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

丁玲在《与友人论瞿秋白》的短文，留下了她第一次对《多余的话》的评价：

秋白诗原文并未见，在“逸经”上也见过，并有“多余的话”。有些人以为造谣，因为他们以为有损于秋白。我倒不以为然，我以为大约是秋白写的。秋白是一个末落的官绅子弟出身，受旧的才子佳人熏染颇深，但他后来投身政治，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卒至牺牲。人说慷慨牺牲易，从容就义难。秋白真是从容就义，不为不光荣。但秋白自然在感情上，在私人感情上，难免有些旧的残余。中共以前生活亦较散漫，所以还没有空闲温习旧的感情，在他情感上虽还保存有某些矛盾，在他的平生却并未放纵它，使它自然发展过，他却是朝着进步方向走的。这种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的途程原来就是艰苦的。所以我并未觉得于秋白有损，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不更好些么！……

当时有些人怀疑《多余的话》是国民党捏造的，丁玲不但肯定是瞿秋白写的，而且认为未损于瞿秋白的光荣牺牲。丁玲认为瞿秋白尽管在情感上保有旧的残余，但他并未放纵它，而是“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此一看法，丁玲在写作《韦护》时，即已经有所体认。“他的才情呢，逸兴呢，一切都已疏远了……他一想起过去的生活，想起他被二十世纪的怒潮所冲激的变形，他真感到有点伟大得可惊叹！”（第1卷，22页）

1939年丁玲写这篇短文时，她从1936年脱离国民党的监视软禁到陕北、延安地区历经三年的革命生活，距离文艺整风还有三年的时间。丁玲从先后担任“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等革命工作中得到了历练。苏敏逸研究丁玲一生的创作转折，她指出：“对丁玲个人来说，从事革命事业并非毫无为难与勉强。”丁玲曾经对于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感到懊丧：“她认为自己是写文章的人，以此身份带领革命队伍，从事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炭等工作，不但不适宜，而且没经验更没兴趣。”但是丁玲勉力为之，并在日记中提出对自我的提醒、改造，包括对群众的认识与态度，对集体运动与领导的方式，提醒自己要“确立信仰”，丁玲并体悟道：“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所以丁玲评价瞿秋白的生命历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的途程原来就是艰苦的”，也道出了自己在延安地区从事革命实践的体悟。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丁玲在《与友人论瞿秋白》的结语，却话锋一转：“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不更好些么！……”此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她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还没有下来，直到一年后的1940年才落实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丁玲以她的政治敏感度，出于对瞿秋白的同情与尊敬，似乎预感到《多余的话》对于不了解瞿秋白者将发展出不利于瞿秋白的论调。丁玲后来也说：

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绝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污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第6卷，54页）

丁玲经过“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一职的历练，1939年又到马列学院学习。终于在1940年以后陆续写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夜》等以根据地为背景的成熟之作。这几篇小说仍旧维持丁玲以知识分子的视角的叙述。丁玲当然没有想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后来让她饱受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向来被认为以贞贞对立于农民封建意识的残留，但是笔者以为《我在霞村的时候》翻转了身为农村指导员的叙述者“我”与贞贞的“启蒙”位置，“我”为了贞贞的幸福，也曾想过劝贞贞不要再与夏大宝斗气，然而贞贞考虑的却不再是个人的幸福：“人也不是只是父母的，或自己的。”让指导员的“我”反而在贞贞身上上了一课。《在医院中》虽然透过努力工作的陆萍揭示根据地医疗机构的落后、因循与人力、物资的匮乏，使丁玲被冠上“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但笔者却认为，丁玲对于陆萍天真、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批判，丁玲为何在文末安排一个被误诊而锯断双腿的老同志对陆萍进行的规劝，使陆萍领悟到“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叙述者“我”，或是陆萍，其实都隐含了丁玲对知识革命者对自我改造的自省意识在其中。

1942年3月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引起一些争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干部学习会议上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对此，丁玲回忆道：“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片断回忆》第10卷，280页）紧接着就迎来文艺整风的座谈会，5月底毛泽东做完《讲话》结论后，照相时还调侃丁玲说“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显示整风运动对丁玲的批判还没那么紧张。但是敏锐如丁玲却在此前一个月怀念年初病逝于香港的萧红的散文中，想起了瞿秋白：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风雨中忆萧红》，第5卷，135页）

踏上瞿秋白革命实践的道路，来到延安的丁玲，在这篇感怀的文章流露出较为复杂的思考，透显出历经丧夫、被捕、等待审查的丁玲在整风运动前藉由忆故人以自我勉励的心情写照。文章开头写下雨天闷在窑洞中的心境转折：

世界上甚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以忍耐的却是阴沉和聒絮；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第5卷，134页）

丁玲先是想起了“一切为了党”的冯雪峰，即使受埋怨也没有感伤。接着去体会瞿秋白内心的战斗，然后才描述她与萧红交往的经过。丁玲描述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萧红的谈话，并感叹当初没能说服萧红来延安：

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第5卷，137页）

从文中可以看出丁玲尽管感受到整风即将开始的气氛，但她还是认为延安是富有朝气而有助于实践理想的生活的。接着她又说：“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并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第5卷，137页）这不独是对萧红坚持为自我而活却潦倒病逝的生命感到惋惜，并且期许自己能够为集体的崇高的理想生活而奋斗。文末并表明自己要为屈死的和未死的朋友坚持下去，从这样的结语看来，丁玲在这篇文章中感叹瞿秋白“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却仍然为瞿秋白战斗到死感到肃然起敬，对瞿秋白的牺牲“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评价，则不无自我勉励的意味。

1946年丁玲写了一篇《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谈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明自己对此一创作问题的体悟。在这篇文章中，丁玲说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反复读毛主席的讲话，都不能不想到秋白同志。她首先肯定秋白同志给了她很多教育，先是在立场上，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

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但距在延安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时是十年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还需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我曾经想过，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许会羞于见他的啊！可是现在又四年过去了，我又有甚么成绩呢？（第5卷，267页）

这一年也是丁玲开始着手写作反映土地改革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这篇纪念文章中提到她为形式问题感到苦恼：

整风以后，我在工厂、农村都稍稍跑了一时，时间虽不多，却搜到一些素材，当我想执笔写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用甚么形式？我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对秋白同志所反对过的欧化形式起了根本的怀疑。……因此，急切要产生的确继承了中国民间形式的优美、而又有创造、完全使用新的语言、从老百姓那里提炼出的语言的作品，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然这还有着许多困难，但方向却要清楚，主要是从中国民间形式上去吸取外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要如同秋白同志说的：“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记事的小说；利用纯粹的白话，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利用演艺的体裁创造短篇小说的新形式。……至于戏剧，那就办法更多了。这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后，经验还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方法，群众自己会创造许多新的形式。”而对于欧化语言、格式的白话文，秋白同志也骂得很透骨。（第5卷，268页）

丁玲在文末说：“今天想到秋白同志而生许多感慨的时候，却不免也有一些慰藉，就是秋白同志所希望的文艺，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渐渐萌芽了”；并以“我个人失去了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的心情，同时对革命却又怀着坚定的乐观来纪念秋白同志”。笔者认为丁玲在这篇文章中坦言自己“脱胎换骨”之难，说自己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讲话”，都使她重新回过头去学习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对照她日后写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整风前作品的形式和语言来看，丁玲在此展现了她对于整风学习运动的积极与热情。

李陀在《丁玲不简单》一文中论述了丁玲在整风运动前后的写作转变，以及丁玲在毛文体形成的话语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李陀认为丁玲作品展现了现代文学尚未成熟的浅陋和粗糙，这是相对于早熟的鲁迅、萧红和张爱玲而论的。李陀并未深论此一审美品格的评价标准为何。笔者并不认为丁玲一贯以自我实践之历程发展出来的文体或主题意识就是粗糙的。不过，李陀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西方文化圈向来期待“文革”时代受难的作家以压迫/抵抗的叙事来谈论他们的受难经验，丁玲复出以后的回忆与谈话却使西方失望。针对西方这种压迫/抵抗的叙事，或者是李泽厚以“启蒙”隐喻对现代性的追求，以“救亡”隐喻对现代性的拒绝，李陀认为以这两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去解释中国当代历史不过是管窥蠡测。李陀认为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学习一套新的话语的运动，问题是仅仅依靠政治压力是否可以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他从印度历史学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对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指出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在世界范围总是与反帝国主义的大历史语境相关。

李陀将毛文体放在现代性话语的扩张中去考察，认为毛文体根本上是一种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毛文体所具备的双重性是同样依赖政治压力的三民主义明显缺乏的，此一双重性展现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前提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并且召唤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使他们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李陀认为在毛文体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丁玲对毛文体的再生产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应该以当今的语境相应的一套新的语言去面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

而贺桂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认为被纳入延安文化体制的丁玲，只能使自己极力融入集体之中，就像丁玲复出后作品中的模范党员杜晚香一样，仅仅是一个党国的“齿轮和螺丝钉”，原有的自主空间已不复存在。但是笔者以为整风学习运动后脱胎换骨的丁玲的自我主体位置并未消失，她将自我实践与集体革命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历次运动中从群众中获得温暖和力量。与群众在一起，使她克服了没落的绅士阶级的瞿秋白临死前都还不放过自己、对自我进行审判的二元性格，丁玲透过革命实践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重建，这种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的自我主体的诞生，是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丁玲九死一生的历经国、共内战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当她选择了与集体的革命生死与共的延安道路时，就已经为自我主体选择了一个告别个人主义实践的路径。女性主义的视角向来也只能是知识女性才拥有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更不可能实践女性主体。而丁玲透过整风运动与群众结合的革命实践路径，使自我脱去精英意识、脱去性别意识，回归到我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的“人类人”的主体，此一主体让丁玲挺过种种的政治压迫，其魅力并不逊于一个“女性作家”的桂冠。

1981年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她在北大荒养鸡时，并没有想过是大材小用。这与她在延安地区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而感到懊丧、仍旧怀抱着“作家意识”的丁玲已经是另一个丁玲。而演讲中丁玲对共产党的评价，也很有意思，她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平反运动，等于承认过去整你整错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换言之，她对于自己挺过“文革”，充满了自信与骄傲。她的自我主体，还不小于党国。丁玲回忆瞿秋白时，也指出：

《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但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第6卷，58页）

换言之，丁玲认为自己的一生，超克了时代、环境加诸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课题。1980年6月，丁玲在《韦护精神》一文中，重申“秋白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在革命中的巨大贡献，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和最后的从容就义，证明了他是人间的真正的韦陀菩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以“韦护精神”定位瞿秋白。有意思的是，丁玲翻转了瞿秋白所说的面向佛陀的韦陀普萨的典故：“让韦护们转过身来，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第8卷，92页）这个“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其实已经不是青年时被卷进马克思主义信仰，透过马克思主义仍无法克服绅士阶级的文人意识的瞿秋白所言疾恶如仇的韦陀菩萨，而是已经接近佛陀普渡众生的精神。“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正是丁玲继承瞿秋白未竟的志业，完成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透过整风运动学习毛文体的再生产，从而将自我主体与群众结合的革命实践的遗产，丁玲号召以此历史遗产继续为实现中国化的现代化社会而努力，则是后继的知识分子该有的精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