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融合视域下的编辑概念论

学术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概念的逻辑。学者孙正聿曾经说过：“概念、范畴作为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它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地表现在它是阅读文本和观察现实的理论前提。”^[1]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都离不开概念体系的建立，事物概念构成了理论研究认识的逻辑起点。李频认为：“对于编辑学、出版学这样理论规范水平较低的新兴初创学科，概念史视角的清理才是学术史、学科史反思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因为刚才提及的核心概念的逻辑展开构成理论。”^[2]无论是从创始时间角度，还是从学科规范角度来看，编辑学的确是一门“新兴初创”学科，编辑理论研究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与历史、文学、经济学等有着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发展史的学科相比，编辑学学科的完善度、成熟度相去甚远。但是，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初始逻辑，是从编辑概念的争鸣、思辨和确认开始的，是从寻求编辑定义的共识、认同开始的，并在编辑理论初创阶段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形成了尽管先天不足却略成体系的编辑理论架构。姬建敏在《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一书中论述了编辑学发展的历程，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原始学科阶段，二是常规科学阶段。她认为，从1949年到1980年是编辑学研究的萌芽时期。她详细地梳理了这一段编辑理论研究的成果，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编辑理论著作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她说：“从1949年编辑学诞生到1980年以前的30多年，尽管内地的编辑学研究不成气候，不成规模，单薄分散、成果寥寥，但同受我国优秀民族文化滋润和浸染的港台地区的编辑学研究，却成就不凡。他们对普通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对编辑学实务的探讨、对新闻编辑学、杂志编辑学等分支科学的探索，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技术的介绍和翻译，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编辑学研究的进程。”^[3]从1980年到当下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编辑学的常规科学阶段，并被分为酝酿与复苏、深化和发展、研究转型三个阶段。她认为，1979年到1989年是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复苏与崛起时期，又可分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酝酿与复苏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崛起期两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被称为编辑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期。2000年至2009年被认为编辑学研究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编辑理论研究“实现了从原始科学阶段到常规科学阶段的‘质’的跨越”。她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编辑学研究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拉开的又一个30年的序幕使编辑学这门学科日渐具备了‘常规’的特点。首先，研究的广度涵括了一门完整成熟的学科所应具备的所有门类……其次，研究的深度达到了概念规范、范畴清晰、架构科学、脉络完整的层次，学科本身在规范性的层面上具备了独有性和自我规定性。再次，一支由编辑出版业界人员、高等院校教师、研究机构工作人员、民间组织成员等构成的研究队伍不仅在规模上蔚为可观，而且来源各异、层次多样，使整个研究队伍的构成相对比较合理。”^[4]编辑学研究两个阶段的划分为更好地认识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就这两个阶段本身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编辑理论的发展都绕不开对编辑概念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思辨和论述。比如，在第一个阶段，荆溪人的《新闻编辑学》、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等对编辑概念的论述。在第二阶段，不同学者对有关编辑概念的论述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形成了不同的编辑流派。因此，从学科发展史的视角来看，编辑概念构成了编辑学学科构建的中心支点，既是编辑学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编辑理论体系建构的概念基石，更是编辑学学科提升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进入媒介融合时代之后，伴随着编辑实践的变化，编辑概念重新进入了理论认识的视线，重新成为编辑理论探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