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步举措——隔离及其他
与大陆国家突然遭受霍乱袭击、措手不及相比，英国政府可谓未雨绸缪。得知霍乱出现在俄国后，英国政府派遣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sell）医生和大卫·巴里（David Barry）医生前往圣彼得堡研究霍乱疫情，随后提交检疫建议报告，成立专门的机构应对霍乱。1831年6月21日，英国政府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Health）负责处理有可能到来的霍乱事务，爱德华·R.斯图亚特（Edward R.Stewart）出任主席。该机构主要由医学顾问和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委员会拟定控制霍乱的规章，在每一个城镇和农村建立卫生局，由当地的头面人物和医护人员共同组成，还任命20多名医疗监督官员作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人。[1]1831—1832年霍乱期间，英国共建立了1200多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822个，苏格兰地区400个。[2]由于中央不干预地方事务，各地自行其是，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霍乱，并没有起到遏制霍乱的作用。
6月29日，中央卫生委员会在自认掌握霍乱的处置权后，大胆地越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发号施令。在没有一位委员会成员见过霍乱病例的情况下[3]，他们根据道听途说来的霍乱病症草率地把隔离作为对付霍乱的万能药，并向枢密院提供建议，主张一旦发现霍乱患者就立即隔离。隔离是英国过去对付传染病最常用的办法，也是欧洲大陆应对霍乱的普遍做法。然而，到1832年，中央卫生委员会没有公布霍乱报告，只是向国王威廉四世提交了一份文件，按字母顺序罗列了受感染地区的名单、日期和数字。[4]
图1-5 1832年2月27日，中央卫生委员会开会讨论霍乱
图1-6 霍乱预防通知
霍乱从海上深入到英国内陆后，枢密院和中央卫生委员会一致赞同隔离。隔离是对付霍乱的首选方法，各地开始推广隔离措施。他们强制要求地方卫生委员会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隔离体系（从中央卫生委员会成立的权责来看，它无权直接命令地方卫生委员会，只有建议监督权，这种做法是越权之举）。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军事化管理的防疫站，收容霍乱患者，医生认为的疑似病人也将送至防疫站。医生按时检查每间隔离房，便于及时治疗。防疫站门前有明显的隔离标志，士兵日夜站岗放哨，闲杂人等禁止靠近。在各地设立专门的卫生观察员，定期走访周围民众，及时上报新发现的霍乱患者，至少每隔一天汇报一次。发现新的霍乱患者后，防疫站的医护人员立即把患者带走，与正常人隔离。如果有人隐瞒不报，会被处以严厉的罚款或者拘留。对于那些不愿把患者送入防疫站的居民，他们的住所前也会放上隔离标志，房屋内的居民不能与其他人员自由来往。只有当病人被移出之后，隔离标志才被拿走，房屋内的居民才可以自由走动。[5]隔离的最终目的是防止霍乱患者感染到正常人。
除了隔离病中的霍乱患者，中央卫生委员会还要求隔离霍乱患者的尸体。守灵人认为在死亡和埋葬之间应当有适当的停放时间，而当局坚持迅速埋葬霍乱死者，阻止亲人“送行”。尸体通常被埋葬在防疫站附近，不举行任何的告别仪式，葬礼没有几个人参加。牧师在安全距离外草率地祈祷了事，因为正如夏洛特·杨格（Charlotte Younger）所悲叹的：“活着的人比死人更受尊重。”约克郡卫生委员会的做法更为极端，在霍乱患者死亡后的12小时之内就把尸体埋葬在荒无人烟处，棺木内放上生石灰，企图用它来杀死尸体中残留的霍乱病菌。死者被安葬后才告知其家属。这种藐视人伦的做法遭到激烈的批评，中央卫生委员会为之辩解说：“从绝对必要的大政方针来看，私人感情必须让位于公共安全，国家期望得到臣民的默许。”[6]1832年2月，为了把隔离措施做到位，即霍乱到达伦敦的当月，“为了在英格兰尽可能预防被称作霍乱的疾病”，议会批准了《霍乱预防法案》（Cholera Prevention Bill），法案授权“枢密院的任何三个成员——其中一人必须是高级成员——为预防传染、救济患者、埋葬死者而制定规章，任何人违反这些规章将被罚款1—5英镑不等”[7]。此外还包括清扫病人住房，销毁病人的床上用品、衣物，填埋阴沟和粪池，减少各种垃圾。这些规章下达给地方卫生委员会，并且从教区贫民救济税筹集资金，随后由郡财政税务官偿还。[8]伦敦卫生委员会除了设立专门的医院隔离病人外，还把流浪汉驱除出城镇或监禁起来，积极地打扫街道，刷白房屋，清理垃圾。霍乱高峰期，除了贸易市场、市内交通等正常运转外，剧院和公共娱乐场所关门闭户。[9]对外，英国限制甚至封锁海上贸易，对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严格规定，对进口商船的卫生和安全进行严格检查，许多小港口和商船不得不暂时歇业。霍乱结束后，一切才恢复正常。
隔离措施一出现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10]批评既来自自由主义治国原则的信奉者，如议员波利特·汤普森（Poulet Thompson）在下院辩论时认为：“如果将强制性预防建议给任何一个英国绅士看，考虑到英国人的传统习惯，英国人最多服从这些规则一个礼拜。”[11]批评更来自其他阶层。伦敦的自由主义者从政治的角度把隔离视为“统治阶级学说”[12]；是进步时代的一大倒退，一种适于较不文明、未开化、更为独裁社会采取的政策，是野蛮而又过时的行径；更是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毫无根据的侵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13]比如，草草安葬霍乱死者扭曲了人与人的情感，有导致家庭伦理丧失和社会道德沦落的风险。一名苏格兰人目睹一个防疫站人员把邮件拆开检查，担心这样的隔离会成为“特洛伊木马”，成为政府干涉个人自由的借口，最终导致专制。他警告说，“这样的防疫站完全是超出公共舆论控制的一个站点”。另一位观察者明确地把隔离与“狂热的教皇派和专制政府”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会“瓦解难以驾驭的议会或者压制日渐上升的民族精神”，成为在英国乃至全欧洲推行专制的预兆。[14]另外，英国是一个海上贸易发达的岛国，许多人靠海上贸易为生，隔离和封锁阻碍了商船和商品的流动[15]，给以此为生的人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医生、商人、船主、工人都反对隔离[16]。医生担心隔离有可能引起反抗，甚至骚乱，而商业和制造业阶层构成了反对隔离和封锁的主力军。
有人认为隔离是应用于农民和小乡镇状况的最佳方案，而城市不适合隔离。农村人口密度较低，邻里间来往密切，霍乱很容易从一个家庭传染到另一个家庭。而且，乡村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受商业、交通等的影响较少，能更好地经受封锁和隔离的困难。再者，独门独户的农村房舍也容易隔离，是隔离的理想地。城市的富人与穷人因经济地位悬殊，在霍乱问题上观点迥异：富人支持隔离，穷人反对。虽然隔离会造成城市的商业萧条，交通不畅，可是富人能够容忍暂时的经济灾难，在家不愁吃喝地自我“隔离”。虽然面临被感染霍乱的危险，迫于生计的穷人仍然渴望有活干，有饭吃。对穷人来说，如果一定要在霍乱和经济灾难中做选择，人们可以打赌，他们将选择霍乱而不是经济灾难。因为生存的压力比霍乱的威胁更让穷人揪心。[17]
政府一开始大张旗鼓地实行隔离，不久将之弃置一旁，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公众的指责和反对，而是源于隔离本身。就隔离的后果和实质来看，霍乱继续肆虐的事实证明中央卫生委员会积极倡导和执行的隔离是“纸上谈兵”，用它阻止霍乱前进的脚步是一厢情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者，隔离只是一个预防之策和过渡手段，即使奏效也只是“治标”之策，单单治标绝非杜绝霍乱的长远之计，只有“治本”才是关键所在。何谓“治本”？就霍乱而言，那就是找出霍乱的病根，开出有效的药方，对症下药，杜绝霍乱的再次发生。因而，在积极推行隔离措施之时，英国人也积极探究“治本”之策，提出了五花八门的霍乱治疗方案。
注释
[1]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6.
[2]骆庆、刘金源：《1832年霍乱与英国政府的应对》，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3），9页。
[3]［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129页。
[4]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35.
[5]Herman J.Loether,The Social Impacts of Infections Disease in England，1600 to 1900,p.208.
[6]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p.101—102.
[7]Norman Longmate,King Cholera.The Biography of a Disease,p.89.
[8]Norman Longmate,King Cholera.The Biography of a Disease,p.89.
[9]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p.116—117.
[10]关于英国的隔离措施，参见：Charles F.Mullett,“A Century of English Quarantine,1709—1825,”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3,1949,pp.527—545; J.C.McDonald,“The History of Quarantine in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5,1951,pp.22—44。
[11]骆庆、刘金源：《1832年霍乱与英国政府的应对》，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3），8页。
[12]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30.
[13]Ibid.,p.116.
[14]Ibid.,p.26.
[15]Peter Vinten—Johansen,Cholera,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A Life of John Snow,pp.174—175.
[16]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p.45.
[17]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p.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