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多与卡萨尔斯

卡萨尔斯似乎有很多学生，其实大多是临时的或短期的，真正的学生不过三四个：葡萄牙人盖尔赫米娜·苏吉亚，美国人莫里斯·艾森伯格、伯纳德·格林豪斯，以及西班牙人卡萨多。卡萨多向卡萨尔斯学习的时间最长，师生关系十分密切，但两人却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因观点相异而发生龃龉。

加斯帕尔·卡萨多（Caspar Cassado，1897—1966）生于巴塞罗那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作曲家、教会音乐家，还与他母亲一起开了家钢琴店，其兄很小就开始拉小提琴。卡萨多五岁接受音乐训练，在其父亲指挥的教会合唱团唱歌，七岁开始跟父亲的一个乐队同事学拉大提琴。九岁时，卡萨多第一次公开表演，卡萨尔斯在场听了很喜欢，确认他有天赋，有前途。1907年，为使两个儿子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父亲把家搬到了巴黎，在那里居住了七年。因得到巴塞罗那政府的资助，其兄后来成了法国小提琴家希鲍德的学生，卡萨多则有幸成为卡萨尔斯的弟子。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一个大师的教课有如“天启”，受益无穷，后来他称卡萨尔斯为“精神之父”。在谈到对其导师的早期印象时，他说道：

卡萨尔斯的演奏会让人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每研究一首新作品都意味着周密的工作，旨在创造性地演奏出所研究的音乐的特色。仅凭这一点，他就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提琴演奏家。我记得我当学生时常感到困惑：上课时学一首协奏曲，卡萨尔斯讲解、示范，我似乎终于发现了他的演奏诀窍。可晚些时候听他的音乐会，又发现这位大师以不同的方式演奏同一首协奏曲。有一次在柏林（1925年），我去听他的音乐会，曲目包括巴赫的《第五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他的非凡演绎震动了我，我急忙跑去向他祝贺，并对他说：“大师，该是出版这部组曲的您的版本的时候了。”“你真这样想吗？”他有点遗憾地答道，“假如可以，我不早就这样做了吗？”当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现在，年纪大了一点，我可以理解导师的意思：诠释一部作品，在许多精华部分，不能一次确定下来，也不能一成不变；演奏者在诠释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因素，比如临时产生的灵感、激情。或许可以断言，杰出的演奏家也是一个即兴表演家，他从不用同一手法演奏同一作品。

在巴黎期间，卡萨多与其父亲、哥哥组成三重奏小组，经常演出。在年轻的卡萨多四周，还有多名二十世纪早期的杰出音乐家：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和萨蒂，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卡萨多在学大提琴的同时学作曲，拉威尔和法雅是他的作曲老师。他也与意大利作曲家卡赛拉、西班牙作曲家图利纳和阿尔贝尼斯结交为友。后来，作为作曲家，除谱写管弦乐曲、弦乐四重奏曲、钢琴三重奏曲等作品之外，卡萨多还创作了题献给卡萨尔斯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大提琴独奏曲、无伴奏组曲等。他视作曲为一种“嗜好”，开独奏会时也常演奏自己的作品，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成熟的作曲家，有时甚至羞于亮出自己的名字，而虚报自己创作的大提琴曲的作者是舒伯特或博克里尼。其实，他写的乐曲大多是佳作，至今还常被演奏。

卡萨多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其国际巡回演出，终于成为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与他合作的乐队指挥包括德国的富特文格勒、英国的比彻姆和奥地利的温加特纳，演奏曲目包括贝多芬的《C大调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协奏曲》、理查·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还有多名西班牙作曲家的当代作品。他与匈牙利小提琴家西盖蒂（后入美籍）合作演出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也很受听众喜爱。

1928年，卡萨多首次访问美国。11月8日，他与纽约爱乐乐团在门格尔伯格的指挥下首演了他自己的作品《加泰罗尼亚狂想曲》，他家乡的民歌和民间舞曲的旋律使美国听众耳目一新。同年，为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卡萨多与柏林爱乐乐团在富特文格勒的指挥下演出了《阿佩乔尼奏鸣曲》（Arpeggione Sonata）。1824年，舒伯特在匈牙利美好的风光中获得灵感，为阿佩乔尼琴和钢琴谱写此曲。阿佩乔尼琴是一种弓弦乐器，形似吉他，大小与大提琴相近，有六根弦，比大提琴多两根，此曲后来成为音乐会常用曲目，但皆以大提琴代替，所以这首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又名《A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它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歌唱性主题、如歌如泣的旋律和叹息般的柔美音调，第二乐章既哀愁又有憧憬的主题，以及第三乐章极其轻快而又充满活力、浸透着匈牙利风格的曲调，都给人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卡萨多把自己谱的几个转调过渡段加进此曲，可谓锦上添花。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卡萨尔斯和卡萨多的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师傅爱重弟子之情溢于言表。两人经常一起表演，如那首学生敬献老师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由他们俩联合首演。卡萨尔斯还多次亲自演奏或指挥乐队演奏卡萨多的作品，如1931年5月2日，卡萨多的两部作品由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在西班牙首演，卡萨尔斯亲自指挥《加泰罗尼亚狂想曲》，卡萨多自己则独奏《阿佩乔尼奏鸣曲》。

然而，如此亲密的师生关系不久就遭受考验。面对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艺术家应持怎样的立场？还可不可以演出？偶然的演出算不算犯罪？卡萨尔斯和卡萨多对此显然想法相异，误会、抵触、龃龉因此而发生。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卡萨尔斯六十岁，早已功成名就，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卡萨多才三十九岁，正活跃在美国，与纽约爱乐乐团联合演奏海顿《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及他自己改编的韦伯《单簧管协奏曲》，并举行独奏音乐会。纽约媒体称他为“小卡萨尔斯”。

卡萨尔斯旗帜鲜明，强烈反对佛朗哥，毅然离开西班牙，在法国南部小镇过了二十年流亡生活，对支持佛朗哥政权、德国纳粹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表示抗议，声明不再去那些国家演出。

卡萨多因喜欢意大利，早在1923年就定居佛罗伦萨。三十年代正是他音乐事业方兴未艾的时期，他尚需努力才能取得皮亚蒂戈尔斯基、菲尔曼甚至卡萨尔斯已有的名声，所以战乱期间也没有完全终止演出活动，仍在各国举行音乐会（西班牙内战期间则未回国演出）。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与之相熟的小提琴家梅纽因说卡萨多是“一个政治上不谙世故的人”。

二战期间，并无公开证据说明卡萨多曾在意大利演出，尽管传说他曾因墨索里尼情妇的催逼而为墨索里尼表演。梅纽因的自传提及这个传说，但未提供确切来源。卡萨多自己承认，二战期间曾在德国开过一次音乐会，但也有人为他辩护说，他努力与第三帝国保持距离。1944年8月，同盟国一解放佛罗伦萨，该市市立大学就开音乐会庆祝纳粹占领结束，卡萨多兴奋地参加表演，如明星般受欢迎，钢琴家、作曲家达拉皮科拉演奏的第一首乐曲就是卡萨多的作品。这都说明意大利人并未将卡萨多视为“通敌者”。1945年至1947年期间，卡萨多为恢复佛罗伦萨的文化生活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初，卡萨多又去纽约举行音乐会，并开始中美洲之旅。就在此时，卡萨尔斯的弟子、亚历山尼安给《纽约时报》音乐编辑发去一信，表示反对该报赞誉卡萨多，并附有卡萨尔斯的短函。

亲爱的朋友：

战争期间卡萨多在德国、意大利和佛朗哥西班牙展现了自己的亮丽生涯。他又在美国毫不顾忌地表现自己，并深受重视。这很可悲。卡萨多胆大无边，明知我因出相反的牌而遭流放，他却用我的名字来遮掩他自己，岂不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我至少希望美国音乐家们能明白该怎样对待此案，我的看法是他的问题比富特文格勒、吉泽金更严重。

此案与憎恨无关，而与尊严和公正有关。

拥抱您。

您的帕勃洛·卡萨尔斯

亚历山尼安接着还写了一大段表示愤怒抗议的话，此处似可不提。卡萨尔斯提到的德国指挥家富特文格勒、钢琴家吉泽金，战后分别被指控为“战犯”“通敌者”。他们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演出活动很多，富特文格勒一直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吉泽金得过纳粹政府颁发的奖章。卡萨尔斯说卡萨多的问题比他们更严重，显然有失公允。

卡萨尔斯其实一直敬重富特文格勒。梅纽因在其自传中写道，有一次他问卡萨尔斯对这个德国指挥家的看法，卡萨尔斯回答说，他很钦羡他，“他不仅是一个音乐指挥，而且是一个德国人，他留在德国是对的，为音乐和音乐家们做了该做的事情”。梅纽因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一起灌录勃拉姆斯《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唱片，请富特文格勒来指挥，卡萨尔斯答道：“好啊，当然。”后来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您应记得我告诉过您，没有比跟富特文格勒一起录唱片更愉快的事了。”

卡萨尔斯当时的名声如日中天，其短函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以致引起美国人对卡萨多的公愤，卡萨多因此不得不缩短访美日程，也失去了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录唱片的机会。他的名誉终身受损，尤其在美国，他不再像先前那样受宠。而最严重的是，正如梅纽因所说，“卡萨尔斯对那些指控的肯定显然伤透了卡萨多的心”。

不久，卡萨多便也致信《纽约时报》音乐编辑。他写道：

近日自中美洲返回欧洲途中抵达纽约，知悉贵报在3月6日刊登有关我的信函，我十分吃惊。那两封信对我并未犯的所谓罪行的审问语气使我很难过。

我的音乐生涯并不太短，已是三十年的事了。我与卡萨尔斯大师的关系始于1908年，那时我才九岁。我们很多年都保持了师生之间应有的亲密关系。不过，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走的路子已有所不同。我不再想停留在他的影响之下，而愿走我自己的路，所以我于1923年在意大利安家。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我没有靠向哪一方，因为我始终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毫无疑问是一大缺点。我的一个弟弟曾与拥护共和政府者共同战斗。自1936年至1942年，我没有在西班牙演出过，其间回过西班牙的艺术家不仅仅是我，去过德国的也不是唯有我。

报上小标题说“1940年自美国返回意大利途中在德国表演”，那应是1941年，我在德国表演过，那是唯一的一次。关于在意大利演出的问题，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即使这样，战争期间我也没有演出过。

至于指控我“玩世不恭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利用卡萨尔斯大师的名字，我可从未这样做过。为我1月份访美，我的两个经纪人把我的小传附在传单上，说我是卡萨尔斯的弟子，这是事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错，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作为“同事”，亚历山尼安先生如此肇事生非，实在令人惊愕。我相信，假如卡萨尔斯先生意识到这是有损于他的高贵身份的诡计，他就会阻止亚历山尼安如此作祟。

法国大提琴家富尼埃知道此事后，曾写信安慰卡萨多。卡萨多在回函中诉说了自己的痛苦心情，而最使他伤心的是，“反对我最厉害的人竟是我的老师，这使我不可能正当自卫，因为一个人不能对抗他自己的老师”。

梅纽因与卡萨尔斯、卡萨多两人都相好相熟，对卡萨尔斯抨击自己学生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在自传中指出，卡萨尔斯当时处于一个小团体的包围中，其成员曾多次参加普拉德音乐节，与卡萨尔斯相处甚欢，而现在“他们要利用他的名声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括惩处他们所怀疑的音乐家”“他们这些人自己并非英雄，却要求卡萨多这样的音乐家表现出英雄主义”，亚历山尼安正是把卡萨尔斯当作认可的图章，利用他来攻击卡萨多。梅纽因写道：“卡萨尔斯令我感到失望，他支持纽约抵制他最喜爱的学生、他自己宣称的‘接班人’加斯帕尔·卡萨多。”

不过，珍视友谊的梅纽因还是做了一件好事。五十年代，知悉卡萨多因被“逐出”卡萨尔斯“密友圈子”而感到绝望，梅纽因去见了卡萨尔斯，劝他原谅卡萨多。卡萨尔斯表示同意，并给在佛罗伦萨的卡萨多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担任1955年在巴黎举行的“卡萨尔斯大提琴比赛”评委。卡萨多欣喜若狂，立刻飞往巴黎。两人一见面，便热情拥抱，喜庆重聚。1956年比赛，卡萨多又应邀参加评选。卡萨尔斯八十岁生日庆典，他也出席致贺，并邀请卡萨尔斯到意大利锡耶纳音乐学院大师班讲课。1959年，卡萨多与日本钢琴家原智惠子结婚，卡萨尔斯又一次前去锡耶纳。

与导师言归于好的卡萨多心情愉快，后来多次出远门演出。1959年、1961年两次访美，1962年首访苏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基辅和里加表演，并担任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评委，还与原智惠子灌录多张唱片。1966年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他又一次当评委，在莫斯科拟了一个计划：翌年在基辅庆祝自己的七十岁生日，与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合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指挥。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1966年秋，佛罗伦萨遇特大洪灾，为帮助灾后重建，有病在身的卡萨多未听取医生要他休息数月的建议，忙着在欧洲各地举行筹款音乐会，结果于当年圣诞节前夕在马德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