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编辑概念的认知历程、流派形成与核心争议
在编辑学科和编辑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编辑概念始终是编辑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学界逐步认识到编辑概念研究的重要意义，逐步深入编辑概念的内在构成，积累了编辑概念研究的重要经验，经历了编辑概念认知的独特历程，呈现阶段性认知特征、焦点和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编辑理论流派。在这些编辑理论流派中，编辑概念成为彼此争议的认知焦点，表现出不同视角的认知偏差，总体上拓展着编辑概念的认知深度和广度。因此，要认识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编辑概念，就有必要首先梳理编辑概念的认知历程。
一 编辑概念的认知历程
编辑理论和编辑学科是两个概念，编辑理论是编辑学科的核心内容，反映着编辑学科发展的水平。编辑学科是具有学科意义的编辑研究体系。编辑学科的发展水平，反过来影响着编辑理论的认识程度。而编辑概念又是编辑理论的概念基石。因此，从编辑学科的发展来认识编辑概念发展的逻辑演变就有着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如果认同姬建敏将编辑学科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编辑概念的认知在这两个阶段同样表现出不同的偏向、焦点。
（一）原始学科阶段的编辑概念认知
在原始学科阶段，编辑学刚刚萌芽兴生。广大编辑学者们对编辑理论的认识尽管呈现自觉状态，但整个理论认识着眼点还没有进入核心概念认知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理论认识成果更多地集中在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同时部门编辑学的味道甚重。这一时期诞生的第一部编辑学专著——李次民的《编辑学》，“主要从新闻学、新闻编辑入手探讨编辑学的有关问题，不但开我国编辑学研究之先河，而且该书已具有普遍编辑学的意味，为构建普通编辑学体系开了一个好头”[5]。作为第一部编辑学专著，该书论述的重点问题是新闻编辑业务实践问题。尽管也有相关章节论述编辑主体问题，还有期刊编辑问题，但是对作为编辑理论的编辑概念问题的探讨却付诸阙如。就这部书的研究对象视野来看，既有新闻编辑业务的探讨，也有期刊编辑实践的分析，编辑活动对象呈现贯通不同媒介形态的普通编辑学研究倾向。但是，这一普通编辑学视野更多的是一种不自觉的媒介形态观照。如果这种分类认识能够对具体媒介形态的编辑活动进行一种界定，这部专著的编辑理论认识色彩就会更为浓郁。
李次民《编辑学》之后出版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一书，也是这一时期编辑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尽管它是一部教科书性质的专著，但是对编辑活动的研究相当广泛，既包括对编辑原理的认识，也有对编辑职业特性的认识，还有对不同书刊编辑类型的分论。如同姬建敏所言，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突出编辑实践的应用性。她说：“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要求比较强的学科，对实用技术、具体操作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亟须编辑出版人才的状况下，《大纲》重实用，重基本知识、技能的传授，不仅实用特色明显，而且也确实是现实需要。”[6]实用性特色无疑削弱了这部教科书的编辑学研究理论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在编辑概念的认识上依然没有予以更多关注，编辑概念的认识空白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中国编辑学研究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部门编辑研究的专著。比如，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荆溪人的《新闻编辑学》、张觉民的《现代杂志编辑学》和胡传厚的《编辑理论与实务》等。这些专著大多是部门编辑学之作，强调对部门编辑业务实践的梳理和认知。以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为例，论述的焦点是杂志编辑工作流程、编辑工作方法和杂志编辑主体的基本素养要求。从研究特色来看，这一部门编辑学研究最大的特色是较早地引入了西方传播学理论，并将其作为编辑理论认识的思想资源。“他利用传播学关于传播功能的理论，阐释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书籍都在‘守望’、‘报警’、‘交流意见’、‘促成行动’以及‘教导’等方面发挥文化的功能；他利用传播学关于‘受众’的理论，论述读者——杂志的读者是一群‘看不见的人’，认清读者是杂志编辑必须遵守的第一个信条；‘任何读者都想扩大他的安全边际’，在制订杂志编辑方针时，只有针对读者的安全边际、识字能力、获得信息的途径、财力、阅读习惯等进行策划，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7]由于余也鲁师出西方传播奠基人之一施拉姆，因此赋予了编辑理论研究以鲜明的传播学视角。这当然极大地深化了杂志编辑理论认识的深度，拓展了杂志编辑活动认识的边界和方式。但是，《杂志编辑学》的编辑理论研究仍然在编辑概念上存在认知“盲区”问题。这一时期在编辑概念认知上有所突破的是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一书。姬建敏在论述这部书的学科史价值时指出：“特别是它对新闻编辑学所下的定义，对新闻编辑责任、义务、工作、学理的探讨，在凸显了该书学术性强的特性以外，大大提高了编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属性，对1949年刚刚亮出牌子的编辑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大的推进、大的跨越。尤其是它直截了当地以‘新闻编辑学’为书名，可以说是开我国分支编辑学研究之先河。”[8]《新闻编辑学》对新闻编辑概念的认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编辑重要性的论述，即阐述了新闻编辑工作之于新闻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对新闻编辑学的定义，即明确提出了新闻编辑学的概念、范围。三是新闻编辑的任务，即较为翔实地论述了新闻编辑工作的内容。四是新闻编辑的责任，即强调了新闻编辑工作者的职业作风要求。这四个方面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以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为认识起点，到新闻编辑学的概念，再具体到新闻编辑工作本身的内涵，继而到新闻编辑主体的责任。有意思的是，作者对新闻编辑学的定义，是在没有理清新闻编辑概念基础上得出的，似乎新闻编辑概念在当时是一个无须厘定的共识。换句话说，作者论述了什么是新闻编辑学，但并没有论述新闻编辑概念。在这里，概念范畴性质的新闻编辑被工作内容性质的新闻编辑任务所取代，尽管从理论认识角度来看显得有些突兀，但是其已经开始进入部门编辑概念的表层认识阶段。这一时期，与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同名的另一部《新闻编辑学》是由荆溪人撰写的。该书在编辑概念的论述上同样是以工作内容来统观和代替概念厘定。在上编第1～4章中，作者论述了编辑学与新闻编辑、报纸的风格、新闻编辑与报道、新闻编辑的任务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关新闻编辑的任务论述，对于更好地认识新闻编辑的本质意义具有重要的思想认识价值。
当然，在这一时期，除了以上论著，张觉民的《现代杂志编辑学》和胡传厚的《编辑理论与实务》都或多或少涉及对编辑概念的认识，但是整体上都存在概念认知盲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对编辑概念的认识，即使是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也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一状况当与编辑学处于初创阶段密不可分。在原始学科阶段，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的认识还处于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变的阶段，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总结要多于对编辑活动内在规律的认知。编辑论著的理论色彩还没有发展到名副其实的地步，编辑学界的理论认识自觉还处于蹒跚起步阶段。这也是为什么该时期编辑学论著更多关注“编辑操作”“编辑业务”等具体问题。
（二）常规学科阶段的编辑概念认知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伴随着传媒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整个传媒出版业发展步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编辑理论研究也逐渐从蹒跚起步走向方兴未艾，编辑概念的认知进入自觉探索、深度争鸣的阶段。从时间历程看，按照姬建敏的观点，这一时期编辑学科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9～1989年的酝酿与复苏期、1990～1999年的深化和发展期、2000～2009年的转型探索期。作为编辑学科重要组成的编辑理论研究，也大致可以分为这三个时期，学界有关编辑概念的认识由此也具有这三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即不同阶段编辑概念的认识表现出不同的水平、向度和观念。从编辑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从1979年到2009年这30年，编辑理论发展遵循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升华、从部门探析到总体观照这样一个循环上升、逐步深化的认知过程。作为编辑理论大厦建构的基石，编辑概念的认知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概括到抽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编辑概念认知的现实来看，这一时期编辑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部门编辑学厘定到普通编辑学深入争鸣的过程。在部门编辑学视角下，出版编辑概念的争论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了与出版编辑概念紧密相连的出版概念的辩证认识，甚至引发了编辑和出版关系的大讨论。在普通编辑学视角下，对编辑概念的认知同样观点纷呈、角度多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编辑理论的不同流派。从学科史发展逻辑来看，编辑概念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编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任何一个阶段编辑概念认识的深化，都引发了编辑学科研究重点和路径的转变，成为对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变量因素。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编辑概念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部门编辑概念的厘定，二是普通编辑学概念的探讨。尽管这两个层面有时又很难做出明晰的区分，但是概念的争鸣在这两个层面的认识较有理论建构的价值。因此，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编辑概念在这一时期的认知走向。
1.部门编辑概念的认知
部门编辑学编辑概念认知是这一时期编辑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如前所述，在上一个时期编辑概念认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部门编辑学研究虽然开始兴起，并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但是重应用实践而轻理论探讨的问题突出。与之前不同，新时期部门编辑学研究发展向纵深推进，在重视编辑实践的同时理论研究开始深化。比如，徐柏容的《期刊编辑学》一书相比于此前的《杂志编辑学》就不再仅仅是业务实践层面的探讨，而涉及对期刊编辑活动概念认识。作者在此书中专设第四章《期刊编辑》，对期刊编辑活动的性质、作用和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提出了期刊编辑媒介生产的重要性。他说：“为什么要研究期刊编辑？因为期刊是编辑出来的，没有编辑就没有期刊，期刊是不能离开编辑的。”[9]他又进一步指出编辑决定期刊的气质和风格。他说：“不仅期刊要靠编辑编成，没有编辑就没有期刊，而且，编辑与期刊的关系还要更为密切得多：有怎样的编辑，就有怎样的期刊。”[10]这样就将对期刊编辑功能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期刊编辑对期刊媒介的生成具有主导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尝试提出了期刊编辑概念问题。作者认为：“所谓期刊编辑，是区别于书籍编辑、报纸编辑等的一种称呼。但是，在期刊编辑中，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区分，它自身也是一个复合结构体。”[11]尽管在之后的论述中，作者对期刊编辑的“复合结构体”性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就整个期刊编辑概念的厘定来说，还存在抽象认识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对期刊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进行说明。
这一时期与期刊编辑学相对应的，还有《书籍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分支编辑学研究。阙道隆、徐柏荣和林穗芳的《书籍编辑学》一书是这一时期书籍编辑活动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书籍编辑活动。上编为书籍编辑的原理和范畴，下编为书籍编辑实践和方法。上编不仅详细地探讨了“编辑”概念，而且分析了书籍编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该书认为，“‘编辑’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其发展趋势是把著述劳动与编辑劳动区别开来”。[12]由此，该书认为书籍编辑的概念本质就是“为出版准备书稿”。他们提出：“在现代，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的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依照一定的方针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稿件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概括地说是‘为向公众传播准备稿件’，对出版社书籍编辑来说，就是‘为出版准备书稿’。”[13]在这里，该书明确地提出了书籍编辑的概念，指出了书籍编辑活动的本质是“为出版准备书稿”。从这一概念出发，作者提出了书籍编辑过程。他们说：“现代出版事业兴起后，编辑活动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编辑工作的规模扩大了，分工严密了，编辑过程也延伸了，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看样等成为编辑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14]他们认为，书籍编辑过程具有整体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编辑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15]。编辑过程包括前期编辑工作、中期编辑工作和后期编辑工作。由此不难看出，该书对书籍编辑概念的认识是立足于编辑和出版、编辑和著作活动的关系。从编辑和著作活动关系来看，编辑活动有着不同于著作活动的地方，“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就应该具有与作者活动不同的本质特征。从编辑和出版的关系来看，编辑和出版是一个具有前后关系的逻辑性存在。作者认为，编辑是出版工作的前期准备，自然具有准备性的特征。因此作者提出：“现代书籍编辑活动不同于著作活动，它不直接创造精神产品，而是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要，综合分析文化信息、出版资源和市场走向，做书籍生产的规划设计和组织工作；然后以作者的原稿和文献资料为对象，做选择、优化工作。”[16]应该说，这一书籍编辑概念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已经开始通过深入书籍编辑活动的本质来认识概念本身，符合概念认识的基本逻辑，并且指出了书籍编辑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编辑概念的定义逻辑是从编辑和作者活动的区别开始无疑值得肯定的，但是，作者的创作活动相对于媒介生产而言，也是一种“准备性”活动，都是媒介生产的重要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在出版概念没有厘定的前提下，单单将书籍编辑概念确定为出版前期的准备活动无疑在认识上存在逻辑的漏洞。
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也是这一时期分支编辑学研究的重量之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报业发展极为迅速，各种类型报纸和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纷纷创办，报纸编辑活动由此成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1982年他出版了《报纸编辑学》一书，后又修订完善为《报纸编辑学教程》。在这部书中，他提出报纸编辑的概念、特征、研究任务。他认为，报纸编辑工作不同于书籍、期刊和广播电视编辑工作，有着自身特有的属性。在比较了报纸编辑与书籍、期刊和广播电视工作的异同之后，他说：“报纸编辑工作，以新闻信息为主要传播内容，并以文字、图像和版面语言为主要传播符号，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连续性。版面语言是报纸编辑工作特殊的表现手段。版面通过对稿件的不同编排组合，向读者间接、含蓄地传达出臧否褒贬、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从而赋予报纸一种特殊的传播效果。”[17]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报纸编辑的地位、作用，认为报纸编辑是报纸工作的主体。他说：“报纸是读者的精神文化食粮。报纸以什么样的内容和面貌奉献给读者，最终由编辑来决定。编辑在整个报纸出版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主导的作用。它是制成一张报纸的指挥者、组织者和执行者。”[18]从论述重点来看，《报纸编辑学教程》一书带有鲜明的应用特色，主要围绕报纸编辑工作流程和具体业务展开，如稿件分析、稿件修改、新闻标题、版面的内容配置、版面剖析、版面的设计和副刊等。这一研究特色与作者对报纸编辑学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即他认为报纸编辑学说到底是一门应用学科。他说：“报纸编辑学以编辑业务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因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报纸编辑学比其他学科更加重视实践经验的研究。因为报纸编辑业务的活动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时新日新，广大办报人员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离开了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就可能使研究脱离实际，而不能指导实际工作。”[19]从编辑概念角度来看，这部书对报纸编辑工作概念进行了经验现象式的论述，既有不同媒介特性的比较，也有本体媒介的同一性认定，即以“文字、图像和版面语言为主要传播符号”，应该说已经切近了编辑概念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在影视编辑活动上，有张晓菲的《影视编辑学》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提出了三大传播媒介和三大传播时代，即口语对话传播时代、文字书契传播时代和影视声屏传播时代。她认为，影视媒介的编辑活动不同于文字媒介的编辑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编辑工作对象不同，影视媒介是“多种符号综合而成的一种系统工程”。二是编辑主体不同，影视媒介是“自始至终由编剧、导演、剪辑师与采摄、制作、录音合成人员等通力协作的活动”，具有编辑主体的多元性。三是高速度的特征，即“一切都是在极短时间内高速进行”。四是编辑型态的现代性，影视媒介“是高科技，利用微电子、编辑机等手段完成编辑活动”[20]。在此基础上，作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电影的编辑业务、电视编辑业务。从概念角度来看，作者回避了影视编辑概念的探讨，认为影视编辑使“编辑概念的内容大大增加了，丰富了”，“其概念外延的扩大，必然使其内涵缩小”[21]，但没有对编辑概念的变化进行深入论述。
以上只是分析了这一时期部门编辑学研究的几部重要论述中有关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学界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已经从业务层面的探讨发展到部门编辑概念的厘定这样一个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门编辑概念的界定成为部门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在创始学科阶段，部门编辑学研究尽管已经开展，但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混沌不清，甚至付诸阙如。到了常规学科阶段之后，学界对编辑概念的认识更加重视，更加自觉，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成为建构部门编辑学的前提。因此，大部分部门编辑学论著对部门编辑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论述，由此使部门编辑概念的认知与部门编辑理论体系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逻辑混乱、过于简化等问题。尽管这一时期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上升到了抽象概括阶段，不同部门编辑概念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但是整体认识水平还较为粗浅，无论是对编辑概念本身还是对部门编辑概念的认识，在整体逻辑思辨上都没有充分地展开。比如，还没有理清“编辑”概念的基本内涵，没有弄清部门编辑活动和普通编辑活动的内在关系等。
2.普通编辑概念的争鸣
普通编辑学是伴随着部门编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提出普通编辑学概念的是陈仲雍。他在《科学地编辑和编辑的科学》一文中指出，“应当提倡科学地编辑，提倡编辑科学”。[22]他说：“图书是精神财富的一种物质承担形式。从稿件到图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演化和结果。编辑学研究这个矛盾，揭示它的规律性，以利我们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达到图书增添精神财富的目的。”[2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建立以普通编辑学、编辑过程学、各科编辑学、技术编辑学、编辑工作管理学、现代化编辑学为分支的编辑科学体系。他说：“编辑科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少数人、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支越来越壮大的编辑队伍，如果组织得当，领导有方，目的是可以达到的。”[24]之后，围绕普通编辑学的探讨开始开展起来。比如，出版于1989年的王振铎和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明确地提出了具有普通编辑学意义的编辑概念。作者指出：“考虑到在出版业之前和出版业之外还大量存在着编辑活动，也考虑到单纯地为出版而从事的编辑活动的商品生产的局限性，我们强调编辑活动在缔构社会文化方面的整体价值。”[25]正是因为跳出了出版来认识编辑活动，作者才将编辑活动的范围拓展到“各种符号记载系统”[26]，并提出了颇具争议的普通编辑学概念。作者提出：“具体地设计、组织、审读、编修各种典章文籍、书报杂志以及声像作品等精神文化工程的活动，都称为编辑活动。”[27]这样就将编辑概念的认识对象推进到更为宽泛的地步，形成了与部门编辑学交相辉映的编辑概念认知。从全书框架上来看，《编辑学通论》在对编辑活动性质和概念进行阐述之后，又分门别类地论述社会科学学术文稿、自然科学学术文稿、文艺稿件、新闻稿件、广播、影视、方志、教材、工具书编辑的基本任务、特征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尽管提出了具有普通编辑学意义的编辑活动范围，但是，《编辑学通论》一书并没有对编辑概念进行较为明确的厘定，而这一厘定肇始于王振铎的“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提出。在《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中，王振铎提出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文化缔构。 他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编辑把人类个体的、分散的、独特的精神创造物，如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著作手稿等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有目的地加以审理组织、分类编排，缔结构造成为整体的、社会通行的文化知识建筑物。”[28]文化缔构编辑观提出之后，在整个编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鸣。一些论者认为，这个论断将编辑活动等同于文化活动，难免有泛化编辑概念之嫌和混淆编辑活动范围之歧义。比如，学者王华良在《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针锋相对地对王振铎的文化缔构编辑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文化缔构编辑观忽视了著作活动和编辑活动的区别，将编辑活动范围过度扩大，导致了编辑概念的泛化。他说：“又如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提出，对于编辑学基本原理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编辑活动与社会文化缔构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层次上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编辑虽然不是作者，不以加工原生信息、缔造知识为业；也不像文化管理部门那样通过法规、指令、计划等行政手段结构社会的文化系统。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作者为社会缔造什么的知识成果，社会结构出什么样的文化系统，却一点也离不开编辑的选择、组织、推动。编辑的每一个实践环节都是在促成文化缔构活动的有序与优化。……但是，由于作者把编辑活动这个概念泛化为人类的文化缔构活动，并由此明确地宣布说‘我们可以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文化知识缔构活动’，整个研究对象和目标就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和错位。”[29]王华良认为，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区分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的本质不同，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编辑概念外延无限扩大，使得编辑概念的认识陷入混沌。他说：“从‘编辑’概念的界定开始，就努力把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区别开来，能为编辑学大厦的建筑献上一砖一瓦；把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混淆在一起，使‘编辑’概念泛化，则只能得到某种外观宏伟而结构松散的构件。”[30]针对编辑概念泛化的质疑，王振铎主动回应，撰写并刊发了《编辑学学科建设与编辑概念的发展——兼答所谓编辑概念泛化问题》一文，对王华良的质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回应，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掀起了编辑概念争鸣的高潮。他说：“《问题》一文硬说，‘文化缔构编辑观’把编辑活动与著作活动混淆起来，把编辑与著作合在一个概念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观点中所指的‘文化’，是狭义的精神文化，是人们的心智创造活动，这是事先再再说明了的。之所以叫‘文化缔构’而不叫‘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建设’‘文化传播’‘文化选择’等等，我们是反复考虑过的。最后选定‘缔构’一词，就是因为‘缔构’不管从本义还是从引申义来看，都最能表述编辑活动的‘组织’特性或‘结构’特性，既含有创造性、生产性、积累性的某些意思，又含有组织传播、结合构成、选择审定等意思。”[31]这一次争鸣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编辑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标志着编辑学界对编辑概念认识进入了集体自觉的状态。从王华良的质疑来看，他提出了编辑概念认识的方法论问题，纠正了此前学界有关编辑概念认识在方法论上的理性缺失。他说：“所以概念的多样化并不是坏事，可能是好事，许多学科都有概念众说纷纭、学派林林总总的状况，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如何使概念的界定科学化却大有学问。其中的方法论问题值得认真研究。”[32]在此文中，王华良提出编辑概念认识过程中要重视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论。他说：“科学地界定事物的概念，最好的方法无疑是历史和逻辑统一方法，界定‘编辑’概念，同样需要这样的方法。”[33]从王振铎的回应来看，他也正面回答了编辑概念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说：“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如果从形式逻辑上说，并不那么简单的话，从辩证逻辑上说，就更不简单了。要想获取科学的编辑概念，建设起系统的编辑学理论，我们需要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用多种思路、多种方法，对编辑活动的多种关系、多种层面、多种模式和多种功能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这里既需要历史地、具体地描述，也需要逻辑地、抽象地概括和思辨。科学的方法论，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即历史描述与逻辑抽象相结合的方法论。”[34]从两位学者的论述来看，他们都认为科学方法论在编辑概念认识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都认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不同的则是，在认识编辑概念过程中如何实现历史和逻辑认识的有机统一。尽管在这次争鸣中，王振铎对王华良的编辑概念的质疑进行了反向论证和正向驳斥，但是，“泛化”的质疑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文化”边界问题。这也是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媒介文化和媒介缔构的原因所在。从效果上来说，这一有关编辑概念认识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为之后编辑概念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构成了编辑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进入高峰的重要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有关编辑概念的争鸣，不只方法论层面，还有价值论层面，更有认识论层面。从争鸣焦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编辑概念内涵认识上表现出很大歧异。一是普通编辑概念和出版编辑概念的争鸣。在普通编辑学意义的编辑概念提出的同时，还有很多编辑学者认为编辑概念应该坚守出版编辑本位，并不认同出版之外的编辑概念认知。前面所述的王华良对编辑概念泛化的批评，实际上正是对普通编辑学概念认识的一种质疑。再如，张如法在《简评“人类编辑活动”与“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中认为，文化缔构编辑观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泛化。他说：“阅读王振铎关于‘人类编辑活动’与‘文化缔构编辑观’的论述文字，人们就常会面对逻辑上的矛盾与混乱。”[35]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混乱主要在于作者研究对象不准确，没有明确编辑活动范围的职业性。他说：“王振铎对‘编辑学’概念的泛化是与对‘编辑’概念的泛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编辑’概念泛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定位不准确，而定位之所以不准确，则与注意事物的共同性而忽视事物的特殊性以及抓住现象而忽视本质的思想方法有关。”[36]在张如法看来，王振铎的编辑概念一开始就是在编辑活动对象没有界定清楚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因此出现定位不准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刘光裕也对编辑概念的泛化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编辑活动是出版活动的产物，有出版才有编辑。他说：“编辑是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37]这一概念就将编辑活动的范围界定在出版活动之内，实际上是凸显了出版本位的编辑概念。
二是普通编辑概念内涵认知的差异。在强调部门编辑概念的同时，很多学者逐渐地认识到普通编辑活动的存在。即使是较为重视出版本位编辑概念的刘光裕在之后的论述中也承认在图书出版之外的其他媒介传播中仍然存在着种种编辑活动。在《“有出版才有编辑”——谈编辑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中，他指出出版业之外的其他媒介传播活动中也存在职业编辑活动，是现代编辑的发展。他说：“传播业在20世纪取得空前发展，除了出版业继续兴旺发达外，又新增加了广播业、电视业、电影业等。因此，在出版编辑之外，又增加了广播编辑、电视编辑等。这表明现代编辑的范围扩大了，它是随着传播业的范围而扩大的。传播业扩大到哪里，编辑活动就出现在哪里。”[38]在这里，刘光裕提出了一个编辑与传播关系的重大问题，并认为传播离不开编辑，“传播业扩大到哪里，编辑活动就出现在哪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己对编辑活动研究对象的认识。林穗芳也是如此。在《“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出版活动之外也存在大量的专业编辑活动。他说：“前几年探讨编辑概念时，曾参考西方各种辞书的有关解释，把‘编辑’一词的含义概括为‘为出版准备稿件’。‘准备’是个模糊语，为了能说明现代图书编辑工作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又提出了一个内容较详尽的解义方案（见拙文《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出版发行研究》1987年第2期）。现在看来，两种释义都有局限性，因为编辑工作已远远超出图书和出版物的范围，最好能找到一种可以涵盖古今各种类型的编辑工作的释义，这就需要探讨古今编辑概念的演变及其异同。”[39]在这里，他已经指出编辑概念的认识既要贯通古今，又要连接不同媒介，即“各种类型的编辑工作的释义”。由上可以看出，从部门编辑学到普通编辑学意义的编辑概念的认识，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正是在对编辑概念的认识过程中，广大编辑学者重新发现了编辑活动的范围和边界。但是，在拓展了编辑活动边界之后的概念认识上却没有达成相对的一致，甚至产生了同样激烈的争论。比如，与王振铎文化缔构编辑观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普通编辑学编辑概念认识——信息知识序化编辑观——在这一时期同样也有着较大影响。信息知识序化编辑观是由任定华提出的。在《关于编辑与编辑学对象及其概念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编辑活动的本质是信息知识的有序化、载体化与社会化。他说：“根据对编辑对象、基本属性和要素的考察，遵守界定编辑概念一般原则，编辑是信息、知识有序化、载体化与社会化的业务活动。”[40]他认为，这个定义避免了编辑概念泛化和窄化两种认识倾向，真正地切中了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体现了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他说：“编辑有着自身生动的、具体的、实在的对象，编辑对象又有着其物质与精神属性的本质，唯有抓住这些本质，才能给出科学的概念。”[41]在这一定义基础上，任定华提出了编辑活动的信息、知识有序律，信息、知识载体结合律和信息、知识传播律，并将此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除此之外，认同普通编辑活动的存在并提出了编辑概念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林穗芳提出编辑概念为：“对主要是别人的作品和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42]他认为，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是选择和加工。他说：“释义突出编辑‘选择’和‘加工’这两个特征，其中‘选择’是第一位的，选题、组稿、审稿等工作环节是为稿件（作品和材料）的选择作准备，‘加工’是使被选用的稿件符合复制传播的要求而必须做的工作。”[43]在林穗芳看来，这个编辑概念一方面兼顾了编辑活动范围的外扩，另一方面对编辑活动与著作活动进行了区分。由上论述可见，编辑概念的认识始终构成了编辑学常规学科阶段的重要理论命题，成为广大编辑学者争鸣认识的焦点问题。
（二）编辑理论流派出现和编辑概念认知的转向
1.编辑理论流派的形成
在编辑概念争鸣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广大编辑学人不断地拓展编辑理论研究的深广度。编辑理论建构力度日益强大，编辑学科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步伐很大。尤其是，理论建构不断深入，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流派，显示了编辑学研究的斐然实绩。这些理论流派研究角度不同，核心观点相异，彼此交锋，互相碰撞，不仅促成了编辑学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而且推动着编辑学研究朝着纵深层面发展。李立范在《编辑学研究的流派现象》一文中最早提出编辑学研究流派现象的出现。他说，伴随着编辑学研究的深化，编辑学研究成果“逐步分化为两大类别”，“已开始出现并形成明确的流派”[44]。在该文中，他认为“编辑学研究流派的兴起和形成是客观事实”[45]，并认为编辑学研究流派的形式是编辑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说：“回顾编辑学研究历史，编辑学研究流派的形成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1987年以前，为编辑学研究呈众说并存的初创期；1987年出现了‘积累论’对‘框架论’的挑战，两大流派已具雏形；1989年至今，‘积累论’和‘框架论’在争论和探讨中不断自我完善、充分发展，已进入两大流派并列称雄的时期。”[46]这一“框架”和“积累”两大流派的划分是从研究者认识方法的差异出发而得出的认识。他认为，“框架派”侧重于总体认知角度，强化历史和宏观认知，编辑学理论建设以“迅速构筑学科理论框架”为目标。而“积累”派的研究遵循个体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强调编辑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理论抽象，目标侧重于“编辑学个别规律及具体实践的总结”。从编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确实存在以建构普通编辑学和部门编辑学为别的两大研究倾向。但是，在认识方法上两者并无二致。以致力于普通编辑学建构的王振铎为例，他在“媒体文化缔构观”的理论认识中并不排斥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相反，这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应该遵循的科学认识规律。李立范提出了编辑理论流派，看到了编辑理论研究的差异性，具有积极的意义。问题是，他的流派划分依据耐人琢磨。对编辑学理论研究进行流派划分的，还有丛林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一文。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编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新的阶段，“构建了编辑学理论框架，彻底破除了‘编辑无学’的成见”。他认为，编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理论流派和理论流派的融合问题。他说：“据我看来，在编辑学研究过程中，至少形成了三个理论派别，即：以王振铎等为代表的，以文化社会学为立论背景，以编辑在人类文化知识承袭传递中的作用为立论基础的‘文化缔构’派；以刘光裕等为代表的，以现代出版学为立论背景，以编辑史出版传播的中介环节为立论基础的‘中介服务’派；以任定华等为代表的，以大传播学为立论背景，以在信息社会中编辑史媒介模式的创造者、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为立论依据的‘信息传播派’。”[47]在这个论述中，作者清楚地论述了这个三个流派划分的依据，即不同流派的立论基础和立论背景，构成了他们认识差异性的来源。这三个流派的划分的确切中了当时编辑理论纷争的实际状况，但是理论流派划分显得过于简单化，一是没有具体地分析不同编辑理论流派的体系构成和具体观点，二是理论流派的整体划分还不够完整，忽略了其他一些流派的存在。著名编辑学研究者邵益文对编辑理论流派也有过简要划分。在《关于本世纪头五年编辑学研讨中几个问题的情况简述》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编辑学派而不是编辑流派的概念。他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观点，而不同观点的不断深化和逐步趋向稳定，就逐渐形成学派。”[48]在这一概念基础上，他认为我国编辑学理论学派大致有三个：一是以河南大学王振铎为代表的“文化缔构论”，倡导文化缔构的编辑观；二是以西安科技大学任定华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派”，主张编辑本质的“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和社会化”；三是以“出版业人员和资深编辑为代表的“编辑本体派”，认为编辑活动本质是“选择、优化和组合”[49]。很明显，邵益文编辑理论学派的划分，既有编辑理论视角的因素，也有研究主体身份的标准。在这个认识中，有两点别有意味。一是编辑学派的概念提出，要比流派概念更有学术共同体意识。二是他提出的“编辑本体派”称谓，在概念认识上似乎有着含混之处。总体而言，理论流派认识已是编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些编辑学研究者对这个现象开始进行关注。但是，这些认识，无论是对理论流派本身，还是对编辑理论流派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更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
理论流派的出现，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说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进入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历史学者李振宏认为，理论流派的出现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是学术观点争鸣的产物，也是学术研究深化的需要。他说：“任何学术都是要在充满活力的学派林立的局面中获得生命力的。如果没有不同学术理念、不同历史观的认知、不同学术风格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对立和争鸣，学术生命就会窒息。”[50]他认为，学派的本质是学术共同体，“即一个由共同体的价值观体系、共同的方法论思想（即解释体系）和坚守共同认识领域的人形成的学术共同体”。[51]由此，他提出判断一个学派是否成立要依赖四个要素。一是有共同坚守而又区别于他人的价值观体系和系统的方法论思想。二是“有共同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宗旨，亦即学术目的性问题”。三是有共同的概念体系或话语体系。四是有明确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如果说李振宏这四个判断理论流派是否形成的标准是成立的，那么大致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编辑理论流派也是成立的。编辑概念是编辑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编辑本质则是编辑概念认识的关键所在。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有学术目的性，都是致力于编辑理论研究的发展；二是有共同的概念体系，在编辑概念、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上形成较为相近或一致的认识；三是有共同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或者说“独特的价值观体系和系统的方法论思想”；四是都有较有代表性人物的出现，并形成了观点相近或大致相近的研究群体。因此，编辑理论研究流派的出现，应该是客观存在的，是编辑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在理论流派的划分上，“既要注意到研究视角的不同，还要看到编辑观认识的群体性特征，更要抓住他们在编辑概念和编辑本质问题上的不同认识”[52]。笔者认为，编辑理论流派的划分也要回到李振宏提出的四个要素上来，尤其是回到对编辑概念这个核心问题的认识和对代表性人物的分析上来。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尝试给编辑理论流派做如下划分。
一是“选择优化”派。“选择优化”派构成了编辑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这一流派的核心观点是将编辑本质归纳为选择和优化，或者完善，代表人物是阙道隆。在《编辑活动的起源和本质特征》一文中，他提出了选择加工的编辑本质论。他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以选择和加工为特征的文化活动，因而和著作活动有区别。它不是直接创造文化成果，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例，选择已有的文献资料和世人的作品，进行加工整理，以供复制和向社会传播，传播积累文化是它的基本任务，选择加工是它的本质特征。”[53]选择加工的编辑本质论，不仅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编辑学者的认同，而且还有很多人与之呼应。比如，张如法在《选择：编辑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一文中同样论述了这个编辑本质观。他说，选择不仅是“宇宙间普通运动规律之一”[54]，也是编辑活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完善是一种普遍的编辑规律”[55]。他说：“中外编辑出版实践都反复证明：完善是一种普通的编辑规律。”[56]庞家驹也认为，选择和完善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只不过他更强调完善作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他说：“对于已存在的作品要去发现，然后加以选择，选择当然是择优，不会去择劣。对于尚不存在的作品要去发掘，要从收集信息开始，策划选题，组织作者来撰写。这个过程无论是确定选题方案或是落实作者，都是一个择优的过程。”[57]庞家驹认为，选择和完善在整个编辑过程中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选择中有完善，完善也需要选择。在他看来，从编辑整体过程来看，完善和优化是编辑活动的本质。他说：“编辑活动本身就是从优选开始的全方位、全过程的优选活动。全方位是指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的优化，全过程是从零开始到生成传播稿的全过程。如果没有优化，编辑活动还能剩下什么呢？”[58]与此相同，著名编辑学者刘杲、邵益文与此持论大致相同，并提出了以选择优化为核心观念的编辑规律论。比如，在《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一文中，刘杲这样论述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什么是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呢？能不能这样概括：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有交叉、比较和反复。”[59]在这里，他也是把选择和优化作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来看待的。在编辑活动规律论上，阙道隆从选择优化的编辑本质论出发，提出了编辑基本规律的“四个统一论”，即“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律；编辑活动的内容与传播媒介的特点功能相统一律”[60]。因此，“选择优化”编辑观，实际上是“选择优化”派的编辑理论认识核心，构成了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概念和话语呈现的基础。
二是“媒介文化缔构”派。这一理论流派的核心观点是，编辑本质是缔构媒介文化，代表人物是河南大学的王振铎。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提出了文化缔构编辑观。在《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中，他提出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是文化缔构[61]。围绕这一观点，他论述了编辑活动文化缔构的三原理，即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认为这三大原理是编辑文化缔构的基本规律。他认为，符号建模是编辑缔构文化的方式，讯息传播是编辑文化缔构的目的，文化缔构是编辑文化缔构的原则。文化缔构编辑观提出之后，在编辑学界引发很大争论，编辑概念“泛化”的质疑声起。对此，王振铎不断地反思文化缔构编辑观，将其修正完善为媒介缔构的编辑本质论。他指出，媒介是编辑缔构文化的终极指向。“编辑缔构的文化非广义的文化，而是媒介文化。由此他认为，编辑本质是创造媒介，及由媒介所形成的媒介文化。”[62]在修订版的《编辑学原理论》中，他进一步完善了编辑概念的界定。他说：“编辑，审选设计精神产品，编构传播媒体的文化缔造活动。根据社会需要，按照指导方针，开发人文资源，策划、组织并取得精神创作品，通过鉴审、优选和编修整合，缔构成文图音像等符号模式，作为传播特定讯息的媒介载体，即为编辑活动。”[63]很明显，这一编辑概念较之前的亮点，就是提出了“审选作品，编构媒体”的文化缔构内涵，并将其作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因此，王振铎的的“文化缔构”编辑观实际上是“媒体文化缔构”编辑观，缔构媒介文化是其编辑本质论的核心。很多研究者与王振铎持论相同。比如，王军明确指出编辑的本质是创构媒介。在《编辑的本质是媒介创构》一文中，他提出编辑本质应该回到媒介创构的认识轨道上来。他说：“我们之所以说‘媒介创构’是编辑本质，就是因为‘媒介创构’本质地体现着所有媒介的具体的编辑行为。”[64]此外，何晓林也大致持这一观点，认为缔构媒介文化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在《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还是缔构媒介文化》一文中，他高度认同“媒介文化缔构”的编辑观，强调编辑在缔构媒介文化中的作用。他说：“因为编辑活动的过程便是文化媒介产品的构成过程，编辑活动的成果又是可以传播的文化媒体。反过来说，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结为成果，构成文化媒介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委任自己的文化代表——编辑，对这些文化知识产品进行审评和选择，整理加工成规范化的符号载体，付诸传播网络，缔造成新生的文化知识结构。”[65]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编辑缔构媒介文化的三个规律，即精神生产层面的结构创新律、文化传播层面上的互动传播律和媒体创构层面上的组织整合律[66]。
三是“信息智化”派或信息传播派。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人物是任定华，但发轫者是河南大学的司锡明。1988年在《信息智化编辑观》一文中，司锡明提出了“信息智化”编辑观，认为信息智化是编辑活动的基本属性。他说，要认识编辑活动的本质就必须从信息智化角度来“系统地认识编辑活动的特性及其有关问题”[67]。在其后由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合作的《编辑学通论》一书中，司锡明明确提出编辑本质属性是信息智化。他说：“从根本上说，编辑是一种知识产品加工的脑力劳动，其工作的对象是物化于载体上的外贮知识，其活动的基本过程是外载知识的审评、选择、组编和订正。”[68]毫无疑问，信息智化的编辑论是借鉴信息传播论的产物，是当时对信息科学理论的有益吸收和大胆借用。之后任定华在将信息传播论与编辑活动结合上，迈出的步子更大，理论建构要更系统。他在《关于编辑规律的探讨》一文中指出：“信息、知识这一间接事物是从编辑活动对象——图、文、声、像、数据库——抽象出来的本质概念，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对信息和知识的一系列加工和整理。”[69]从编辑概念和本质出发，他以信息传播论为理论视角进一步提出了编辑活动规律论。他认为，编辑活动要遵循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信息、知识的有序律，二是信息、知识载体的结合律，三是信息、知识的传播律[70]。
四是“中间服务”派。“中间服务”派以刘光裕为代表，编辑概念认知强调编辑的中介性，主张编辑是出版的中间环节。在《怎样理解编辑概念》一文中，刘光裕提出，编辑概念界定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编辑形态，申明古代编辑和现代编辑概念的差异类分。他认为，“编辑学应该在理论上回答编辑的概念是怎样的这一问题。”[71]在他看来，现代编辑是出版社会化和职业化的产物，因此编辑概念界定也必须回归到编辑活动的社会关系中来。从编辑的社会关系入手，他认为编辑活动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二是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三是作为出版的前期工作。他认为，无论是编辑主体，还是编辑活动本身，都是隶属于出版活动，是出版的中间环节，具有中介性这个根本特征。在分析编辑本质属性时，他指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编辑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际间利用传播工具的思想文化交往中，作为其中的中间环节，从中发挥导向功能，以限制盲目性。”[72]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这样，我们又看到了编辑另一方面的社会本质属性，就是在作者和读者间发挥协调关系和节制矛盾的功能，以维系两者的同一性。”[73]因此，刘光裕的编辑观认为编辑是出版的中间环节，也即丛林所言的“中间服务”。除此之外，王华良高度认同这一观点。他和刘光裕还共同出版了《编辑学理论研究》一书，志在表明共同的编辑观。在《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一文中，王华良指出，任何一种编辑活动，都必须存在编者、作者和读者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他认为，各种编辑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中介本质和共同的行为方式[74]。由此可见，中介性的编辑活动本质论，构成了“中间服务”派的核心观念。以此为基础，王华良提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就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有关作品的供需关系的调整律。这一规律论的本质乃是对编辑社会关系论的深刻阐述，也反映了编辑规律认知的一种重要理路。
2.编辑理论流派的评价
编辑理论流派的出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有中国特色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理论流派是编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初创学科发展到常规学科必经的重要阶段，也是编辑学理论走向完善必经的环节。在这些流派的争鸣中，对编辑概念或编辑本质的认识，构成了这些编辑理论流派论争的核心和焦点，也是每个流派成型的基础。从这些理论流派的构成来看，理论资源的借用构成了彼此认知视角的重要差异。如“选择优化”派主要是立足于过程论来认识编辑本质，更多的是从编辑过程或编辑具体工作来立论的。从编辑工作过程或环节角度来讲，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校对这编辑“六艺”是编辑工作基本环节和流程，选择优化也确为最重要、最普遍和最基本的活动内容，由此被认为是编辑活动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构成了“选择优化”派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编辑学者张如法在《编辑社会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编辑社会关系论，并大胆地借用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论，来分析论证编辑活动的本质。从效果角度来讲，“选择优化”派在编辑学研究初期，影响很大，尤其是很受编辑业界的重视。但是，无论是“选择”论，还是“优化”论，都是编辑过程论和编辑主体论认识的产物。
以王振铎为代表的“媒介文化缔构”派也十分活跃，影响甚大。这一理论流派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媒介学、符号学和文化学。“文化缔构”编辑观，一开始就立足于文化功能视角来审视编辑活动功效，大胆提出了缔结构建文化的编辑主体性质，并以此区别于作者单个零部件产品的创构活动。之后，王振铎又将这一论断完善为缔构媒介文化这一更为具体范畴之内，以回应其他研究者对其观点“泛化”的批评。从编辑活动规律论来看，“媒介文化缔构”派的认识也比较系统完整，编辑活动三原理的提出既有概念认识的逻辑，也有内在系统的逻辑，在编辑理论界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该理论流派最早从普通编辑学的角度对存在于各种媒介中的编辑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思考，从而开启了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先河。
“信息智化”或信息传播派的主要理论资源是信息论、系统论、知识论和传播学相关理论，尤其是对信息论和知识论的引入极具启发意义。信息论和编辑活动的结合，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编辑活动的对象。知识论的提出，对于认识编辑活动的知识生产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由刘光裕所开创的“中间服务”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编辑概念的论争中形成的。这一理论流派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传播社会学，尤其是传播关系论。“中间环节”这一概念本身就显示了编辑社会关系论的特色。他们提出的古代编辑活动的起源、编辑和出版的关系等问题，虽然不是编辑理论构建的重点，但对于认识编辑活动的形态流变和本质特征都是不可或缺的思想争鸣。他们提出的编辑学基本原理，更多地侧重价值论和业务论层面，对于深化当时对编辑社会价值和编辑工作运行机制的认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编辑理论流派出现与编辑概念研究的深化
尽管有论者并不认同编辑理论流派的出现，认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学派，尤其是对流派研究中的群体性表示质疑。从编辑理论流派的群体性来看，确实存在群体构成的巨大差异性。很多流派的认同者并不是一个区域或一个单位组织的研究共同体，只不过是在观点认识上相近或相同而已。但是，流派构成并不一定要求认同者一定表现在区域存在的组织性。只要持论相同，彼此有一定的观点互动，同样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的“流派”价值。因此，笔者认为，编辑理论流派是我国编辑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产物。只不过，这一流派构成并不稳定和成熟，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并没有持续形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编辑理论流派的出现具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征，成为编辑学研究昙花一现的现象，的确有值得令人深思的内在原因。但是，编辑理论流派的出现对20世纪末编辑学发展的深化和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深化对编辑概念认识和推动编辑理论体系的形成上，不同流派的争鸣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实践也是检验理论成效的尺度，编辑学研究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编辑理论流派的形成是编辑理论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要看到，编辑理论来源于繁杂丰富的编辑实践，是编辑学者对编辑实践的理性观照的思维之果。从编辑理论的诞生，到编辑理论流派的出现，编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编辑理论研究始终是编辑实践永续发展的写照。不同流派的编辑理论，代表着不同主体对编辑实践的不同维度的阐释、解读和透视，显示着编辑学人群体的理性认知之境。需要指出的是，编辑实践永无止境，编辑理论认识也永无止境。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伴随着媒体融合进程的加快，人类编辑实践的形态、模式和业态，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新实践、新问题、新现象，无疑给编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