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有闲、趣味以及“爱美的”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马儿啊，你慢些走》，感慨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人悠闲地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像赶地铁一样。希望教育当局给教授和学生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拔苗、催肥要好。这么主张“悠闲”，马上会引来诘难：这是鼓励偷懒！你们大学教授，拿的可是人民的血汗钱！这样的帽子压下来，不太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过，我还是想为“闲暇”说几句话。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刊行《三闲集》，在序言中，鲁迅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并特别说明“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编印旧书就是有闲，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一系列推论，近乎深文周纳，难怪鲁迅很不满。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单页广告中，鲁迅再三予以反驳。鲁迅甚至建立自费印书的三闲书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制作的版画《士敏土之图》，还有苏联版画《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尼古拉·果戈理的诗篇死魂灵一百图》等。三闲书屋刊行的书籍，大都跟苏联文化艺术相关，一看就是别有幽怀。鲁迅去世后的1937年，许广平还用三闲书屋名义印行《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借用明人张潮的话来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鲁迅不是没有休闲时刻，但“休闲”并不妨碍其提倡“革命”。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

跟“有闲”并列的，还有“趣味”，这两者都是成仿吾极力攻击的。恰好梁启超就最讲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讲《学问之趣味》中，梁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典型的，莫过于游戏、艺术或学问。为人为学，讲究“趣味”，可以是颓废，也可能极为进取。至于“趣味主义”这个词，言人人殊，褒贬各有道理，就看语境。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时，陈友琴撰《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称俞先生在文学研究中讲究“趣味”，这就确定了“他在学术思想上和胡适、周作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一脉相承”。

梁启超谈“趣味主义”，还可以勉强接受；到了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可就备受责难了。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百年中国，始终瞧不上“为学术而学术”，更不要说研究中的“趣味”倾向了。其实，谈学术研究中的个人“趣味”，没什么不妥；只是别标榜“主义”，一加上“主义”，就有刻意拔高、积极提倡之嫌。

反过来，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敢正视“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谁再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没有“余裕”，必定著作仓促，文章也不够丰腴。所谓“有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浪费国家钱财；别的不敢说，人文研究确实需要“从容不迫”的心态。越来越强势的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以及越来越缺乏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人文学者，面对“学术工程化”趋势以及“立竿见影”的巨大压力，哪来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让我想起抗战中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读书人需要观察、欣赏、沉思，方能体会“读书的乐趣”。听“成功人士”介绍经验：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一概“非礼勿视”。可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学术机器”？人文学者本该感情更丰富，感觉更细腻，身段更柔软，趣味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如今多被训练成能写论文的“学术机器”，实在可惜。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除了悠闲与自由，还得有个人品味。说“把玩学术”不太合适，显得有点轻佻，但如果是“沉潜把玩”呢？其实，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一点，学问与游戏之道相通——整天想着一举一动如何有益于国计民生，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距离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传统中国读书人，全都是业余性质——可这种“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

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1921年4月，戏剧家陈大悲在北京的《晨报》上连载论文《爱美的戏剧》，参考美国小剧场的经验，提倡与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相对立的“爱美剧”。我关注“爱美的”这个词，就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的博雅传统不无相通处。比如，喜欢艺术，但不将其作为职业，更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

过度的专业化，导致许多伪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为赋新词强说愁”，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产强迫症”，以及“创新迫害狂”，对人对己，都是一种戕害。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

（初刊《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新华文摘》2009年21期转载）

附记：读王国维《二牖轩随录》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则（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114—1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方知此类“雅趣”古已有之：“《论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以五六为三十人，六七为四十二人，合之得七十二人。此齐俳优石动筒戏语，见《太平广记》所引隋侯白《启颜录》。然皇侃《义疏》所载一说，已作是解，其言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人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七十二人也。’乃知优人诙谐，亦有所本。又按《太平御览·礼仪部》引《汉旧仪》曰：‘礼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则汉人已为此解，当为皇侃所引或说所自出。”就像黄宗羲说的：“然流传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匡庐游录》）以此眼光，看待此类文人逸事，方觉有趣。

[1]此乃2009年7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7月29日修订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