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大学制度：历史源起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大学制度同样是漫长的历史演进的结果，并且，人们过去的选择影响着今天的选择。因此，要探讨现代大学制度，首先须做的工作即是“追根溯源”。“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大学概念，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纵观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中世纪大学的诞生起着关键的作用。中世纪大学通过比较完善的制度建构而成为一种定型化的、专门的、独立的学术与教育机构，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的直接发端，中世纪大学制度可看作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原点”。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是12、13世纪在西欧出现的中世纪大学。其中，有代表性的大学有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以及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特别是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都被认为是“原型大学”或“母大学”，它们的办学模式是其他学校所仿造的样式。后来的许多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或模仿博洛尼亚大学或巴黎大学。

中世纪大学的办学有特许状庇护。中世纪大学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即大学的师生通常都不是当地人，如巴黎大学的学生大部分不是巴黎当地的居民，而是来自其他地区甚至是其他国家。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师生不能得到当地民法的保护，因而当大学师生与当地市民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在中世纪大学建立过程中屡见不鲜。比如，学生上学后，首先要解决居住问题，当地市民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就拼命提高房租，因为他们知道师生必须租房住宿。这是当时大学师生与当地市民经常发生的冲突。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师生就寻求庇护。这种庇护在中世纪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教皇，二是皇帝，三是国王。教皇也好，皇帝、国王也好，他们庇护的方式就是颁布特许状，就是许可大学的成立。在中世纪的法律之下，如果一个组织要成为一个合法的组织，就必须获得这样一个特许状，否则就是一个非法组织。

中世纪大学拥有很多特权。在颁布这样的特许状的过程中，大学先后获得了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特权是大学的内部自治权。所谓内部自治权，对中世纪的大学来说，就是确定大学作为一个法人。那它作为一个法人有哪些基本权力呢？首先，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外界发生关系的，不管是国家、政府或某种外部势力。其次，有权制定自己的章程，且这个章程具有法律效力。国外大学、特别是有悠久历史的大学都有自己的章程，并且基本上是不变的，至多增加一些修正案，但不能改变，更不能推翻。第三，有权管理内部职员，而且必要时还可强制施行，特别是当个人利益影响到团体利益时。第四，内部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地位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是大学的合法成员。只要学生一注册、教师一被聘用，就都享有了平等的地位。此外，中世纪大学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当大学师生与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各种案件都由大学来审理。民事案件一般由大学内部来审理；刑事案件只要不触犯教会法，仍然由大学来审判。第二个特权是罢课权和迁徙权。罢课权和迁徙权主要指师生在同当地政府或居民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运用罢课和迁徙这样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迁徙是指一个大学整体地由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它们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室基本上是租用剧场，师生都是租房子住，所以学校没有固定的财产也没有设备，只要想迁徙，24小时内就可以搬空，这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大学迁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因为它涉及商业利益，那么多人要吃要住，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再一个就是对城市的声誉影响很不好，说明这个城市管理很糟糕。所以，城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声誉，会想法把大学挽留下来。所以说，这是大学斗争的一个武器。在中世纪大学中，迁徙是它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特权，而且由于迁徙产生了许多新的大学，比如剑桥大学就是牛津大学的一部分师生迁移到剑桥大学现在的所在地后而产生的。第三个特权就是颁发教学许可证。与现代不同，中世纪大学是一个职业训练机构，它主要培养律师、医生和牧师等三种职业人才。但这些职业在社会上的需求是有限的，有许多毕业生要在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当时比较普遍的是选择教师职业，而且，当牧师之前都有一个从事教师职业的机会，这对他们毕业后当牧师是一种预习。这种特权过去是教会的，现在却落到了大学手中，就很能吸引生源。而且，中世纪大学的教学许可证有两种类型：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许可证，它有地域上的限制；还有一种是普遍的教学许可证，在整个欧洲都能运用。第四个特权就是免税和免役。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特权。因为中世纪时的税收非常多，如买一瓶酒除了要交“购物税”外还要交“酒税”，甚至过路、过桥也要交税。免役主要是“兵役”和“徭役”两种，当时只有贵族和教师才有这样的特权。中世纪大学的很多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大学的基本形式。现代大学的许多特征，当时的中世纪大学都已具备且已经制度化了。如学位制度，中世纪大学已经出现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等一整套制度。另外，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学院”这种制度在中世纪大学就已经普通出现，一个完整的中世纪大学一般分为4个学院，即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其他如学生注册、考试等制度，当时也已经十分完备，现在都可以查到。当时，大学十分重视学生注册管理，它们把管理学生注册本与管理财务账本放在同等重要位置。最重要的是，中世纪大学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行会。所谓行会在当时就是法人，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这是中世纪大学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地方。因此，西方大学的传统是由中世纪大学演变而来的。

中世纪大学是“独立王国”。这些特权的存在说明了中世纪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进而使得大学与政府、教会之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这种“独立王国”地位实际上是与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中世纪的欧洲，四分五裂。大学在与政府、教会、市场的关系中，市场经济的早先经济组织形式“行会”对大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当时政府的职能及其权力还不足以对大学这样一个自治机构施行管理。如果只是从行政管理权力的集中程度来看，12世纪城市中的政府可以称得上是专权政府。而从管理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政府的能力还比较弱。政府结构简单，人员有限。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精神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中世纪大学与教会的关系比其与政府的关系更重要。在当时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支配下，人类的理性只能在教会当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当时的学者并无研究学术的自由权。而政府对大学也并非无所作为，政府有权认可大学的存在与升格；政府可以向大学颁发特许状，保护大学师生的权利，等等。

中世纪大学拥有大学自治传统。中世纪大学是行会性质的社团组织。行会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特有产物，10世纪后欧洲的城市是一个独立的地域共同体，具有完善分工的各种行政机构，是在国家实际上尚不存在的环境中自发兴旺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行会从诞生之日起，既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同时也享有在此基础上的权力。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它倾向于对现实持一种批判态度，反对教会、王室以及地方政权。而这种态度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大学学者对自身特性、责任等问题的认识。在中世纪，大学学者是“以思想和传授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正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当时知识和书籍垄断在少数富人、贵族尤其是教会手中的状况，渴望打破封闭的文化”，他们才“组成自己的社团探寻知识……这决定了他们不是现存社会秩序的代表者，不倾向于维护传统思想和现存社会结构。”学者的这种批判态度与社团自治制度相结合，其结晶是大学自治。“中世纪大学从一开始建立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欧洲面貌为之改观，大学在教会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成为与教权和政府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大学利用这种形式与教会和世俗社会进行斗争，并以这种形式为基础形成了大学的管理模式——大学自治。

显而易见，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内驱力是由欧洲社会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西方社会专门教育机构的缺失及“哥利亚德”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构成的。当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对大批专业人员的需求，同时教会也需要补充教职人员，这种特殊的国家与教会同时发展的社会模式，使得培养训练专门人员的教学机构得以兴起。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职业训练。法律、医药、神学和文艺等都需要有能力的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而大学这一机构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受过上述专业训练的人群，它的成果也是城市和教会所需要的。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使发端于12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行会性质的社团组织。就此层面而言，中世纪大学能够自治，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身具有自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而这种相对独立性，从此决定了大学不可能完全沦为社会任何其他部门的附庸。“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当然，中世纪大学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是由城市自治引起的思想自由。学者自发形成社团，学者们通过社团来保证学习和研究的权利掌握在学者手中，同时，“行会”的组织形式也保障了大学的利益和排除了外界的干扰。大学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凭借宗教组织的力量也获得了相当的自治与特权。因此，大学自治同样源于中世纪大学。

告别千年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文艺复兴对欧洲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大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又一次经历了制度建构过程。14—16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末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教会和经院哲学为教育设置的牢笼，解放教育。“对大学来说，宗教改革是一次付了极大代价的胜利，大学铸造了武器，但是世俗政府得到很多战利品。”宗教改革客观上为民族精神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世俗政府力量的加强和巩固起到了推动作用。欧洲政治生活的这些变化对大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之发生了改变。政府不再一味迁就大学，“全能”的政府想要拥有社会生活的一切权力，而且不满足于只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全面干预社会的能力，它的专制已经能够为其控制大学提供保证。于是，国家和教会出现了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两者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主动：它一方面有意识地剥夺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国际性大学的特权，另一方面开始尝试建立地方化和民族化大学。在这一时期，经过改造和新建的地方化大学不下40所。这些大学在创办时虽然还要依赖教会，但政府的控制目的是明确的。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进一步膨胀，教会财产被国家所没收，使得大学丧失了财产的独立性，大学不得不在财政上从属于世俗的主权者。17—18世纪的德国，教会对大学的影响日渐削弱，国家对大学的影响日益加强。也因此，使得政治权力开始介入教师的聘任、课程的设置等大学传统的学术事务，造成大学最重要的部分受到破坏，传统的大学自治遭到冲击。可以说，这一时期大学的发展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在政府和教会的双重高压控制之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狭小，并最终走入僵化和衰落。到1685年，牛津因“缺少学生而濒于死亡”，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大学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又一次经历了制度建构过程，并与时俱进，成功地完成了从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换。大学的内在制度安排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课程的设置、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都表现出了时代的特征，与此相一致，大学的职能也随着社会的需要进行了拓展。总之，大学通过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