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政治的宏理论与大辩论

理论是对社会事实的逻辑而科学的解释。宏理论则是理论化路径（theoretic approach），或者是库恩所说的范式，以及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Kuhn 1970；Lakatos 1970）。[5]一个范式要能被称为国际政治的宏理论，必须具有三项要素：（1）由一套一致连贯的核心假定所构成的硬核；（2）经核心假定推导而来的保护带；（3）可用于解释更加具体社会事实的丰富的中层理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范式的硬核必须能够非常合理、恰当地把握到国际政治历史中的一些（从本体论意义上而言）根本性特征。

基于以上标准，我认为只有三个主要的研究路经（approach）可以真正地被称为国际关系的宏理论。它们分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如我过去所言（Tang 2010a），这三个宏理论大体上把握住了三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分别是1945年以前的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我们还在继续历经的1945年之后的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以及我们可能正在缔造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6]

在上世纪，几个主要宏理论之间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这些辩论并非只是学者之间狭隘的玄学之争。相反，由于每个宏理论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都提出了或明确或含蓄的指向，因此这些学术辩论对于现实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个宏理论所描绘出来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图景都是截然不同的，而对于过去与当下的理解将无疑会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我们今天的行为又无疑将塑造未来的世界。可以确定地说，不同的宏理论支撑着这些辩论，从冷战后的欧洲未来（如Mearsheimer 1990；Van Evera 1990-1991）到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欧洲如何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相处，中国应该如何与主导霸权国美国相处，以及中国和印度如何在同时崛起的过程中和平相处，等等。

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Tang 2010a）[7]，国际政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它已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牢牢地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照此而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因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就应该成为国家管理安全的理论指导。如果以上所言不虚，那么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一致连贯的陈述将不仅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实现安全的实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