英国，英国没有任何恐惧。[38]
其二，医学界和政府没有找到防治霍乱的妙方，无法解释霍乱，无法驱除人们的恐惧和疑惑。霍乱的到来引起恐慌，不仅因为此病的传播速度快，而且因为当时不知道此病是如何传播的。正如金斯利所说，人们死了，“伴随着可怕痛苦的疯狂”，有些人本来早上还好端端的，却有可能在傍晚死掉。[39]为了根治霍乱，消除国民的恐慌，不管是英国政府、医疗机构，还是普通医生、江湖术士，或提出看似合理的预防措施，或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然而1848年霍乱再次光顾无情地证明绝大部分的努力是无效的。霍乱危机撕裂了意识形态，揭露了社会现实的无奈和残酷。
“霍乱恐慌症”是霍乱出现后英国人做出的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感情宣泄，却于霍乱的预防和治疗帮助不大；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最急迫的任务是治疗霍乱患者，阻止霍乱蔓延。为此，英国政府沿用了对付传染病的传统做法——隔离。
注释
[1]这个词是英国人新造的，用于表达霍乱对英国社会造成的巨大恐慌。参见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19。
[2]G.Melvyn Howe,People,Environment,Disease and Death:A Medical Geography of Britain throughout the Ages,p.154.
[3]［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129页。
[4]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19.
[5]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19.
[6]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p.14.
[7]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29.
[8]［美］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4页。
[9]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8.
[10]Bruce Haley Gairdner,The Healthy Body and Victorian Cultu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6.
[11]Geoffrey Gill,Sean Burrell,Jody Brown,“Fear and Frustration：the Liverpool Cholera Riots of 1832,”The Lancet,Vol.358,Iss.9277,2001,p.238.
[12]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20.
[13]Mary Wilson Carpenter,Health,Medicin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p.34.
[14]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189.
[15]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9.
[16]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p.195.
[17]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25.
[18]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20.
[19]Michael Durey,The Return of the Plague:British Society and the Cholera,1831—1832,pp.171,176—178.
[20]S.E.F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p.349.
[2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28.
[22]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56.
[23]［美］威廉· 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5页。
[24]［美］威廉· 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5页。
[25]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 th Century,p.69.
[26]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38.
[27]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p.119—120.
[28]Roderick E.McGrew,Russia and the Cholera,1823—1832,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5,pp.100—102.
[29]The Times,September 5,1832.
[30]Geoffrey Gill,Sean Burrell,Jody Brown,“Fear and Frustration:the Liverpool Cholera Riots of 1832,”The Lancet,Vol.358,2001，pp.233—238.
[31]J.N.Hays,The Burdens of Epidemics: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p.135.
[32]Asa Briggs,The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Vol.2:Images,Problems,Standpoints,Forecasts,Brighton,England:Harvester Press,1985,p.154.
[33]［美］威廉· 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3页。
[34]一种大叶性肺炎，因于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大会期间首次得到确诊，故名。
[35]［美］威廉· 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93页。
[36]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372 n5.
[37]Ibid.,p.124.
[38]Anne Hardy,“Cholera,Quarantine and the English Preventive System,1850—1895,”Medical History,Vol.37,1993,p.252.
[39]Mary Wilson Carpenter,Health,Medicin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England,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