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相关资料与研究现状
对于本著作所要研究的英国霍乱防治状况，英国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有：私人的或官方的调查报告，如詹姆斯·菲利普斯·凯伊—舒特沃斯（James Phillips Kay—Shuttleworth，1804—1877）的《曼彻斯特棉纺厂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2]、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3]和皇家河流污染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报纸的报道与评论，如《泰晤士报》、《利物浦纪事》（The Liverpool Chronicle）的报道；杂志的连载与讨论，如《庞奇》（Punch）、《柳叶刀》（The Lancet）的登载；议会档案和相关机构的年度报告，如1848年议会围绕霍乱问题的讨论和统计总署（General Statistic Office）负责人威廉·法尔（William Farr，1807—1883）的年度报告等。除了这些公开出版物，还有大量的私人著述，大多出自专业医生之手，主要有：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的《论霍乱的传播方式》[4]，揭秘霍乱传染与水污染密切相关；传染病学家查尔斯·克莱顿（Charles Creighton）的2卷本《大不列颠传染病史》[5]，逐一叙述664年至1894年英国的11种主要传染病，其中第九章记录了19世纪英国四次霍乱的基本情况；诺曼·莫尔（Norman Moore）的《不列颠列岛的医学研究史》[6]，以19世纪若干医生的研究报告为主体，汇总当时医学研究疾病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探寻当时疾病的流行情况和病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E.汤普森（E.Symes Thompson）的《1510—1890年大不列颠疾病调查》[7]，后半部分以不同时期医生的病情记录和手稿为主，保留了各个时期的病情记述。丰富、多样、翔实的资料为本著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撑。
19世纪的英国人对霍乱防治的认知既是宝贵的原始资料，又是相关学术史梳理的入口。最初，英国人把霍乱看作一种神秘莫测的疾病，在沿用传统的“隔离病人”做法无效之后，又提出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还为霍乱是否传染、如何传染而争吵不休。1848年英国第二次暴发霍乱后，英国人对霍乱的认识由普通疾病上升到“社会病”。爱丁堡医生威廉·艾里逊（William Alison）在《苏格兰穷人管理及其对大城市卫生之影响的调查》（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Great Towns,1840）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霍乱是一种社会病”的看法；1849年的《经济学家》（Economists）直言不讳地把霍乱视为“一种社会病”[8]，主张从医治“社会病”入手来消除霍乱。无独有偶，济贫法委员会的官员查德威克通过调查大不列颠的卫生状况也发现，英国糟糕的城市卫生状况和住房状况成为藏污纳垢、疾病横生之因，这成为他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的主题。霍乱从可怕的疾病变为推动城市卫生改革的“卫生改革家”[9]，甚至是“最好的卫生改革家”[10]。为此，英国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和住房改革，但依然没有遏制霍乱的发生。约翰·斯诺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霍乱通过饮用水传播，在1853年出版的《论霍乱的传播方式》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使有效防止霍乱传染成为可能。霍乱也由“社会病”向“环境病”转变。1866年霍乱第四次出现在英国，英国人才接受了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大力治理河流污染，改善饮用水的水源和水质，为根治霍乱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撑。
二战后，随着医学史（及其后的医疗社会史）、社会史、环境史等史学分支的兴起，霍乱研究也经历了从医学史、社会史向环境史的演变。根据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涉及19世纪英国霍乱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1.医学史及医疗社会史视角下的霍乱研究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从疾病范畴内的霍乱到霍乱本身乃至英国霍乱的转变，研究视角也从医学史转变为医疗社会史。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把疾病纳入史学研究领域，并以天花、霍乱等几种典型疾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既强调19世纪霍乱的全球性影响，也注意到它对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的推动作用。
此后许多史学家也继承了麦克尼尔的这一研究视角，把疾病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哈代的《疫情街》[12]一书探究卫生医官和其他卫生官员在抑制主要传染病方面的积极作用。拜纳姆的《19世纪医学科学史》通过梳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演变，阐述科学、医学、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其中涉及对19世纪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约翰·斯诺医生发现霍乱传播方式的论述[13]。《疾病改变历史》[14]则“以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15]，其中第六章阐述霍乱的流行及其危害、19世纪英国人在霍乱预防认知上的突破以及公共卫生改革的成效。瓦特的著作[16]则分析了传染病（包括霍乱）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作用。鲍德温的《传染病与欧洲国家（1830—1930）》[17]用两章内容（第二、三章）分析了欧洲各国为应对霍乱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及其效果，尤其赞赏英国的霍乱防治对策。基普尔教授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是“迄今为止医学史领域最为权威、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疾病史著作”[18]，其中对霍乱的病因学、病理学、历史流变进行了简明条理的介绍，体现出医学史与疾病史研究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趋势。作为通过霍乱弧菌传播的传染病，霍乱也被纳入细菌理论的研究范畴，沃博伊斯在其专著《传播病菌：1865—1900年间不列颠的疾病、理论与医学实践》[19]中论述了英国对细菌理论的看法和应对措施。
霍乱自身的故事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罗迈特半通俗性的《霍乱国王：一种疾病的传记》讲述了霍乱从发源于印度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巴如和格里诺编辑的《霍乱》[21]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拓展，但依然不够深入。哈姆林在《霍乱传》[22]中讲述了“霍乱”身份变迁的故事：霍乱起初是一种与印度有关的观念；第二和第三次大流行（1829—1860）使它“发现自我”，引起文化反应；1880年代的第五次大流行确立了“公民霍乱（Citizen Cholera）”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并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佩林的专著[23]探究了以霍乱为代表的发烧病症对英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相关医学史论文从传染病学、生态学、微生物学、细菌学等角度探究霍乱。[24]
因19世纪的欧洲是霍乱的中心之一，史学界较早的几篇论文大多从欧洲的视角探究霍乱。英国社会史家勃里格斯[26]不仅强调霍乱研究的国际重要性，还认为可以从霍乱与社会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因为“对19世纪霍乱史的研究远不只是流行病学领域的课题，而且是社会史中重要而又被忽略的篇章”[27]。此后，社会史家对霍乱的国别研究逐渐增多，尤以对英国的霍乱研究居多。杜里对约克郡的霍乱进行个案分析[28]后，又对1832年英格兰的霍乱[29]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莫里斯[30]和卡恩斯的博士论文[31]具体地分析了霍乱与社会、空间的关系，是勃里格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西格沃斯的博士论文[32]则对约克郡东区和西区的霍乱进行了个案研究。作为最新研究成果，吉尔伯特的《霍乱与国家》[33]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霍乱对英国社会的多元影响。可见，在社会史家笔下，霍乱是社会史家“观社会”[34]的一个视角和突破点，是“一种自然抽样方法”[35]，为“洞悉众多人口范围内的阶级结构、社会态度和生活状况”[36]提供了一个机会。
社会史家还对英国霍乱防治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尤以对约翰·斯诺和威廉·法尔的研究最为典型。云顿—约翰森在斯诺的传记[37]中详细描绘了斯诺发现霍乱传播方式的来龙去脉，充分肯定了斯诺在霍乱防治中的贡献。亨佩尔把斯诺称为“医学侦探”[38]，通过“布罗德街”之水找到蛛丝马迹，揭开霍乱传播的神秘面纱。在医学史家看来，约翰·斯诺通过数据、地理和观察等方法确认霍乱是一种水生疾病的历史叙述话语成为英国传染病学前沿的代表，也基本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的科学经验主义的象征。[39]威廉·法尔最初支持霍乱的瘴气理论，后来成为斯诺水传染理论的宣传者和支持者。艾勒在其专著[40]中分析了威廉·法尔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医学发展演变中的作用。相关论文[41]大多探究法尔在确认霍乱传播理论和防治传染病方面的作用。
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对医学的文化内涵的研究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原材料：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病理学的产生》一书中，奥康纳认为“霍乱在维多利亚人的想象中是‘来自东方的特别攻击队员’”[42]，不但揭露了工业革命的阴暗面，还使西方面临文化入侵和种族灭绝的危险，揭示了霍乱在中西文化冲突、心理恐慌方面的形象和影响。
2.社会史视角下的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社会史家把19世纪的霍乱作为一个透镜或工具，从中考察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43]“在旨在了解和控制霍乱传播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中，公共卫生一直都起着主要作用”[44]，英国尤为典型。
按照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出版的《英国的公共卫生》的定义，“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预防疾病、延长生命以及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45]。如前所述，1840年代，霍乱是一种“社会病”的观点引起英国人对城市卫生状况的关注，成为推动英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催化剂。可以说，公共卫生运动是维多利亚时代为消除或改变对公民产生不良影响的社会状况而采取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以应对19世纪特定背景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46]
学术界对公共卫生运动的时段和内容有不同看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卫生运动囊括19世纪涉及卫生的所有改革，包括城市改造、住房改革、供水改善、河流污染治理等，布罗金顿的《19世纪公共卫生》[47]、史密斯的《1830—1910年民众的卫生》[48]、S.沃尔的《危及生命：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卫生》[49]、罗森的《公共卫生史》[50]、克罗克的《调节系统：现代性与英格兰公共卫生的形成（1830—1910）》[51]等著作皆是如此。狭义的公共卫生运动仅指城市改造运动，其中埃德温·查德威克负责公共卫生改革时期（1848—1854）是其第一阶段，因其对此后的社会改革影响较大，故相关研究较多。琼斯[52]开启了查德威克与公共卫生运动的研究，此后，刘易斯的《埃德温·查德威克和1832—1854年的公共卫生运动》[53]、安东尼·布兰达吉的《英格兰的“普鲁士式大臣”：埃德温·查德威克和政府政治的发展》[54]、芬纳的《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的生平及时代》[55]、哈姆林的《英国查德威克时代的公共卫生与社会正义（1800—1854）》[56]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探究查德威克在公共卫生运动中的作用并对其做出评价。因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研究视角有别，研究重点和评价也出现较大差异。布兰德的《医生与国家》[57]探究了医生在公共卫生改革、霍乱防治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医学人员和卫生派的努力促使19世纪后半叶英国传染病发病率下降。可见，探究公共卫生史的社会史家把霍乱看作“社会病”“城市病”的表现和推动公共卫生的催化剂，致力于描绘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如何与霍乱这一可怕的威胁做斗争，细致入微地梳理维多利亚时期公共卫生改革参差不齐而又富有争议的影响，对公共卫生运动和查德威克的贡献给予较高评价。实际上，从消除霍乱这个角度看，公共卫生的成就值得商榷。公共卫生运动改善了英国城市卫生，但以污染河流为代价，霍乱防治效果有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霍乱滋生的温床。本著作将从霍乱防治角度分析评价公共卫生运动的功过。
如果说公共卫生运动关注的是居民的室外卫生和生存环境，那么，住房改革则是关注居民的室内卫生。蒂斯纳普的《英国的住房问题：统计、立法和政策》[58]介绍了19世纪英国穷人的住房状况，分析了英国的住房政策和立法及其执行情况，也为随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众多原始资料。勃里格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59]提示了英国经济发展、城市肮脏、住房拥挤、疾病横行之间的内在关联。S.沃尔的专著《永恒的贫民窟：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住房和社会政策》[60]和《危及生命：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卫生》[61]都对这一时期的住房改革、城市卫生有所叙述；霍普金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史》[62]涉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住房、自助、合作团体以及模范住房等内容。班尼特的《1815—1985年的住房社会史》[63]对各阶层的住房状况以及政府的住房政策进行了分析。塔恩的《百分之五的慈善事业：1840—1914年间城市住房考察》[64]从慈善救济的角度考查英国的住房改革，把住房问题看作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民生课题。罗杰的《1780—1914年英国城市住房问题：阶级、资本主义及建设》[65]分析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住房改革与建设问题。这些著作不但揭露了英国糟糕的住房状况，也论述了私人和政府为改善住房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霍乱的出现推动了英国的住房改革，而住房条件的改善并不能根除霍乱，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霍乱的传播速度，降低了霍乱的发病概率。
3.针对英国霍乱与水污染的研究
霍乱作为一种水生疾病，与居民用水、水源等问题密切相关。居民的日常用水主要来自私人供水公司提供的付费水和井水、河水等免费水。私人供水公司通过管道向付费客户输送水，主要为社会中上层和行政机构服务。自1831年霍乱以来，英国人对供水公司抱怨连连，不但推动了供水改革，也推动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66]许多卫生派认为私人供水公司重视客户数量而非供水质量，要求加强对供水公司的监管，甚至呼吁供水公司公有化。[67]这使卫生派和许多学者认为，公共卫生运动在加强供水监管、提升供水质量方面起到主要作用。19世纪中叶，霍乱的一再出现实际上使这种乐观评价大打折扣。1853年，斯诺在其《论霍乱的传播方式》[68]中以伦敦的两大供水公司的水质为例分析水质优劣与霍乱的关系，不但证实霍乱与水质有关，还表明供水公司的水质堪忧。斯诺的观点不但被政府所接受，在霍乱防治中起到转折作用，也被史学界所认可。哈姆林的《不纯净的科学：19世纪英国的水分析》[69]讲述了水源、水质的检测、化验以及与水生疾病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哈桑既分析19世纪英国供水改革的社会影响[70]，又在其专著[71]中梳理近代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供水演变历程，展现出英国供水的发展脉络。伦尼森在其专著《泰恩河岸之水》[72]中对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Gateshead）从泰恩河（Tyne River）取水及供水的情况进行了较有力度的个案分析。学者们对首都伦敦的状况更为关注，主要源于伦敦的地位举足轻重，相关资料也更为丰富。詹纳在《垄断、市场与公共卫生：1780—1830年间伦敦供水史中的污染与商业》[73]一书中认为，伦敦供水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造成社会大众的供水需求和供水公司的价格垄断之间矛盾重重。穆霍帕蒂亚在《供水政治：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为例》[74]一书中认为供水成为一个引起伦敦各方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一度发展为社会问题和阶级问题。格雷厄姆—李在《伦敦水之战：19世纪伦敦的供水竞争》[75]中形象地把伦敦的供水争端比作一场战争，以此探究各方的权力博弈和利益较量。
无论是对英国供水的整体考察，还是对伦敦供水的个案分析，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英国供水存在的问题、引起的负面后果和引发的各方博弈，大多对供水公司持批评态度。然而，学者泰南向这一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他认为伦敦私人供水公司在提升供水服务、改善供水质量方面不断革新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供水质量，阻碍了霍乱的传播，反而是公共卫生运动期间的一些错误做法加剧了供水源的污染，进而导致供水质量堪忧。[76]
供水公司的水质差，与城市排水和水源被污染有关。下水道作为城市排污的主要方式，污水大多流入附近的河流，无形中也成为加剧霍乱传播的重要媒介。[77]此外，河岸工厂的工业废水也流入河流。而被污染的河水既是临河而居的穷人的日常用水，也是供水公司的主要水源。这样一来，污水与饮用水无形中混合，不但使河流污染、水质变糟，还成为霍乱传播的主要原因。故而，在探究19世纪英国水污染及治理的论著中，大多会论及水污染及治理对霍乱传播及防治的影响。布瑞兹在其专著《1865—1876年英国河流污染的经历》[78]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采矿业、冶铁业、制碱业等英国工业革命后新兴经济产业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表现，也是河流污染、霍乱和伤寒等疾病肆虐的重要原因。S.沃尔在《危及生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公共卫生》中把污染的河流称为“毒药库”[79]，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类水生传染病滋生的温床。
泰晤士河作为英国最重要的河流，其污染的后果及治理历程具有典型性。斯蒂芬·哈利迪重新审视了1858年发生的所谓“大恶臭”（the Great Stink）这一泰晤士河污染危机的来龙去脉[80]；托马斯以1848年伦敦兰巴斯（Lambeth）地区的霍乱为例，探究霍乱与泰晤士河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81]；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和社会》[82]探讨了泰晤士河污染治理与下水道建设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史学家们在探究泰晤士河污染与霍乱传染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无意或有意超脱原有的社会史研究范畴，在借鉴生态学、传染病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为强调河流污染与疾病防治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一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环境史研究视角。比尔斯基主编的《历史生态学：环境和社会变化论集》第八章[83]从生态学视角分析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的表现、成因及治理，初具环境史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视角在比尔·拉金的《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84]一书中更为典型。该书以“社会史”为视角，但突破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借鉴城市史、人口史和社会医学史等领域的内容和方法，着重考察社会政治进程和阶级意识形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一部有关泰晤士河污染与治理这一主题的开拓性的专著，而且确立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85]，成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开拓一种新的历史也即关于环境的社会史的一次勇敢的尝试”[86]。此后，水污染及治理、水生疾病防治等逐渐被纳入环境史研究范畴，克拉普的《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环境史》[87]一书是环境史研究佳作，系统展现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诸多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该书在第二章专门探讨以河流污染为代表的水源污染及治理，污染的水源引起英国人对公共卫生、霍乱防治、水污染立法的关注。
综上观之，国外学者的英国霍乱防治研究经历了从医学史（及医疗社会史）、社会史到环境史的发展演变。医学史（及医疗社会史）视角下的霍乱研究，重在强调对霍乱这一水生“传染病”本身的研究；社会史视角下的霍乱研究大多把霍乱视为“社会病”的一种表现和背景，进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如公共卫生运动、住房改革运动）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公共卫生运动等社会改革固然改善了城市卫生状况，医治“社会病”效果显著，但在有效防治霍乱方面并不理想，这也为从霍乱与水污染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机会。在从霍乱与水污染角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史学家们的研究视角逐渐从社会史转向了环境史，把霍乱看作“环境病”的表现，注重探究霍乱与水污染的因果关系，水污染的有效治理不但改善了供水状况和河流污染，也有效防治了霍乱。从中也可以看出环境史在霍乱防治研究方面的特色，侧面展现出史学理论更新和研究视角转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环境史学家虽然将霍乱研究纳入其研究范畴，但相关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这也为本专著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我国的霍乱记载历史虽较为悠久，《伤寒论》中就曾提到霍乱的症状，但直到清朝后期霍乱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专门论述霍乱的预防与治疗的医学著作才问世。[88]民国时期霍乱的研究相对沉寂，1949年后也是如此。近30年以来，随着医学社会史、环境史对疾病问题的关注，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把霍乱纳入研究视野，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环境史学者也把霍乱看作研究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其中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89]收录了一篇题为《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的文章，专门探讨了霍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作用，有助于我们从世界霍乱大流行的背景下把握霍乱在中国的传播与预防情况，也可以与霍乱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传播相互参照，也为我国随后的霍乱研究提供了参考。
国内史学界除积极把国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成果译介到国内外，还积极探究英国为整治“城市病”而进行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90]、住房改革[91]等课题，不但丰富了公共卫生史、社会史的研究，还为我国的工业化改革、“城市病”治理提供借鉴。总体而言，这些论著虽有涉及霍乱的内容，但大多是将其作为公共卫生改革、住房改革的背景或推动因素，并没有围绕霍乱展开论述。
霍乱从史学研究的配角变为主角与环境史的出现和发展密不可分。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作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出现在欧美国家的史学研究中。环境史注重探究人与自然的互动，从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大大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使史学在新时期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注和反思，被视为21世纪的新史学。1990年代，环境史学传入我国后，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北京大学包茂红教授致力于亚非拉地区环境史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徐再荣研究员和高国荣研究员、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等学者致力于美国环境史研究，等等，并纷纷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就英国环境史研究而言，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较早致力于英国环境污染及治理的个案研究。自2000年以来，梅雪芹教授从英国环境问题的个案研究入手，不断扩大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围，从泰晤士河污染到英国空气污染，进而扩展到比利时、美国环境史的课题，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环境史研究特色。[92]
其二，重视环境史研究理论建构，丰富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梅雪芹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出发，在区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年鉴学派史学的异同之后，从历史哲学等方面论述“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的转变，进而提出“上下左右”的环境史观，从史学理论的高度探究环境史作为“新史学”“新史学叙述”“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及其合理性，意在树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框架。[93]
其三，重视国内外环境史的交流、译介和宣传，强调环境史研究的批评意识和现实关怀。为此，她既注重与欧美诸国的环境史家交流，及时把交流心得与国内史学界分享[94]；又翻译欧美杰出环境史学者如沃斯特（Donald Worster）、休斯（（J.Donald Hughes）等人的代表性论著，甘做国内外环境史学界沟通的桥梁[95]。她还重视环境史的宣传工作，积极在报刊撰文介绍环境史的研究现状、意义，展现环境史学“以史为鉴”的研究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96]
就英国霍乱研究而言，梅雪芹也是国内最早从环境史视角论及霍乱与斯诺的发现、河流污染之间关系的学者[97]，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就此课题进行专门论述，霍乱依然是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一个背景和配角，这为此后从环境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国内学者对全球霍乱概况[98]、印度霍乱[99]进行了初步研究，对英国霍乱[100]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31—1849年霍乱与中央、公共卫生的关系方面，属于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范畴，并没有完整而系统地梳理英国霍乱的发展演变、应对成效等内容，没有展现霍乱与水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国一度严重的河流污染问题也促使不少青年学者把英国的河流污染及治理作为研究课题，如郭俊对英国《河流防污法》的研究[101]、郑成美对泰晤士河“大恶臭”的分析[102]、陈瑞杰对河流污染治理的研究[103]等。作为环境史视角下对英国河流污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提及霍乱频发在推动英国河流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并把河流污染治理看作应对霍乱的一种有效举措，但对霍乱在其中的具体作用缺乏深入分析。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类似，国内史学界涉及英国霍乱防治的相关研究也正经历从医学史、社会史到环境史的发展演变。国内学者主要从医学史、社会史角度入手研究霍乱，把霍乱视为相应社会改革的一个背景和原因，但对霍乱与人关系的前因后果论述不够。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从环境史视角探究环境问题已经从崭露头角到展现锋芒，环境史理论也在逐渐成熟完善中，并出现不少成功的个案研究，这就使本著作的环境史个案研究建立在较为稳固的史学理论基础之上。
故而，本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以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力图立体展现霍乱从“传染病”到“社会病”“环境病”的变化脉络，重在梳理霍乱与人的互动，即在充分展现霍乱危害人这一现实之后，挖掘出霍乱为何危害人、人如何防治霍乱这一课题，凸显人污染水—水滋生霍乱—霍乱危害人的因果关系，进而探究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环境恶化与霍乱频发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1]James Phillips Kay—Shuttleworth,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2th edition,London:Frank Cass & Co.Ltd.,1979.
[2]Edwin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ed.M.W.Flin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5.
[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John Snow,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London:John Churchill,1855.
[5]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ian,Vol.I:From AD 664 to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Vol.Ⅱ: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4.
[6]Norman Moore,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edicine in the British Isl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08.
[7]E.Symes Thompson,An Historical Survey of Past Epidemics in Great Britain from 1510 to 1890,London:Percival and Co.,1890.
[8]Asa Briggs,“Cholera and Society in the 19 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No.19，1961,p.76.
[9]The Times,September 5,1848.
[10]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17.
[11]［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156～167页。
[12]Anne Hardy,The Epidemic Streets:Infectious Disease and the Rise of Preventive Medicine,1856—19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13]［英］威廉·F.拜纳姆：《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89～10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4]［美］弗雷德里克·F.卡特莱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周晓政、陈仲丹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15]马金生：《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的力作——评〈疾病改变历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4），147页。
[16]Sheldon Watts,Epidemics and History:Disease,Power and Imperi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17]Peter Baldwin,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1830—193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美］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译者序”，10页。
[19]Michael Worboys,Spreading Germs:Diseases,Theories,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ritain,1865—1900,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0]Norman Longmate,King Cholera:The Biography of a Disease,London:Hamish Hamilton,1966.
[21]Dhiman Barua and William B.Greenough Ⅲ,Cholera,New York:Plenum Medical Book Co.,1992.
[22]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p.17—18.
[23]Margaret Pelling,Cholera,Fever,and English Medicine,1825—186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4]Norman Howard—Jones,“Choleranomalies:The Unhistory of Medicine as Exemplified by Cholera,”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Vol.15,1972,pp.422—433; Norman Howard—Jones,“Cholera Therap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7,1972,pp.372—395; David Lilienfeld,“The Greening of Epidemiology:Sanitary Physicians and the London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1830—1870）,”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2,1978,p.527;George H.Bornside,“Jaime Ferran and Preventive Inoculation against Cholera,”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5,1981,pp.516—532;“Waldemar Haffkine's Cholera Vaccines and the Ferran—Haffkine Priority Disput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37,No.4,1982,pp.399—422; George Rousseau and David Boyd Haycock,“Coleridge's Choleras:Cholera Morbus,Asiatic Cholera,and Dysenter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77,2003,pp.298—331；Andrew Collins,“Vulerability to Coastal Cholera Ecology,”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57,2003,pp.1397—1407；Kathryn Cottingham,Deborah Chiavelli,and Ronald K.Taylor,“Environmental Microbe and Human Pathogen:The Ecology and Microbiology of Vibrio Cholerae,”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Vol.1,2003,pp.80—86; B.S.Drasar,“Pathogenesis and Ecology:The Case of Cholera,”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Vol.95,1992,pp.365—372; Richard Feachum,“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Cholera Epidemiology:III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Tropical Diseases Bulletin,Vol.79,1982,pp.1—47; Joachim Reidl and Karl Klose,“Vibrio Cholerae and Cholera:Out of the Water and into the Host,”FEMS Microbiology Reviews,Vol.26,2002,pp.125—139; Christopher Hamlin,“Politics and Germ Theories in Victorian Britain:The Metropolitan Water Commissions of 1867—1869 and 1891—1893,”in R.MacLeod,（ed.）,Expertise and Government:Specialists,Administrators,and Professionals,1860—191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1—123; Timothy Alborn,“Insurance against Germ Theory:Commerce and Conservatism in Late—Victorian Medicine,”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75,2001,pp.406—445; Jane Zuckerman,Lars Rombo,and Alain Fisch,“The True Burden and Risk of Cholera: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Vol.7,2007,pp.521—530.
[25]Roderick McGrew,“The First Cholera Epidemic and Social History,”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34,1960,pp.61—73; Asa Briggs,“Cholera and Society in the 19 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No.19,1961,pp.76—96; Charles Rosenberg,“Cholera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 Too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8,1966,pp.452—463.
[26]Asa Briggs,“Cholera and Society in the 19 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No.19,1961,pp.76—96.
[27]Ibid.,p.76.
[28]Michael Durey,The Firster Spasmodic Cholera Epidemic in York in 1832,New York:St.Anthony's Press,1974.
[29]Michael Durey,The Return of the Plague:British Society and the Cholera,1831—1832,Dublin:Gill and Macmillan Ltd.,1979.
[30]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London:Croom Helm Ltd.,1976.
[31]Gerald Kearns,Aspects of Cholera,Society,and Spa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Ph.D,Cambridge University,1985.
[32]Michael Sigsworth,Cholera in the Large Towns of the West and East Ridings,1848—1893,Sheffield:Sheffield Polytechnic,1991.
[33]Pamela Gilbert,Cholera and Nation:Doctoring the Social Body in Victorian England,New York:Albany,2008.
[34]Roderick McGrew,“The First Cholera Epidemic and Social History,”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34,1960,p.64.
[35]Charles Rosenberg,The Cholera Years: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1849,and 1866,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4.
[36]Roderick McGrew,“The First Cholera Epidemic and Social History,”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34,1960,pp.61-73; Charles Rosenberg,“Cholera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 Too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8,1966,pp.452—463.
[37]Peter Vinten—Johansen,Cholera,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A Life of John Sno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8]Sandra Hempel,The Medical Detective:John Snow,Choler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Broad Street Pump,London:Granta,2006.美国版本是修订版，参见Sandra Hempel,The Strange Case of the Broad Street Pump:John Snow and the Mystery of Chol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39]有关斯诺的论文，主要包括：Sidney Chave,“John Snow,the Broad Street Pump,and After,”The Medical Officer,Vol.99,1958,pp.347—349; Jan Vandenbroucke,H.M.Beukers,and H.Eelkman Rooda,“Who Made John Snow a Hero?”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133,1991,pp.967—973; David Lilienfeld,“John Snow:The First Hired Gun?”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152,2000,pp.4—9; Kari S.McLeod,“Our Sense of Snow:The Myth of John Snow in Medical Geography,”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50,2000,pp.923—935; Jan P.Vandenbroucke,“Changing Images of John Snow in the History of Epidemiology,”Sozial und Praventivmedizin,Vol.46,2001,pp.288—293;George Davey Smith,“Behind the Broad Street Pump:Aetiology,Epidemiology,and Prevention of Cholera in mid—19th Century Brita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31,2002,pp.920—932; Thomas Koch and Kenneth Denike,“Rethinking John Snow's South London Study:A Bayesian Evaluation and Recalculation,”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63,2006,pp.271—283。
[40]John Eyler,Victorian Social Medicine: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William Far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41]有关法尔的论文，主要包括：Victor L.Hilts,“William Farr （1807—1883）and the ‘Human Unit’,”Victorian Studies,Vol.14,1970,pp.143—150; J.M.Eyler,“William Farr on the Cholera:The Sanitarian's Disease Theory and the Statistician's Metho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28,No.2,1973,pp.79—100; P.M.Dunn,“Dr.William Farr of Shropshire （1807—1883）:Obstetric Mortality and Training,”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Vol.87,Iss.1,2002,pp.67—70。甚至有学者在对比斯诺和法尔防治的霍乱贡献后，认为法尔的贡献大于斯诺。参见John M.Eyler,“ The Changing Assessments of John Snow's and William Farr's Cholera Studies,”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Medicine,Vol.46,No.4,2001,pp.225—232。
[42]Erin O'Connor,Raw Material:Producing Path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p.22.
[43]Jacob Steere—Williams,The Perfect Food and Filth Disease:Milk,Typhoid Fever,and the Science of State Medicine in Victorian Britain,1850—1900,Ph.D.University of Minnesota,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2011,p.10.
[44]［美］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572页。
[45]［美］卡尔·L.怀特：《弥合裂痕：流行病学、医学和公众的卫生》，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46]Oliver MacDonagh,“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A Reappraisal,”Historical Journal,Vol.1,1958,pp.52—67.
[47]C.Fraser Brockington,Public H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E.& S.Livingtone.Ltd.,1965.
[48]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London:Croom Helm,1979.
[49]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50]George Rosen,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51]Tom Crook,Governing Systems: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1830—191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52]D.D.Jones,Edwin Chadwick and the Early Public Health Movement in England,Iowa:University of Iowa，1929.
[53]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52.
[54]Anthony Brundage,England's“Prussian Minister”:Edwin Chadwick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1832—1854，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
[55]S.E.Finer,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London:Routledge Press,1997.
[56]Christopher Hamlin,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Britain,1800—185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7]Jeanne Brand，Doctors and the State: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Health,1870—1912,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
[58]Ernest Ritson Dewsnup,The Housing Problem in England:Statistics,Legislation and Policy,Manchester:The University Press,1907.
[59]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60]Anthony S.Wohl,The Eternal Slum:Housing and Social Policy in Victorian London,London:Edward Arnold,1977.
[61]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62]Eric Hopkin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s,1815—1945,London:Edward Arnold,1979.
[63]John Burnett,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1815—1985,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6.
[64]J.N.Tarn,Five Percent Philanthropy:An Account of Housing in Urban Areas between 184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65]Richard Rodger,Housing in Urban Britain，1780—1914：Class,Capitalism and Construction,London:Macmillan,1989.
[66]D.Lipschutz,“The Water Question in London,1827—1831,”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42,No .6,1968,p.510.
[67]相关研究见：A.Shadwell,The London Water Suppl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99; D.Lipschutz,“The Water Question in London,1827—1831,”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42,No.6,1968,pp.510—565; Christopher Hamlin,“Edward Frankland's Early Career as London's Official Water Analyst，1865—1876:The Context of ‘Previous Sewage Contamination’,”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6,No.1,1982,pp.56—76; D.Sunderland,“A Monument to Defective Administration? The London Commissions of Sewer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Urban History,Vol.26,No.3,1999,pp.349—372; D.Sunderland,“‘Disgusting to the Imagination and Destructive of Health? ’ The Metropolitan Supply of Water,1820—1852,”Urban History,Vol.30,No.3,2003,pp.359—380; J.Hillier,“The Rise of Constant Water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London Journal,Vol.36,No.1,2011,pp.37—53。
[68]John Snow,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pp.12—45.See Peter Vinten—Johansen,Cholera,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A Life of John Snow,pp.230—279.
[69]Christopher Hamlin,A Science of Impurity:Water Analysi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70]John A.Hassan,“The Growth and Impact of the British Water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8,No.4,1985,pp.531—547.
[71]John A.Hassan,A History of Water in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72]R.W.Rennison,Water to Tyneside:A History of the Newcastle and Gateshead Water Company,Newcastle:Newcastle & Gateshead Water Co.,1979.
[73]Mark S.R.Jenner,Monopoly,Markets and Public Health:Pollution and Commerce in the History of London Water,1780—1830,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
[74]A.K.Mukhopadhyay,Politics of Water Supply:The Case of Victorian London,Calcutta:The World Private Press,1981.
[75]J.Graham—Leigh,London's Water Wars:The Competition for London's Water Supp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Francis Boutle,2000.
[76]N.Tynan,“London's Private Water Supply,1582—1902,”in D.Haarmeyer eds.,Seidenstat Reinventing Water and Wastewater Systems,London:John Wiley & Sons,2002,pp.355—356；Nicola Tynan,“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Water Supply:Processes of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26,No.1,2013,pp.73—91.
[77]相关论著包括：Gloria C.Clifton,Professionalism,Patronage and Public Service in Victorian London:The Staff of the Metropolitan Broad of Works，1858—1889，London:Athlone Press,1992; Christopher Hamlin,“Politics and Germ Theories in Victorian Britain:The Metropolitan Water Commissions of 1867—1869 and 1891—1893,”in R.MacLeod,ed.,Expertise and Government:Specialists,Administrators,and Professionals,1860—191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1—123; J.W.Eaton,“Ecological Aspect of Water Management in Britain,”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Vol.26,1989,pp.835—849; Anne Hardy,“Water and the Search for Public Health in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Medical History,Vol.28,No.3,1984,pp.250—282; Anne Hardy,“Parish Pump to Private Pipes:London's Water Supp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W.F.Bynum,ed.,Living and Dying in London 1700—1900,London:Routledge,1989; G.C.Cook,“Construction of London's Victorian Sewers:the Vital Role of Joseph Bazalgette,”Postgraduate Medical Journal,Vol.77,No.914,2001,pp.802—804。
[78]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iv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Lang,1993.
[79]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fe: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233.
[80]Stephen Halliday,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Sir Joseph Bazalgette and Cleansing of the Victorian Metropolis,London:History Press,1999.
[81]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2010.
[82]Dale H.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1998.
[83]Lester J.Bilsky,ed.,Historical Ecology: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New York: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Kennikat Press,1980,pp.122—139.
[84]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 th Century,Boston:A.Hilger,1986.
[85]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6），15页。
[86]Anne Hardy,“Book Review on 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edical History,Vol.31,No.2,1987,p.233.
[87]［英］布雷恩·威廉·克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王黎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88]详情参见王士雄的《霍乱论》和《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江曲春的《霍乱新书》、朱湛溪的《霍乱论摘要》等医学专著。
[89]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90]对英国公共卫生改革的相关研究（以发表时间排序）见：国胜连、宋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化及其社会影响》，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5）；廖跃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载《世界历史》，1997（5）；刘金源：《财富与贫困的悖论——论英国工业化的失误及其原因》，载《史学月刊》，1999（1）；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载《扬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陈小霞：《查德威克与公共卫生运动探讨》，北京师范大学2003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李冈原：《英国城市病及其整治探析——兼谈英国城市化模式》，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6）；纪晓岚：《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林秀玉：《试析英国都市化进程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蒋浙安：《查德威克与近代英国公共卫生立法及改革》，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5）；杨婧：《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政策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1）；许志强：《应对“城市病”：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经历与启示》，载《兰州学刊》，2011（9）；冯娅：《论查德威克的公共卫生改革思想》，南京大学2013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载《安徽史学》，2015（4）。
[91]对英国住房改革的相关研究（以发表时间排序）见：梅雪芹、郭俊：《论“奥克塔维亚·希尔制度”——19世纪后期英国改善贫民住房的一种努力》，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4）；李园园：《试析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工人阶级住房问题及政府对策》，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吴铁稳、张亚东：《19世纪中叶至一战前夕伦敦工人的住房状况》，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陆伟芳：《19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住房问题——一个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胡常萍：《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空间的转型——以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伦敦贫民窟的空间改造为中心》，复旦大学2011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汪蒙：《19世纪英国城市工人阶级住房问题及对策分析》，安徽师范大学2011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许志强：《1840—1914年伦敦贫民窟问题与工人住房建设分析》，载《史学集刊》，2012（1）；路畅：《关于伦敦贫民住房问题的主张与实践（1850—1914）》，浙江师范大学2012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贺鹭：《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贫民窟问题研究》，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14（6）。
[92]参见梅雪芹教授如下论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载《世界历史》，2000（6）；《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浪潮分析》，载《世界历史》，2002（1）；《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罗伯特·A.史密斯——科学家与英国工业污染治理的历史个案》，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6）、2005（1）；《“老父亲泰晤士”——一条河流的污染与治理》，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05（1）；《“泰晤士老爹”的落魄与新生》，载《环境保护》，2007（14）；《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第二作者），载《学术研究》，2012（6）；《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相关研究的历史考察》，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6）；《“雾气何能致人于死”——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成灾问题探究》（第二作者），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12）；《19世纪英国城市的新鲜空气诉求》（第二作者），载《世界历史》，2016（1）；《词汇中的自然与文化——16—19世纪英语中的美洲外来词及其作用新探》（第二作者），载《学术研究》，2016（8）。
[93]参见梅雪芹教授如下论著：《环境史研究绪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1）；《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载《郑州大学学报》，2005（1）；《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载《史学月刊》，2004（3）；《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载《世界历史》，2004（3）；《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载《学术研究》，2006（9）；《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载《世界历史》，2006（6）；《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载《学术研究》，2007（8）；《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3）；《水利、霍乱及其他：关于环境史之主题的若干思考》，载《学习与探索》，2007（6）；《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世界史视野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6）；《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载《史学史研究》，2008（4）；《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史学月刊》，2009（6）；《环境史与当前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载《河北学刊》，2011（1）。
[94]参见梅雪芹、刘向阳、毛达：《关于苏格兰环境史家斯马特教授讲学的认识和体会》，载《世界历史》，2007（3）；梅雪芹、毛达：《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梅雪芹：《国外环境史学论要》，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95]参见［美］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梅雪芹校，北京，三联书店，2003；［美］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美］J.唐纳德·休斯：《环境史的三个维度》，梅雪芹译，载《学术研究》，2009（6）；［美］J.唐纳德·休斯：《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梅雪芹、王玉山译，载《学术研究》，2012（6）。
[96]参见梅雪芹教授如下论著：《环境史思维习惯：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寻踪》，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4—14；《上下左右的历史》，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1—12—01；《环境史研究的意蕴和宗旨——从〈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说起》，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16—04—11；《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6—08—27。
[97]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105～106页。
[98]刘文明：《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03—28。
[99]杜宪兵：《因信成疫：19世纪的印度朝圣与霍乱流行》，载《齐鲁学刊》，2013（1）；《霍乱时期英属印度的医学对话》，载《齐鲁学刊》，2015（1）。
[100]费明燕：《1848—1849年英国霍乱及其治理》，南京大学2008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骆庆、刘金源：《1832年霍乱与英国政府的应对》，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3）；李化成：《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的经验与启示》，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03—28。
[101]郭俊：《1876年英国〈河流防污法〉的特征及成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4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102]郑成美：《从报刊报道看1858年泰晤士河“恶臭”引发的社会反响及其意义》，北京师范大学2007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103]陈瑞杰：《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河流的污染和治理问题》，华东师范大学2008届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