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应该怎样看待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进入新常态，就必然面对新动力问题。对此经济学家们见仁见智。李稻葵认为，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三大发展优势：一是作为大国经济，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是赶超学习型经济，能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学习到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三是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他提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该经济体与世界上标杆性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照此观点，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只有美国的20%左右，靠什么来形成这种动力呢^[1]？

许小年提出必须从经济下行的原因出发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措施。他认为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结构性的衰退，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失衡了，有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有产能增长与购买力增长的失衡等。既然是结构性带来的问题，出路当然是结构性调整。产能过剩除了规模的因素外，与其质量档次也有关系，所以结构性调整又必然伴随着创新驱动^[2]。

魏杰从产业角度提出要重点调整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业必须走向常态化。在调整上重要的是弄清楚政府与市场在房地产业上的职责，房地产业涉及消费投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建设保障性住房，通过相应立法制约房产炒作行为，其余交给市场。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2014年提出了七大新兴产业大方向，但是如果每个省都集中发展这七个产业，势必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三是服务业。服务业是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产业，既能决定国家产业结构的档次，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其中消费服务业以人口为基础，发展空间最大。但是消费服务业近年面临业态转型的冲击，从技术角度上看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从经济角度上看是由于营销理念从营销转向以客户为中心。挑战与机遇同在，但对新事物新业态也要有前瞻性的防范。以网络购物为例，其发展迅猛却相对忽视假冒伪劣和包装运送周期问题，基层网点管理极其混乱。相比较而言，网络购物中的假冒问题处理成本比传统销售更高。四是过剩产能基本集中的制造业。这可能是结构调整的难点，其领域宽泛且就业者众多，加之技术水平问题，调整周期会相对较长^[3]。

在微观层面李稻葵指出三个增长点：一是民生性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民生性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并不全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会带来产能过剩，其中部分投资并非完全提供公共产业，如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市场运作特性。二是已有生产能力的绿色升级，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升级为绿色、低耗的现代化产业，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但却是目前必须着手的重大工作。三是我国内需水平目前仍然偏低，要力争用一个五年规划，将其从目前的45%提高到50%左右，使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经济增长水平。但笔者认为，居民消费不是靠规划解决的，关键在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如教育、医疗和养老制度建立好，才能极大地调动居民的即期消费^[4]。

傅蔚冈认为，在微观运行层面的公平市场环境更为重要。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混合所有制能够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可以改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可以为政府筹措财政资金。但他同时指出并非“一混就灵”，因为现实存在的许多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仍然很低下，如果公众公司都难以解决该问题，对非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就更没有理由乐观。所以，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为重要。从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就开始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目前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仍然有很多缺陷，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傅蔚冈认为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5]。

张维迎在分析微观层面的创新驱动时十分看重企业家精神，认为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只有依靠创新才能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创新就要提高价值、降低成本，二者都需要管理和技术的创新^[6]。创新成功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把握，笔者认为，成功企业家对人的心理有非常好的理解，从职业角度来讲，就是能够识别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明白的需求，即挖掘消费潜力。而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家是针对满足市场上已经出现的需求，按订单组织生产，这类企业家只能被企业家领袖引领，而企业家领袖只能由对人性有透彻把握的企业家来担任。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型，一般生产型的企业家就可以做，而从套利效率驱动的增长走向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就只有依靠创新型的企业家去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而这种潜在需求要新技术支撑，新技术就依赖于创新。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显然是个集合体，学者们只要转换一个视角就可以引发出新的动力体系。万变不离其宗，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的最基本的动力。30多年前我们靠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活力，赢得了高速度的发展。今天我们依然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进一步释放活力，使整个经济发展上升到一个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层次。30多年前我们靠开放迎来了适合当时中国产业特征的技术和产品，形成了新产业结构，今天我们依然要靠更高层面的开放来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与协作。30多年前我们靠模仿引进的方式在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而今天我们必须靠创新驱动来推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趋势从未像今天这样扑朔迷离，发展的影响因素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捉摸不定。但是已有的成功案例说明，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创新驱动三大工作重心，就一定能够适应经济新常态，并在新常态中有新作为、新气象和新发展。

（本文部分内容登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注释

[1]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89.

[2]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95-100.

[3]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101-106.

[4]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90-92.

[5]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136-144.

[6]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