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代是赋学发展的繁荣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学理论与批评，都显示出蓬勃兴盛的局面。然清赋虽数量众多，却尚未有太多可与前代相媲美之巨制，但赋学理论与批评超越前古的成就则是毋庸置疑的。清代赋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各种类型的赋选纷纷涌现，存世的赋选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很多选本是选文、评点及赋话三者的结合，不仅关注本朝辞赋创作，且总结前代创作经验，对前人赋作进行经典化。同时，独立的赋话类著作大量出现，此期虽亦依附于诗话，或与赋格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但标准的赋话形式及其理论水准令人瞩目。因此，清代赋选、赋话是历代赋学创作及理论成就的总结，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一 清代赋选特征
清代赋选突出倾向是尚律，即以律赋选本为主流，古赋选本虽也占一定的比重，但难以与律赋选本相提并论。清代不同时期，赋选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概括来说，前期即康熙朝赋学选本古律兼收；中期即乾嘉时期（包括雍正朝）以律赋选本为主，古赋选本为辅；道咸以后赋学选本则又古律兼收，然与前期有本质的不同。
康熙朝赋选古律兼收，弥合古律之别以尊律赋之体。元明两朝赋学“祖骚宗汉”，重古赋而鄙弃律赋，吴讷云：“律赋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题，每篇限以八韵而成，要在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迨元代场屋，更用古赋，由是学者弃而弗习。今录一二以备其体云。”(1)徐师曾称赋变为律乃“其变愈下”，并有“数代之习，乃令元人洗之，岂不痛哉”之憾(2)。清初这种局面有所改善，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试诗赋，就流传下来的赋作而言，所试《璇玑玉衡赋》乃律体，而非古体。科制的引导，时人意识到重古轻律的观念亟需改变。于是出现几部著名的古律兼收的赋选，如赵维烈《历代赋钞》、陆葇《历朝赋格》、王修玉《历朝赋楷》及陈元龙《历代赋汇》等，这些赋选均以“历朝”“历代”为名，意图将古赋与律赋并观，不分轩轾，实质上有尊律赋之体、提高律赋地位的用意。毕竟，此举与元明重古轻律的风尚已经大不相同，律赋在这些赋选中有着与古赋并重的分量。在理论上，也有将律赋与古赋等量齐观的呼声，陆葇将赋分为三格，即文赋格、骚赋格与骈赋格，又纳律赋于骈赋之中，此种安排，力图证明在古赋与骚赋之外尚有律赋，故其强调云：“彼谓六朝以后无赋者，信语云乎哉！”直接否定元明人的赋学观，为律赋张本；又云：“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3)将律赋提到与古赋同等地位，实际也是尊律赋之体。因此，四部赋选编选意图在于消弭古律之变，提高律赋地位。由此开启了清代律赋兴盛的格局。
乾嘉时期，赋学选本以律赋选本为主流。此期律赋选本，一是本朝馆阁赋选，此由钟衡《同馆课艺》《同馆赋选》肇端，其后法式善《同馆赋钞》、王家相《同馆赋钞二集》、孙钦昂《近九科同馆赋钞》、徐桐《同馆赋续钞》等次第出现，将自顺治朝至清末的馆阁试赋之作几乎网罗殆尽。翰苑课赋自然使得馆阁之作备受瞩目，同馆赋也作为备一代之掌故的文献资料及具有“家编摹”“户弦诵”的典范价值得到广泛流传。围绕馆阁赋，还出现诸如胡浚《国朝赋楷》、朱一飞《律赋拣金录》等以翰苑试赋为核心，将其经典化的律赋选本。二是唐代律赋选或以唐代律赋为核心的选本。清代中期馆阁赋是在效法唐代律赋基础上形成自身特色的，因此，在本朝馆阁赋选本之外，还有诸多律赋选本。较早且影响巨大者，当属汤聘起主要作用编选的《律赋衡裁》，此选收赋122篇，其中唐赋102篇，虽亦收录六朝及宋元之作，但就数量而言，凸显出唐代律赋的正宗地位。其后，邱士超《唐人赋选》收156篇唐代律赋，“唐人名篇，略在于是”(4)。顾莼《律赋必以集》“特选《唐律赋》一卷，附宋赋数首于后，以观其备”；后来考虑到“唐人之法，盖有所受，复选汉以来古赋俳赋，以溯其源”(5)。此选共收赋73篇，其中唐赋57篇，汉魏六朝赋10篇，宋赋6篇，也是凸显唐赋的核心地位。本朝律赋与唐代律赋为主的赋选，共同彰显了清中期赋选重律的倾向。
当然，此期也有一些古赋选本，其中不乏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者，不过从这类赋选中也能看出重律风气之下的一种更张。张氏之选断自六朝，不收唐代以后之赋，这既与其“少好《文选》辞赋”(6)的志趣相关，也不排除其鉴于律赋选本的兴盛转而弃律从古，有着明显的与主流风气对立的用意。由此更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律赋选本的赋坛主流地位。
道咸以下，赋学选本又呈现出古律兼收的趋势。不得不说此期仍有馆阁赋选及律赋选本，且影响依然很大，如王家相《同馆赋钞》、朱其镇《同馆赋钞》、蒋攸铦《同馆律赋精萃》、潘世恩《律赋正宗》、钱文佐等《律赋经畬集》等，不过代表赋学发展趋势的则是古律合收的赋选，诸如马传庚《选注六朝唐赋》、鲍桂星《赋则》、李元度《赋学正鹄》、程祥栋《东湖草堂赋钞》等。以古赋为律赋，顾莼《律赋必以集》已开其端，至此成为共识。鲍桂星云：“夫赋有古有律，为古而不求之古，无以为法也；为律而不求之古，犹无以为法也。为古而过从高简，或矜衒奇奥以自怡悦则可，以之应试，傎矣；为律而不求之古，徒事取青妃白，弊且至于庞杂窒塞，其于律何有焉。然则处今日而言赋，溯源于周汉，沿流于魏晋齐梁，律则以唐为准绳，而集其成于昭代，庶几其可矣乎？”(7)此言古律融合，实为以古赋为律赋张本，即若言律赋，除学唐之外，更要集周汉魏晋齐梁赋之大成，方可臻于化境。其《赋则》收赋58篇，其中先秦至魏晋9篇，南北朝10篇，唐宋元明23篇，清代16篇，正体现出古律融合的赋学观。李元度亦云：“盖尝论赋学，有源有流，汉魏六朝之古体，源也；唐宋及今之律赋，流也。将握源而治，则必先学汉魏六朝，而后及于律体；将循流以溯源，则由今赋之步武唐人者，神而明之，以渐跻于六朝、两汉之韵味。二者其道一，而从入之途不同，然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固当以循流溯源为得其序也。”(8)李氏权衡学赋之法，其经验当是寻流溯源，即由时赋进至唐赋，再跻于六朝至于两汉，因此，学律赋不能仅限于时赋及唐赋，而要上溯至汉魏六朝。其论与鲍桂星一致。《赋学正鹄》分十类收赋，以示从入之径：“曰层次，曰气机，入门第一义也；曰风景，曰细切，曰庄雅，曰沈雄，曰博大，皆应区之品目也；曰遒炼，曰神韵，则骎骎乎近于古赋矣；曰高古，则精择古赋，以为极则。用六朝以上希两汉，其道一以贯之，此循流溯源之术也。”(9)由入门第一义进至于高古之极则，明示只有融合古赋，方能得律赋创作三昧。
此期以古赋为律赋之主张与清初古律融合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又有实质性的差别。清初古律融合是借古赋之地位尊律赋之体，虽云古律不分，实则依仗古赋的良好声誉扶持元明以来饱受诟病的律赋，为律赋争取存在的合法性。而道咸以降的古律融合，则是律赋之学经过长足的发展，形成固定模式，以古为律可以突破律赋创作的瓶颈，开拓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律赋因其与科举的关系，背负着俗学的恶名，而援古入律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学品位。虽也是对古赋的借用，但其立足点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总体而言，清代赋学尚时、尊唐、重古的理路形成，赋选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代赋选通过具体选目、凡例及评语，体现出立足于本朝馆阁赋、汲取唐代律赋养分、融合古赋以臻极致的赋学思想，彰显清人集历代赋学之大成的理论抱负。
二 清代律赋学成就
元明赋学是古赋的一统，因此古赋理论得到全面的整理与阐发；清代赋学最大的贡献是建立律赋学的体系，形成完善的律赋学理论。尽管清代仍有诸如刘熙载《赋概》专论古赋的理论著作，但就总体而言，律赋理论的成熟是清代赋学的最大贡献。
清代之前关于律赋主要集中在技法的探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唐代无名氏之《赋谱》与宋郑起潜《声律关键》。《赋谱》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赋格类著作，其开篇总云：“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10)不难发现关注的重点在赋句的形式，虽其后尚有虚、实的阐发，但仍落实在具体技巧方面。此书涉及的内容不多，对技艺的探讨还比较简略。郑起潜《声律关键》对律赋技艺的研究进一步细化。该书首列律赋“五诀”，即认题、命意、择事、琢句、押韵(11)，全书围绕此五方面展开，重点更在分论律赋八韵的具体操作。其书对律赋技艺的探讨较唐人更为详细，涉及创作的方方面面，代表宋人律赋研究的水平。
清代律赋学理论一方面沿着唐宋人关注的律赋技巧继续深化，另一方面则又有新的追求。汪廷珍认为，“律赋与律诗一般，有一定之规矩”(12)，曹振镛亦云：“规矩之悬，津筏之导也；绳墨之设，管钥之授也。”(13)对规矩即格律的探讨仍是清代赋学的重点。以清代集成性的赋话余丙照《赋学指南》为例，其总目包括押韵、诠题、裁对、琢句、赋品、首段、次段、诸段、结段及炼局十个方面，诸如押韵、诠题、裁对、琢句、段落数者不出《声律关键》之外，只不过更为精细与新颖。律赋被用于科举，与时文极为相似，若要在举场中脱颖而出，技巧上的出新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因此，清人对律赋技巧的追求，用林联桂的总结就是“避熟趋新”与“因难见巧”，前者热衷揣摩新的技法，于是此前不经用的赋法得到清人的推崇；后者以难度见才思，由此取胜。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从馆阁中的赋法追求中总结经验，将其作为典范推扩到馆阁之外。余丙照《赋学指南》可谓律赋技法的集成式著作，其在十类之下，又细分小目，加以解析，并提供相应凡例便于学者揣摩。如“裁对”之下又分卦辞对、干支对、数目对、反正对、流水对五种，以反正对为例，“反正对有二，上两句或翻或宕或开，作反笔，下两句合到正面，此先反后正法也；上二句正诠题面，下两句或翻或宕或开，作反笔，此先正后反法也。皆赋中擒纵之法，最为便学”。各列四赋为例，诸如徐学琴《蟹簖赋》“不屑寄人篱下，自负横行；岂知入我彀中，终难壮往”，作为先反后正法的范例；又举李振钟《秋柳赋》“漫道今时憔悴，怯历风霜；须知曩日容颜，华如桃李”，作为先正后反法的典范(14)。这类对仗句法的探讨，其细腻程度远出《声律关键》之上。
不仅赋法的研磨远超前代，清代赋学理论家还超越法度，上升到律赋风格的层面，这是前人所未涉及的。清代赋论家一方面提炼唐宋律赋的风格，一方面总结本朝律赋的特质。汤聘《律赋衡裁》论唐赋风格云：“李程、王起，最擅时名；蒋防、谢观，如骖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为宗。其旁骛别趋而不受羁束者，则元白也。”(15)其首以“清新典雅”综括唐代律赋风格，由此后世将“清新”视为唐代律赋之正宗。李调元论宋代律赋时云：“宋人律赋，大率以清便为宗，流丽有余，而琢炼不足。故意致平浅，远逊唐人。”(16)此又以“清便”括宋人律赋。总之，“清”是唐宋律赋共同的品格。唐宋经典律赋呈现的艺术风貌，使得“清”成为律赋之体的标准风格，清代时赋亦是如此。朱一飞论律赋之品有四，首即“清”(17)。余丙照律赋四品中，第一品也是清秀品，即“清音袅袅，秀骨珊珊”，并说：“此近时风尚也。”又云：“赋品首贵清秀。不以堆垛浓艳见长，盖辞气清新，最易豁人心目；风骨秀逸，自能爽我精神。如此虽欠典博，亦觉动人。近来花样，断推此种。”(18)“清”之趣味盛行一时，自可见出清代律赋的风气。其时名家多以此为赋，如中期最具声望的吴锡麒赋“清而不浮，丽而不缛，其幽隽之思，雄迈之概，实为律赋中独辟之境”，与之齐名的顾元熙赋有“一种冷秀遒爽之致”(19)，实也属“清”。清代赋选中随处可见以“清”评赋者，如陈元龙《丰泽园修竹赋》“清新俊逸”（叶方宣、程奂若《本朝馆阁赋》卷三）、王如曾《瓶笙赋》“流丽清新”（吴锡麒《律赋清华》卷一）、顾夔《为善最乐赋》“清便宛转”（孙清达《竹笑轩赋钞》卷一）等等。清人从唐宋律赋中提炼出“清”的风格，将之上升到对律赋之体的要求，并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此种风格，由是一种律赋风尚形成。
当然，除“清”之外，余丙照之四品尚有“灵活无比，圆转自如”的洒脱品、“端庄流丽，蕴藉风流”的庄雅品、“古调独弹，自饶丰致”的古致品(20)；李元度《赋学正鹄》又列细切、庄雅、沉雄、博大、遒炼、神韵、高古诸类。在“清”为标准风格之外，亦允许多样性风貌的存在。这种状况的形成，与融古入律的赋学追求相关，这又体现在以下诸端。
一是骈体的铺排与古文的散行可增加律赋的气势。清人追溯律赋直接的源头，因而重视六朝骈文，而对骈文因素的吸纳，意在增强律赋的气势。江含春云：“作赋之妙，不外气机。气须清，又须盛，叙事有条不紊，浅深虚实一线穿成，此气清也；抑扬开合，提顿关锁，一气卷舒，篇如股，股如句，虽平仄有不调，对仗有不工，亦令阅者不觉，此气盛也。气势非揣摩古人骈体文不可。”(21)骈体之铺排最易酝酿出气势。同时，古文散体句法也能增加律赋的气势，鲍桂星论赋风倡导“遒厚”“典重”的“气韵沉雄”之风，正是得益于古文法则的引入(22)。李元度论“气机”云：“气机类者，赋非第板分层次而已，必以行气运机为要，能行气则空灵，否则堆砌；能运机则活脱，否则平庸……盖赋之用排偶，犹诗之有排律，杜工部长律，其对句必变化伸缩，出人意表，虽排比千百言，而与《北征》诸古诗一意单行者无异。所谓寓单行于排偶中也。本此意以为赋，则能以排山倒海之气，运水流花放之机。或翻空出奇，或逆折而入，或自难自解，或独往独来，每于路尽思穷时，忽开异境，其笔力纵横跌宕，顿挫淋漓，自有活虎生龙之妙。”(23)“寓单行于排偶”，也是融古文笔法于律赋对偶之中，从而创造出纵横跌宕的气势。李氏所列沉雄、博大、遒炼诸目也得自于此种笔法。
二是以古赋为律赋，使“沉博绝丽”与“清”融合为一体。潘遵祁云：“作赋不由唐人律赋寻取门径，虽有沉博绝丽之观，犹木衣绨绵、土披朱紫耳……取径自清，进以沉博绝丽，庶乎免涂附之诮矣。”(24)“沉博绝丽”是汉赋“铺采摛文”而彰显出的风貌，最典型的代表是司马相如，扬雄即以此评长卿之赋。合律赋之“清”及汉赋之“沉博绝丽”，是清人体悟出的学赋正途。以汉赋之风施于律赋之中，求臻至赋学之极则即“高古”，李元度云：“盖学者不究渊源，则根柢不厚，然非循序渐进，亦必不能骤追古人。今由层次、气机以递进于遒练、神韵，则已登古人之堂矣。由是择古赋之最精者以为鹄，即不难与古为徒也。”(25)其虽未云合“清”与“沉博绝丽”，实亦主张由律赋进而入古，并将“高古”一风树立为律赋极则。
三是化汉赋之神入律赋之中，形成“神韵”赋风。以神论赋，始于汉代，首倡者为扬雄，其“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便云：“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致邪？”(26)此外，他尚以心释神：“或问‘神’，曰：‘心。’”(27)可见扬雄所云神，类似于司马相如所云“赋家之心”，有天赋之义，故虽才高如长卿，亦云“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28)。由汉赋之神进而之于清代赋学之“神韵”，其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李元度云：“神韵类者，其妙不可言传。”(29)所重亦在不可言传之妙。清人重律赋之法又不愿死于法下，强调既能“神明乎律之中”，又能“化裁乎律之外”，对法度的超越是清人求取律赋神韵的内在动机，唐代律赋“其立局整而不滞，其用笔轻而不佻，其运典新而不僻，令人讽咏铿锵，而常得其意外巧妙，事外远致”，此即神韵，清人赞之为“真律赋之极轨”(30)，视神韵为律赋最高的境界，可以看出清人对此的向往之情。尽管清代律赋神韵论吸收诗学、八股制艺及古文等多种文体理论影响，但其中因古律融合而借鉴汉赋学的成分显而易见。
三 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以清代赋选、赋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尤重在前者，且以赋选证赋学，将赋作、赋选与赋学理论及批评结合，考察清代赋学的特征与成就，以具体个案为例，串联出有清一代赋学发展历程。具体来说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清代赋学的复兴，导源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清王朝为稳定统治，以作为汉文化象征的诗赋作为博学鸿词科试及翰詹大考的科目，以此彰显其继华夏正统的形象。文化政策刺激赋学的兴盛，康熙二十五年（1686），赵维烈《历代赋钞》、陆葇《历朝赋格》、王修玉《历朝赋楷》应运而生。康熙尤其注重汉唐赋学，盛世心态的激发下，他还命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尽收历代之赋，以稽古右文，追踪“三代之治”。清初一系列的文化措施，奠定了赋学兴盛的基础。
清代赋学显著之处在于馆阁试赋。从选拔庶吉士的廷试，到馆课、散馆及大考，以及由此诱发的童生试、书院试及南巡召试等，均试以律赋。由此，元明两朝饱受打击的律赋之学在清代获得肥沃的土壤，并迅速滋长繁茂起来。清代赋学的最重要成就乃是律赋之学的成熟完善，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馆阁试赋。由于馆阁赋被清人视为典范，形成“人编摹而户弦诵”的社会风尚，馆阁赋风主导着清代的律赋之学。
清代中后期，赋的地域化意识逐渐增强，出现一些以地域命名的赋选，诸如《闽南唐赋》、姜学渐《资中赋钞》、李恩绶《润州赋钞》、著人不详的《淮南赋钞》等，有些赋选虽不以地域命名，却体现出地域文化特征与学术风气，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元度《赋学正鹄》等，地域化倾向是赋由馆阁向整个社会普及的必然结果。当然，清代赋学虽然有地域化倾向，但并未如诗歌、古文乃至戏曲、骈文等文体形成地域性的赋学流派，由此可证赋仍是庙堂之文体，而非地域之文体。
期待进入翰苑者，自少即接受律赋写作的教育，清代家塾赋选极为突出。因为面向孩童，故技法的教学是主要内容。尽管前代如郑起潜《声律关键》对律赋之法有细致的分析，但与清人相比，仍有天壤之别。清代律赋之法的研究不仅全面，还很精深。且尽管是家塾赋选，却能摆脱法的约束，追求神韵、高古之律赋极则。当然，清代律赋之法，是由馆阁诸公引领时尚，即使家塾选本中的赋法分析，也不离词垣风气。
赋与书画的关系在清代仍旧密切，书赋现象屡见不鲜。如马传庚选赋之后翰林院主动承担书写之责，乾隆御制《盛京赋》后大臣以三十二篆体书写之，等等。书赋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值得深入考察。同时，明清小说融入辞赋作品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说明赋与小说本身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以赋写小说之现象虽不显著，但沈谦以律赋书写《红楼梦》尤其是对青年女性的描写，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俗赋多谐趣的话，至于清代，雅赋也参与到文章的“游戏”之中。
清代赋学文献浩瀚，内容广博，研究角度多元。对于清代赋选、赋话的研究，这本小书仅是尝鼎一脔。它的面世若能进一步推动清代赋学的研究，则笔者的写作初衷就算实现了。
(1)［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5—56页。
(2)［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1页。
(3)《历朝赋格》凡例，［清］陆葇评选：《历朝赋格》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第276、275页。
(4)《唐人赋钞序》，［清］邱先德选，邱士超笺评：《唐人赋钞》卷首，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5)《律赋必以集序》，［清］顾莼编：《律赋必以集》卷首，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菊坡精舍重刻本。
(6)［清］康绍镛：《七十家赋钞序》，见［清］张惠言辑：《七十家赋钞》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1册，第1页。
(7)《赋则序》，［清］鲍桂星：《赋则》卷首，见王冠辑：《赋话广聚》（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35—136页。
(8)《赋学正鹄序目》，［清］李元度编：《赋学正鹄》卷首，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9)《赋学正鹄序目》，《赋学正鹄》卷首。
(1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11)［宋］郑起潜：《声律关键》，《赋话广聚》（1），第31页。
(12)［清］汪廷珍：《作赋例言》，《赋话广聚》（3），第353页。
(13)《同馆律赋精萃自叙》引，［清］蒋攸铦辑：《同馆律赋精萃》卷首，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14)［清］余丙照：《增注赋学指南》卷四，《赋话广聚》（5），第161—162页。
(15)《律赋衡裁》例言，［清］周嘉猷、周
辑，汤聘评骘：《律赋衡裁》卷首，瀛经堂藏板。
(16)［清］李调元撰，詹杭伦、沈时蓉校证：《雨村赋话校证》卷五，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74页。
(17)［清］朱一飞：《赋谱》，［清］朱一飞编：《律赋拣金录》卷首，清乾隆壬子（1792）秋重镌。
(18)《增注赋学指南》卷六，《赋话广聚》（5），第211、213页。
(19)［清］景其濬辑：《四家赋钞》之吴锡麒《有正味斋赋稿》及顾元熙《兰修馆赋稿》题序，清咸丰三年（1853）董氏诵芬堂刻本。
(20)《增注赋学指南》卷六，《赋话广聚》（5），第211页。
(21)［清］江含春：《律赋说》，见［清］姜学渐辑：《资中赋钞》卷首，清同治丁卯（1867）新镌。
(22)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46页。
(23)《赋学正鹄序目》，《赋学正鹄》卷首。
(24)［清］潘遵祁：《唐律赋钞序》，［清］潘遵祁编：《唐律赋钞》卷首，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松堂刊本。
(25)《赋学正鹄序目》，《赋学正鹄》卷首。
(26)［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长卿赋有天才”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27)扬雄著，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137页。
(28)《西京杂记》卷二“百日成赋”条，第12页。
(29)《赋学正鹄》序目，《赋学正鹄》卷首。
(30)［清］殷寿彭：《四家赋钞序》，见［清］景其濬辑：《四家赋钞》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