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的绘画功能论

强调绘画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中国绘画理论的一大特色。绘画被视为宣教化成人伦的工具。王国维在20世纪初年惊呼道：“美术（按指艺术）之无独立地位者久矣！”他的这一概括是正确的。晋陆机说：“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南齐谢赫说：“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古画品录》）唐张彦远说：“图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历代名画记》）这些在中国画史上有相当影响的论述，都强调：绘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政治价值上，而艺术价值则是次要的。

宋代的绘画功能论打上了中国画传统的深深烙印，它以儒学为基本思想内核，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论者致力于发挥绘画“与六籍同功”的思想，拓展其内蕴，将绘画视为用形象化的语汇宣扬儒家纲常名教思想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成了两宋绘画功能论的中心内容。

郭思在《林泉高致》的序言中说：“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谓礼、乐、射、御、书、数。书，画之流也。《易》之山坟、气坟、形坟，出于三气，山如山，气如气，形如形，皆画之椎轮。”郭思强调，儒家经典是绘画的源头，因此作画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指针。“依仁游艺”，经为本，画为末，绘画不能忘记载道。

郭若虚对绘画和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有详细的论述，《图画见闻志》卷一列《叙自古规鉴》，说明古人图画，无非劝诫的道理：

《易》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尝考前贤画论，首称像人，不独神气、骨法、衣纹、向背为难。盖古人必以圣贤形像、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

在《图画见闻志》中，郭若虚说，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并非为了提高绘画的地位，而是为了绘画的载道功能。同卷之《叙图画名意》根据经典名目，对传统绘画进行归类：

古之秘画珍图，名随意立。典范则有《春秋》《毛诗》《论语》《孝经》《尔雅》等图，其次后汉蔡邕有《讲学图》，梁张僧繇有《孔子问礼图》，隋郑法士有《明堂朝会图》，唐阎立德有《封禅图》，尹继昭有《雪宫图》。观德则有《帝舜娥皇女英图》，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图》，晋戴逵有《列女仁智图》，宋陆探微有《勋贤图》。忠鲠则隋杨契丹有《辛毗引裾图》，唐阎立本有《陈元达锁谏图》、吴道子有《朱云折槛图》。高节则晋顾恺之有《祖二疏图》，王廙有《木雁图》，宋史艺有《屈原渔父图》，南齐蘧僧珍有《巢由洗耳图》。壮气则魏曹髦有《卞庄刺虎图》，宋宗炳有《狮子击象图》，梁张僧繇有《汉武射鲛图》。

作者还在后文加注云：“以上图画虽不能尽见其迹，前人载之甚详，但爱其佳名者，聊取一二，类而录之。”作者爱其佳名，就因为这些图画反映了儒家正统经学的内容，可助宣畅经典之用，也合于郭氏向往儒学之心。

凝结了宋徽宗和他忠实画臣思想的《宣和画谱》，透露出明显的儒家正统思想。此书前附有宣和庚子（1120）的序言，其中道：“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由此确立依仁载道的绘画基本思想。

是书将载道思想与绘画起源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其云：“河出图，洛出书，而龟龙之画始著见于时；后世乃有虫鸟之作，而龟龙之大体，犹未凿也。逮至有虞，彰施五色而作绘，宗彝以是制象，因之而渐分。至《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而其三曰象形，则书画之所谓同体者，尚或有存焉。”作者认为，绘画的产生就与“明礼乐，著法度”相关，所以，绘画不能忘记其用世之功能：“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诫其后，岂徒为是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

在论述具体各画科的起源时，作者也依经典立论，时时不忘儒家思想，如卷九《龙鱼叙论》称：

《易》之乾龙，有所谓在田、在渊、在天，以言其变化超忽，不见制畜，以比夫利见大人；《诗》之《鱼藻》，有所谓颁其首、莘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广，相忘江湖，以比夫难致之贤者。曰龙、曰鱼，作《易》删《诗》，前圣所不废，则画虽小道，故不可观，其鱼、龙之作，亦《诗》《易》之相为表里者也。

在《宣和画谱》的作者看来，龙鱼之画不能忘记经典，它们来自经典，同时也不忘从经典中汲取载道的本意。

卷十三《畜兽叙论》云：

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若夫所以任重致远者，则复见取于易之随。

这种思想在《花鸟叙论》《墨竹叙论》中也有表现，作者就是要表现这样的思想：画虽然是一“小道”，但其功用无边，可“与天地同其造化者”，可以起到成教化、美人伦的作用。

宋代画论不仅在理论上尽量撮合儒家经典和绘画的关系，同时在创作上也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依归。而理学家在大量画跋、题画诗和理论著述中，强化绘画与儒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绘画为表达儒家思想的工具。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不忘用绘画手段来表明对儒家思想的倾心。如他增建国子监学宫，修饰先圣十哲和七十二贤人像等，就是要贯彻儒学为本的教育方针。

北宋时期图画院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朝廷经常令画手图绘先贤故事，以作当世之鉴戒。宋初对唐代由盛而衰的反思，也落实到绘画中。朝廷要画家以绘画手段参与道德重建工作，令画家在障壁屏风上绘制图画，既作审美之观，又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而画家作画，多托儒家纲常之意，据《图画见闻志》卷六所录近事说：

皇祐（1049）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模，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

仁宗皇帝让画家大张旗鼓编绘的图画，就如同今天的插图教育读本，并利用当时先进的印刷术颁行于大臣和宗室间。该书同卷又有《孝严殿》一条：

治平甲辰（1064）岁，于景灵宫建孝严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鸠集画手，画诸屏扆、墙壁。先是三圣神御殿两廊，图画创业戡定之功及朝迁所行大礼。次画讲肄文武之事，游豫宴飨之仪。至是又兼画应仁宗朝辅臣吕文靖已下至节钺凡七十二人。时张龙图（焘）主其事，乃奏请于逐人家取影貌传写之。驾行序列，历历可识其面，于是观者莫不叹其盛美。

北宋时期，画家们常利用绘画来表现钦慕儒学之思想，五代至北宋初年山水画大师董源曾画过《孔子见虞子》等图，郭熙作《周官图》，米芾“作画善写古圣贤相”（《画鉴》）等，宣传儒家原典《周礼》。丁晞颜画《孝经图》，宣传忠孝思想。宋徽宗亲自摹写《明皇训子图》，等等。宋时图绘经典的绘画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几乎儒家的所有经典都被画家制作成画图，以为教育之用。

人物画圣手李伯时不愧出于儒门，他服膺儒术，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纲常思想，其思想甚至对理学都有影响。元名儒俞焯评其画为“观者以意论之，毋徒以画品优劣也”。这个“意”就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的意义上。

李伯时曾作《孝经图》，并题曰：“凤阁舍人杨公雅言《孝经》关键六艺，根本百行，在世训所重，谓龙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图其事以示人为有补。元丰（1085）六月，因摭其一二随章而图之。”由于李伯时视《孝经》为伦常之根本，所以他以《孝经》为主题的图很多，他将经典的内容通过类似今天的连环画形式一幅一幅地表现出来，使“威仪动作之节与夫郊庙之规模、闾里之风俗、器物之制度、畜产之情性”，都能一览而知，以助忠孝伦常之风教。伯时还作过《女孝经图》，《宣和画谱》和周密《云烟过眼录》都著录此图。该图将《女孝经》之四章内容一一图解，明吴宽评此图册云：“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余以为图画亦然。此卷写《女孝经》四章，而其事迹则每章图之……图中为女妇辈，所以共职进戒者皆闺门之法、家国之利，而其容气端庄详雅，览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戏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当为鉴戒也，所谓关世教者此类是已。”

伯时尚有《慈孝故实图》，共八幅，分别画仲尼庭训、孟母三迁、敬姜俨逸、疏广散金、曾参养志、老莱奉亲、董生行义、唐氏乳姑等。他并将各图所涉之内容不厌其烦地书于图后，如《仲尼庭训》下书云：“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图文相配，以便览者理解，以发挥政治教化作用。

这八幅图引起后代理学家的浓厚兴趣，朱熹曾集《小学》一书，其《题小学》云：“今裒集以为书，受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其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朱子所辑《小学》后作为童蒙学习之资料，其内容却与伯时八幅《慈孝故实图》如出一辙，伯时画中所画八事皆被载录于朱子《小学》一书之中。明代理学家庄昶见此八幅图认定为根据朱子《小学》而成，其云：“此画朱子《小学》数段，皆明伦敬身之事，无非欲以所行照此样不敢失其正者，亦可敬也哉。”由此对题此画的赵子昂发难：

赵子昂不知，至惟以画手高否为论，是其所知者惟以画也。惟其所知者画，凡君臣父子中国夷狄亲疏内外上下冠履之分，俱有所不知，故至贪富贵而事仇敌，甘荣利而陷边庭，无所不至，其视命工绘图使人惕然有所警于君父之间者，岂止为可愧此也者。

定山并摘《小学》之内容，一一附其后，真乃有欲助教化之心。看来子昂确如定山所说的所知者惟以画，而定山所知者似乎惟以道学，他闹了半天出了个大漏洞，此画乃伯时所作，朱子晚伯时百余年，伯时何以预取朱子之《小学》？倒是鉴画高手、明张丑看出其中破绽，乃做出结论云：“伯时图写故实为慈者四次孝亦四，并起三代迄汉唐，行间人物宫室服饰器具皆寓实学，非率易点缀者比。而又疏节其事书之，诚可重也。厥后仲晦集小学，亦取李画八事，散各卷之中，仍其文不易。乃是仲晦之取用乎伯时，而非伯时之有取乎仲晦也，审矣。”张丑之语话为不易之论。这样说来，伯时之画对朱子也产生了影响，其画不仅有助于风教，也有助于理学之创构。

李伯时演经图画甚多，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发现李伯时圣像石刻，72贤人加孔子共73人，孔子为坐像，其余为立像，刻在15块石碑上，碑的背面有吴讷碑记。宋高宗赵构还写了圣像图赞词，配圣像图旁。

南渡之后，高宗雅好书画，广收天下名画，后人曾将高宗、徽宗二人对书画的爱好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三说：“宣和博收书画，然赏识远不及高宗，盖宣和所尚者人物花鸟，如收黄筌父子至六百七十余幅、徐熙至二百四十余幅，而名家山水寥寥。至高宗所收今传世上有乾卦双龙小玺内府图书及奉笔宝藏瑶晖堂印者，皆高雅可观。虽未见高宗之画，然所书九经及马和之补图毛诗，又非宣和所能及也。一兴一亡，观所好尚已可知矣。”在孙氏看来，徽宗所尚在徒供玩乐，高宗所尚在于劝诫，时刻不忘经典，果然国至其而兴。

孙氏对徽宗、思陵之轩轾未称允当，他评高宗之言却是事实。高宗论画，凡对有补世教、合于经典之作，总是予以注意。如传王维《伏生图》，一老儒生伏几而坐，手持一卷，乃授经图也，高宗上印乾卦双龙小圆玺，并题曰：“王维写济南伏生”，给予充分注意。高宗宗经思想极为浓厚，他常说：“书字当书经，不惟字学，又且经书不怠。”所以他恭录九经之语以为进身之道。高宗还曾亲书毛诗，诏御前画师马和之一一为图，此事在画史上传为美谈。《绘事备考》说：“高宗尝以毛诗三百篇，诏和之图写，未及竣事而卒。画之进御者：《关雎图》一、《桃夭图》一、《葛覃图》一……”《备考》共列五十二图。

马和之毛诗图，他书多有所载，《绘事备考》未录者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载有《载驰图》《定中图》《鹑奔图》；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著录有《宫图》《那图》《烈祖》《元鸟》《长发》《殷式》；《六研斋笔记》列有《山之枢》；《妮古录》载有《豳风》《绸缪》《伐木》《无羊》；《池北偶谈》载有《羹鸠》《素冠》《苌楚》等。

高宗书毛诗，马和之作图，流传后世，今尚有多作存世，对中国画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明张丑认为这组图“萧疏小笔，理趣无涯”。正是这种“理趣”，使鉴赏家、收藏家靡然向风，以得此为乐事，甚至有人得此图后说：“生平所企尚，会心豁目，喜不可言。”这组图的道德价值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