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
加拿大医生诺曼·霍华德—琼斯（Noman Howard—Jones）曾说：“20世纪之前的治疗史中，没有比霍乱的治疗更五花八门的了，它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仁慈的杀人方式。”[1]此言非虚。霍乱在英国出现后，从学有所长的医生到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纷纷对霍乱的治疗发表看法。随着霍乱的一次次入侵和英国人对霍乱之认识的不断更改，霍乱的治疗方案也不断花样翻新。
霍乱在英国出现后，《柳叶刀》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治疗方案，侥幸希望这些方案能够力挽狂澜，呈现出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例如，1831年初，它报道了欧洲东部犹太人聚居区的霍乱治疗法：在身上涂抹一种药剂就能够免遭霍乱肆虐之苦。这种药剂由酒、酒醋、樟脑粉、芥菜、地生胡椒、大蒜和坎特拉兹（Cantarides，压碎的干燥的甲壳虫的尸体和众所周知的壮阳药“芫菁”的混合物）组成。正如一般人预料到的，此药方没有奏效。[2]英国人还向下水道和排水道中投放石灰，在街道上焚烧沥青或硫黄。非但没有达到效果，还造成其他意外。牛津卫生委员会在听闻布里斯托尔街道燃烧柏油桶后，也下令在布尔大街（Bull Street）以同样方式进行燃烧烟熏，结果不幸酿成爆炸事故。[3]
1848年第二次霍乱的到来迫使报纸、杂志、议会、教会、专家和其他社会慈善机构、地方政府要么采取措施，要么提出看法。[4]1848年10月，有些医学杂志提倡用氯仿治疗霍乱。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是颇有声望的医院，曾经试验用“氯化亚汞、酒精、鸦片、海狸香油、盐”来治疗霍乱，结果2/3的霍乱患者死去。[5]广为发行的药品指南也把某些药材作为根除霍乱的特效药，鸦片、大黄与水混合的药剂，多刺的蜡树的果实，芬芳的灌木制成的酊剂都成为药方。他们还不忘劝告患者要“摄取普通剂量，直至希望的结果产生”[6]。成立于1848年的卫生总会（General Board of Health）的药方并不比充斥于报刊的建议更合理，比如提出用橄榄油塞满病人的胃，用枝条抽打患者，站在患者的胃上跳跃从而把病菌排出体外等建议[7]，但毫无效果。1853—1854年霍乱暴发时，有些出版物提出的药方含有冰、海狸香油、笑气、碳、芥末膏和热薄荷茶等材料。[8]
医疗机构的无能使有些医生认为自己可以大展身手，甚至最不合格的行医者也认为自己的霍乱药方是最有效的。[9]他们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提出治疗方案，所开的药方中大多包括泻药、芦荟油、海狸香油，并伴有氯化亚汞、鸦片等。[10]特许药品的经销商公开销售的药品包括：达菲医生（Doctor Daffey）提供的“万能药”，莫克森医生（Dr.Moxon）提供的含有兴奋镁的轻泻药（Effervescent Magnesium Aperient），卫生学家莫里森（Morrison）提供的“纯蔬菜通用混合剂”（Genuine Vegetable Universal Mixture）。[11]贝克郡的医生托马斯·斯玛特在1832年提出的药方就是“用白兰地和鸦片刺激身体的反应，刺激注射，洗热腾腾的海滩澡”，他也推荐注射碳酸或盐水，以及输入健康的血液。[12]1848年霍乱时，医生塞缪尔·帕尔默（Samuel Palmer）就自发研制了药方：2粒鸦片，2粒黑胡椒粉，用1勺白兰地和水吞服。[13]亨利·科拉特布克（Henry Clutterbuck）[14]曾任威斯敏斯特医学协会（Westminster Medical Society）主席，在医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他在伦敦医学会的会议上提出用氯仿治疗霍乱的主张，得到了某些医生的响应。其方法包括把病人裹着暖和的毯子放在床上，用“1瓶白兰地兑热水，再加上糖和香料”轻轻擦拭身体，敷药剂，并且“通过麻醉使病人处于氯仿的影响下”，防止“糟糕的症状复发”[15]。W.普里斯·伊文思（W.Price Evans）是斯旺西的一位普通内科医生，1849年他认为，对修复患者体内失去的液体和盐分来说，吸入盐水最为重要。[16]还有的医生警告说，特定的食物特别易于通过疾病入侵人体，例如“烂水果”就是一个病毒性的传染源。结果1849年霍乱期间，西红柿、绿色蔬菜、水果和鱼的销量锐减。还有人从故纸堆中寻找药方。如一位内科医生从一位古代阿拉伯人的手稿中获得了一副秘方，另一位医生勾勒出怎样根据代数法则治疗霍乱……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伦敦著名的医生约翰·桑德兰（John Sutherland）干巴巴地评论道：“在我们的职业中，每一个新出现的事物、一种传染病或一种新疗法，或一种疾病的特别病例，都伴随着歪曲的文字上的征兆。”[17]1853年的《医学名录》（The Medical Directory）记录了伦敦和其他地区11808个行医者的名字（所有这些行医者都是合格的医生，其中仅有一部分是内科医生）。[18]据统计，1845—1856年间，仅《医生名录》（Surgeon—General's Catalogue）就记载了在伦敦出版或发表的关于霍乱的777种论著。[19]
医生的药方并没有降低霍乱的杀伤力，有时候因用药不当还会加快病人的死亡，致使民众对他们丧失信任与耐心。民众开始自己动手研发霍乱药方，几乎人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自己的霍乱根治之法。比尔斯顿的矿工和制铁工人向来沉迷粗鲁运动和酗酒，把白兰地视为一种特效药[20]，在一杯白兰地中放入20片鸦片酊是最受欢迎的做法，简单易学，他们在葬礼上宣传以对抗霍乱。[21]有人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是霍乱病菌的滋生地，因而对衣物、床铺和食物非常关注[22]：房屋必须“清洁、明亮、干爽和通风良好”；居民必须饮食合理，每天吃三四种“有营养的和充足的肉”，不能吃奶酪；可以喝汤，可以适量饮用含酒精的饮料，但是“应避免发酵的酒，不能过于疲劳、感情激动，也不能有过度的精神压力”[23]。有人认为法兰绒能够防止霍乱病毒，提倡穿法兰绒的衣服。1832年霍乱期间，仅埃克塞特一地就消耗掉7000匹法兰绒。[24]还有的人甚至想出了其他怪招：用蓖麻油冲洗肠胃，有的甚至用电击或者用炙热的铁片去烫身体的各个部位。[25]直到1866年最后一次霍乱时，某些方法仍在被使用。
英国形形色色的霍乱治疗之法都没有发挥功效，实际上欧洲大陆国家也没有提出多少有见地的方案，还曾强行收押霍乱病人，也曾造成社会骚乱。1831年11月，俄国坦波夫（Tambov）的警察把霍乱病人集中送往专门的医院，并且抓捕所有看似可疑的病人，脱掉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服用氯化亚汞和鸦片，把他们浸入热水中洗澡，鞭打反抗者直到他们顺从为止。强行干预两天之后，不但没有减弱霍乱的传播速度，还引起了普通人的反抗。叛乱和骚乱在圣彼得堡也此起彼伏。此起彼伏的抗议和骚乱使一向以强硬著称的俄国当局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允许病人待在家里，尽量平息民愤。[26]
英国社会各界费尽心思提出的各种治疗方案在霍乱肆虐面前证明了它们的无效。原因很简单：不知道霍乱的“症结”而凭空设想出的治疗方案算不上“对症下药”，找到霍乱的病因才是根治霍乱的关键。因而，在尝试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的同时，英国人也积极探究霍乱的病因，并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见解。
注释
[1]Norman Howard—Jones,“Cholera Therap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7,No.4,1972,p.373.
[2]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21.
[3]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p.172.
[4]Margaret Pelling,Cholera,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p.5.
[5]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1750—1950,p.147.
[6]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p.236—237.
[7]S.E.F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pp.341—342.
[8]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p.356—357.
[9]Margaret Pelling,Cholera,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p.5.
[10]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6.
[11]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21.
[12]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1750—1950,p.147.
[13]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p.236—237.
[14]他曾是霍乱传播方式的发现者约翰·斯诺的上级，极受斯诺尊敬，在斯诺发现霍乱传播方式的过程中起过启发作用。
[15]Peter Vinten—Johansen,Cholera,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A Life of John Snow,pp.165—166.
[16]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6.
[17]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193.
[18]Margaret Pelling,Cholera,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p.4.
[19]Ibid.,pp.4—5.
[20]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p.236—237.
[2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25.
[22]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33.
[23]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3.
[24]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106.
[25]［美］霍华德·马凯尔：《瘟疫的故事——瘟疫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悲惨史话》，94页。
[26]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pp.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