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韦护》《多余的话》与丁玲踏上革命之路

这一节我将进一步对比《韦护》中的韦护形象与《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自剖，进一步探讨丁玲以她的敏锐度从革命的前行者瞿秋白身上意识到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性，直到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丁玲自己也被国民党拘禁三年，直到延安时期的写作，丁玲对此一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意识始终抱持着高度的自觉与警醒。

瞿秋白就义前的《多余的话》完全无悔于作为革命人的一生，但对于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却被推上中共政治领导人的位置，认为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带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的负罪意识无情地自剖，说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始终没有脱去出身于绅士阶级的绅士意识：

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几多元的裁缝债，要用剩余的木器去抵债。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有脱掉的。

对于绅士意识的自省，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也曾写道：“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需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 ‘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 ‘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为着让瞿秋白兄弟得到亲族的救济继续读书，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女士宁可自杀的牺牲意识，对瞿秋白处处压抑自我意识、为革命大局着想不无影响。他到临死前还挂记着积欠洗衣妇的工资，对于绅士为维持体面生活的虚伪性也有着深刻的批判。

丁玲描写韦护陷入废织废耕的恋情时，说“原来就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说那是上层社会的绅士气派”，而他自己也感到矛盾的痛苦：

他在自己身上看出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一种呢，是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亲，和那热情、轻躁以至于自杀的母亲，使他们的儿子在很早便有对一切生活的怀疑和空虚。因此他接近了艺术，他无聊赖的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若是他能继续舞弄文墨，他是有成就的。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涛，汹涌的将他卷入漩涡了，他经受长时间的冲击，才找到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马克思列宁等人著作的趣味。（第1卷，101页）

丁玲也将瞿秋白的负疚意识表现在韦护身上，小说中除了透过韦护之口道出自己身上也残留着“名士的遗毒”（第1卷，22页），又描写他为张罗住处考虑得太多：

他必须找一个干净的房子，和一个兼做厨子的听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常常为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弄得心里很难受，将金钱光花在住房子和吃饭就花费那么多，仿佛是很惭愧的。他的这并不多的欲望，且是正当的习惯（他自己横竖这样肯定），与他一种良心的负咎，也可以说是一种虚荣（因为他同时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战好久。结局是另一种问题得胜了。就是他必须要一间较清净的房间，为写文章用。（第1卷，39页）

当丽嘉第一次来到韦护的住处时，“房里的装潢，使丽嘉微微惊骇了一下，但随即便坦然了。她看出这房子的主人没有一点与这些精致的东西不相调和”（第1卷，70页）。显然无论是瞿秋白或丁玲，当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潮洗礼后，他们所接受的那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严酷地检验着他们身上“小布尔乔亚”的习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反省自己身上残留的绅士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的二元意识时，写道：

我二十一岁，正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甚么呢？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是市侩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是狂妄的人物，说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另一方面瞿秋白也说：“同样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并在《多余的话》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反省自己在政治工作上的失败，他一一交代了从盲动主义到立三路线自己对于中国革命情势的误判，“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张秋实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研究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的研究指出：共产国际对李立三路线的认定不断改变，是因为米夫、王明的宗派主义不断地在莫斯科方面搞政治斗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米夫精心运筹下，瞿秋白为承担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政治责任，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身份。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遭到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的米夫的反对，最后是由王明10月到莫斯科出任代表一职，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回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已经成功地获取共产国际的信任取得中共的领导权，虽然名义上是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实权却是掌握在年轻气盛的王明手中。张秋实认为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谢绝”了米夫代表远东局对他做出苏区中央局九人委员之一的工作安排，除了因为身体不好，还在于他想退出党内复杂政治斗争的漩涡。

瞿秋白对于自己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却依旧无法胜任的政治工作，自责于“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所造成；并且认为“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了”。这里的“去年”，就是他必须离开上海、告别爱人杨之华，告别与鲁迅一起从事的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接受党的安排到瑞金办苏区中央教育的任务。丁玲称瞿秋白在上海的左联时期是“金黄色的生活”。显然，瞿秋白对于这段将文学与政治、恋爱与革命结合的“金黄色的生活”仍有所眷恋。因而，在就义前道出自己不适合从政的心境。《多余的话》全文虽然未提到鲁迅，但是瞿秋白唯一肯定自己的是“仅有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是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而这正是鲁迅极其看重的瞿秋白关于俄国文学与文艺理论的翻译贡献，给予“信而且达，并世无两”的高度评价。

《多余的话》并无悔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说道：“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瞿秋白自认为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以至于对文学与政治感到无法调和的矛盾。关于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鲁迅说得比较清楚：

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怀抱社会主义终极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瞿秋白当然无法调和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反而是当他淡出政治舞台，在上海与鲁迅共同合作领导左联时期，能够将文学与革命的志趣结合发展得很好，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将瞿秋白翻译的理论的文学作品，编辑了上、下卷的《海上述林》，上卷的部分主要是左翼文艺理论，下卷则是诗、剧本和小说等文艺作品。1936年以“诸夏怀霜社校印”的名义发行。《海上述林》的内容完整呈现了瞿秋白翻译马列主义文学理论与俄国文学的成果，展现了中国普罗文学发展在30年代此一转折期借镜苏联的重要成果。瞿秋白牺牲前仍无法忘情文学志业，正如胡也频就义前写给丁玲的信中所言，他估计总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他天天听狱中同志讲故事，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这些同志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要丁玲多寄些稿纸给他。1933年至1936年期间，丁玲自己也身陷国民党的软禁，却能够多次婉拒国民党特派员的写作邀请，丁玲终究没能忘记胡也频牺牲前对于普罗文学的热情与未竟的志业。因此，后来丁玲在陕北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话》时，她完全能够理解瞿秋白的心情。

写于1929年冬的《韦护》，自1930年问世以来，即被公认为丁玲从五四时期的自我意识转向革命意识的转折期之作，钱杏邨率先指出是“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留恋”，冯雪峰肯定丁玲的《韦护》“已经有一条朦胧的出路了。仿佛已在社会中看见新东西了”，茅盾也认为“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同时，这些来自革命阵营的评论家，也都共同从普罗文学的视角指出了《韦护》的不足。钱杏邨认为：“这一部长篇依旧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没有深切的联系。”冯雪峰指出《韦护》还带有丁玲早期作品中“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的倾向。茅盾也批评说：“但在全体上，除了写丽嘉那种热情的狷傲的个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认识而外，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地描写也是一个缺点。”

茅盾的批评确实很中肯，《韦护》虽然是以瞿秋白作为主人公的形象命名的小说，但是小说基本上是以丽嘉的视角看待“韦护”的。与其说是以丽嘉的视角，不如说是以当时丁玲的视角看待瞿秋白的，而当时尚未实际参与革命工作的丁玲，确实无法深刻地描写“韦护”的革命工作。小说中丽嘉的性格奔放，幻想着到法国去，年纪比珊珊小，受到珊珊的照顾，与其说丽嘉是王剑虹的投射，不如说是丁玲自己的投射。丁玲在1931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曾表示：“那时我每天都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的缺点，现在是不适宜的了。不过那还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又大大不同了。”何以才一年的时间，丁玲就有这么大的转变？那是因为1931年的2月，丁玲历经了另一半胡也频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事件。胡也频的牺牲，对于丁玲以实际行动参与革命，有重大的影响。

丁玲在演讲中也提到胡也频鼓励丁玲写作《韦护》，当丁玲一度想放弃时，胡也频鼓励丁玲“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完成后，胡也频的批评是“太不行了，必须重写”，致使两人“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当时的胡也频比丁玲还要早信仰革命，丁玲多次提到胡也频革命觉悟的历程：“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第9卷，68页）她还说：

也频在二八、二九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三〇年写了《光明在我们前面》。（《胡也频》，第6卷，96页）

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一样是以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分别描写身为党国要人的少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女主人公，受到恋人的启蒙加入到革命的实践中。《韦护》虽然取材于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情，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投射了丁玲和胡也频两人的恋情和革命实践的体验。丁玲说：

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和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第6卷，68页）

当时正在写作《韦护》的丁玲还无法理解胡也频对革命的觉悟与信仰，丁玲曾回忆道，胡也频告诉丁玲：“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丁玲的反应是：“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左联”成立以后，胡也频“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个人写我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第9卷，68、70页）。

到了1933年时，丁玲还曾经为《韦护》被当成普罗文学批评申辩：

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所以有几天，每天都写五千字，人非常兴奋，快乐。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来读到的时候，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自己发现只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

1932年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公式化已经被清算了，所以丁玲当时也自认为“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那是因为写于1930年的《韦护》，当时的丁玲对于革命文学、对于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始终抱持着观望的态度。然而，丁玲后来在1980年重新评价《韦护》时，表示：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第6卷，49页）

事隔五十年后，丁玲对于自己创作《韦护》的局限非常坦白。丁玲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瞿秋白后来曾写信给丁玲署名“韦护”，并曾当着丁玲的面说应该为丁玲和胡也频的小孩取名为“韦护”，丁玲说道：

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的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第六卷，50页）

诚如茅盾对《韦护》的批评与丁玲后来的坦诚，《韦护》没能深刻地描绘出韦护牺牲自我、献身于革命的社会整体性，那是因为当时的丁玲对于革命者“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还没有深切的体会。然而丁玲“模模糊糊”感受到瞿秋白的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二元性观点之后所创作的《韦护》，成了她克服自我意识，转向社会、转向革命写作的首篇作品，在丁玲的创作史上堪称一盏明灯。

《韦护》是丁玲从描写女性浪漫情爱的主题转向革命意识的首篇之作，瞿秋白这位革命战士的前行者，让丁玲克服了五四运动以来解放自我的“罗曼谛克”情结。《韦护》的结尾，改写了王剑虹病故的悲剧，以丽嘉从失恋中觉醒，“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展现了丁玲对知识女性寻求自我出路的期许。同时也预言了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毅然投身革命工作的决心。历史的造化，让后来的丁玲不仅走上了“韦护”的道路，并透过在延安的革命工作与在创作中实践着瞿秋白提倡的“文艺大众化”理论，逐步地将文学与革命的理想主义合而为一。

瞿秋白牺牲后，丁玲的瞿秋白论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展现了她自身在革命实践的过程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自我实现与革命现实的反思。在此过程，丁玲自身革命实践历程，也如同她所塑造的“韦护”一样，诀别了视文学与爱情为自我实现的浪漫情怀，一步一步迈向革命实践之路。

瞿秋白在遗言《多余的话》中来不及实践的：“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 ‘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 ‘共同的语言’。”瞿秋白就义临死前没有忘记他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感叹自己没能深入群众的生活，与无产大众建立“共同的语言”。从丁玲后来走向延安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反映土地改革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确实完成了瞿秋白来不及实践的文学与革命结合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