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制度建设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永恒命题。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躲不开、绕不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现代社会，大学已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大学改革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改革之外，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亦是如此。“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一直是我国近些年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促进高校科学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但进展不容乐观。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学者们的研究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学的自发探索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但这些还不足以真正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进程，政府的推动才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学界提出诉求到进入政策议程，再到形成正式的政策安排，离开政府的作用何以谈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是大学，关键是政府。政府转变职能和大学体制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两项同等重要的工作，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体制改革持续不断，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和法规主要有：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高校办学自主权；1992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和高校的性质以及活动运行方式等问题；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首次在法律上对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做出了全面、明确的规定，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赋予了大学7项自主权，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改革。持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形势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成为政府主导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并将此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列入《教育规划纲要》而正式进入政策议程。《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质言之，截至《教育规划纲要》颁布，政府对大学干预过度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政校关系仍是制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瓶颈因素。因为《教育规划纲要》仍在坚持“简政放权”“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有鉴于此，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研究应转换视角，我们需要直面现实和问题。进言之，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从理论层面、政策层面、实践层面进行理性反思，以此为基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行动策略。就此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亟须构建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加强基本理论探索，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极具启发意义，也是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综观现有研究存在的明显不足，亟待改进。①学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就现有研究而言，研究者中许多是政府官员、教育行政领导或大学管理者，研究带有较浓厚的经验色彩和官本位特征，往往是一家之言，或人云亦云，较少理论上的深层剖析和实践论证。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相关概念界定不明晰，理论体系不严密，认识流于肤浅。②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兼有严密的逻辑思辨及实证研究，而现今的研究往往缺乏分析框架，理论建构薄弱，没经过严密分析论证就得出结论。论文多是就事论事或工作总结或经验交流，重在说教，学理性和规范性有待提升，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③缺乏国内外比较研究。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积累充足的研究成果。而当前国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第一手资料相对缺乏，往往是以往资料一再引用，不利于理论更新，也不利于查漏补缺，扬长避短。④原创性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当前研究引用多，创新性少。研究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对这一系列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以形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原理体系。实际上，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实践中发生的种种偏颇和理论探索中的诸多误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缺乏基本理论的指导。没有基本理论的引领和规范，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效益就难以提高。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构建起具有卓越解释力的原理体系。这也是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亟须加强政策实践研究。《教育规划纲要》首次以纲领文件的形式把“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列为高等教育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依法制定学校章程、完善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等具体措施和要求。《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就成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高教界关注的焦点。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试点的通知》，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作为改革试点项目之一，并确定北京大学等26所高校作为试点单位，标志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理论研究、学校自发探索进入了国家指导的试点推进阶段，国家统一决策、统一部署。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从重视政府管理行为，转变为重视学校自身建设、重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全面启动了对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并以大学章程的制定、出台为标志，推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开启了真正的破冰之旅。从政策实践层面看，五年来，各试点单位坚持立足国情、结合校情、放眼世情，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形式，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同时，试点院校在制度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相关政策实施所集聚的负面效应也有所显现，这些亟待总结，以对现有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更好地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使其卓有成效。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所在。

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两个维度，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从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予以反思，重新梳理定位大学的外部关系（具体包括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两大主体的关系），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以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轮廓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提供相应的政策选择，发掘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附图-1）。

附图-1 研究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