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海洋

第一节 希腊

我们已经看到，在沙漠与沼泽的护卫之下，古代文明是如何起源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我们也已看到，两地之间的自然交流是如何导致其他城邦变得重要起来，导致海洋不但是一道天堑，还变成了一条纽带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遵循的是一种自然顺序。现在，我们必须讨论的是，除了腓尼基和古埃及两地，起初是一道屏障、后来却变成了一种纽带的海洋，又是如何对其他地方发挥出制约作用的。

我们在此关注其家园的那个民族，后来曾自称“赫伦人”（Hellenes），可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人。这些赫伦人的故土，就在“赫拉斯”（Hellas），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希腊。古希腊人在哪里，哪里就是赫拉斯；因此，我们必须探讨的就是这个赫拉斯。我们必须摒弃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看看一幅现代的行政区划图，记住希腊只包括巴尔干（Balkan）半岛的西南端，就是崇山峻岭开始断裂并延伸入海的地区，那我们就对了：此处才是希腊这个现代王国。如果以为这个地区只是现代希腊人的故土，那我们就错了；如若以为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其历史的那个古希腊，就更是错上加错。

看一看近东地区的民族分布图，我们就能看出，真正的希腊，也就是希腊人的真正故土，直到如今都包括了所有的沿海地区、半岛和爱琴海（Aegean Sea）诸岛；而在地中海的所有海域中，爱琴海上的岛屿非但分布最多，而让其海岸线变得蜿蜒曲折的半岛与岬角，也多于其他任何一片海域。由于海中点缀的岛屿实在太多，因此在我们看来，希腊人给他们这片重要海域所起的名称，指的就是岛屿的集合。这一点，只是凸显出了让这片海域变得重要的那种特征，因为我们有所了解的那种最原始的欧洲文化，就发源于这些岛屿和半岛上。

由于这里的陆地受到了地理环境的保护，因此人类就获得了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完善一种文明的机会。在这一地区，崛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式。至于哪一种文明兴起得较早，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一方面，在面积很大的克里特岛（Crete）上，在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岛屿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上和其他一两个条件有利的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些地方在受到了保护，几乎完全没有外敌入侵之虞的同时，还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善，因此到了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这里兴建了许多宏伟壮观的石制建筑，人们还制作了许多简单的艺术品与工艺品。由此兴建起来的城市，都尽可能地位于内陆，目的就是降低遭到海上民族袭击的危险；虽说这些海上民族会袭击沿海居民，但他们都很谨慎，不会远离自己熟知的环境，即海洋。

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这样的远古时代，也的确存在着海上民族。他们可能来自一些较小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他们总能看到大海，因此所有人必定都对海洋了如指掌。如此一来，这些岛屿上的居民多半已经建造了船只并从一地驶往另一地，甚至早于腓尼基人。

随着那种以受保护之地为根基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可以料想到，陆上民族天生对海洋怀有的那种恐惧感，理应敌不过他们去了解海洋的那种欲望。于是，待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达到鼎盛状态之后，它便传播到了爱琴海的所有岛屿及小亚细亚（Asia Minor）沿海地区，并在后来称为意大利和西西里（Sicily）的两地留下了痕迹；与此同时，古埃及人至少见识到了克里特人的船只，而克里特使团也在埃及皇宫里受到了法老们（Pharaohs）的接见。然而，此时的埃及是在传播一种文化，而不是扩张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

古时候，海洋是一道天堑，因此古希腊也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一样，存在一些有利于一种早期文明发展起来的地理条件；但我们必须仔细，既须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又须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如沼泽之内的古巴比伦不同于沙漠环绕的古埃及一样，受到海洋护卫的古希腊自然也与上述两地不同。古埃及由于地形狭长，故自然而然地分割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分别称为北部王国和南部王国）、三角洲和尼罗河河谷几个部分，而这些部分又分成了较小的地区或者省份；不过，这些地区或者省份之间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天然屏障阻隔，因此历史上的古埃及通常都是由一个君主统治着，偶尔也会有两位君主，并且只有在这种权力分裂的异常情况下，那些省份才是各自为政。再则，尽管结构紧凑得多，可古巴比伦王国分裂成较小城邦的可能性却要比古埃及大得多，因为那些小城邦之间的屏障更加重要，而河流维持团结的效果却不大。然而，由于这些屏障阻隔得并不彻底，因此古巴比伦的各个城邦最终还是不得不形成了某种联盟。但以海洋为天堑的希腊诸岛与半岛呢，非但被彻底与其他地方阻隔开来，而且彼此之间全然隔离，甚至到海洋变成一条纽带之后，它们之间的距离也仍会对统一造成干扰；它们之间的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区域。

这些条件，不但让人们更有可能采用一条航线而不采用另一条航线，从而多少直接地制约了历史，而且通过作用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毫不逊色地对历史产生了更间接的影响。古希腊人看待海洋的角度，与腓尼基人不同。在腓尼基人看来，海洋是确立贸易路线的一种工具；而在古希腊人看来，海洋却是让他们保持独立的一种手段。在腓尼基人看来，海洋主要是一条道路；而在古希腊人看来，海洋主要是一道防御屏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古希腊文明才呈现出了一个特点：非但一个异族国家存有一种强烈的独立感，连其他希腊城邦也有这种强烈的独立感。即便是毗连欧洲大陆的地区之间，也因各地的自然特征以及由此造成的气候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强化了这种独立感。如此一来，每个城邦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的统一性，故它们始终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希腊帝国。

这个方面的影响，可不是昙花一现。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现代希腊所在的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文明形式，经历了一次变革。来自北方的部落入侵了这一地区，因此这里的文明一度出现过一种明显的倒退现象。这种倒退并没有持久下去，因为融入的新鲜血液促进和加快了希腊那种独特文化形式的发展速度，使之获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我们目前论述的主题，与这个方面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当时的城邦分布情况有所改变，但地理制约因素的作用却没有出现什么变化；而的确出现了的变化，也是地理制约因素对人类产生的不同影响导致的，因为当时的人类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了解到了更多可以节省能量的方法。这种较新的希腊文明传播到爱琴海地区诸岛和半岛上的方式，与早期的古希腊文明是一样的；不过，前者的传播速度较快，因为此时的人类较以前更加了解海洋，已经发现大海有点儿像是一条道路了。另一方面，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吸取到的认为大海是一道保护屏障的教训，以及这一教训中蕴含着的人生观，在后来的历史中体现得也完全像是早期的历史那样明显。

赫拉斯的内部历史就是一个例证，证明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作用。这里的确崛起了一些新的城邦。我们听到的不再是阿尔戈利斯（Argolis）和忒拜（Thebes）[17]，而是斯巴达（Sparta）和雅典（Athens）；但这段历史，与我们可能预料的情况完全一样。正是由于小城邦的利益各不相同，我们才会看到，古希腊在那三四个世纪里持续出现走马灯似的变化，将古希腊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城邦都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实际上，连每个城邦的人也是一样，都觉得个人的要求必须得到重视。通过这一点，海洋的根本重要性就全都清晰地凸显了出来；而这些希腊城邦（即广义上的希腊）的内部历史，就是那些尽可能地以陆地为大本营的联盟和尽可能地以海洋为基地的联盟之间争夺霸权的历史。当然，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以海洋为基地的联盟获胜时间最长久；不过，由于存在那种分裂的一贯趋势，所以这个“时间”本身很短暂。

古希腊的外部历史，同样颇具启发性。我们已经看到，对古希腊人而言，海洋就是一道防御屏障，而对腓尼基人来说，海洋却是一条道路。在腓尼基人看来，海洋几乎不具什么保护作用，因为他们的危险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陆地。他们起初迸发出了新的热情，在毫无竞争对手或者充其量只有单独的海盗船只来骚扰的情况下，走到了很远的地方，大多分散在各地。如果认为“腓尼基”这个词涵盖了处在腓尼基人影响之下的所有地区，那么腓尼基就远不如古希腊那么紧凑，因为当时世间还没有出现什么海上强国，人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海上强国。腓尼基人的心中还没有想到，贸易也需要进行保护、捍卫，就像农业耕作一样；他们还没有想到，在大海上来去的商船也像陆地上的城市和国家一样，需要进行有组织的防卫。既然没有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尽管贸易必须进行捍卫，可大海上却没有什么天险可守；不管是在哪里，大海总有一条道路向所有的人敞开，也阻挡不了任何人。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水手们自己；在其他条件全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水手越多，防御形势就越有利。另一方面，由于把海洋视为战场，因此古希腊人很不愿意让别人与他们共享海上优势，从而更有实力按他们的意志去行事。所以，希腊人最终变成商人之后，他们把生意扩张到自己可能会处于劣势的一些地区时都较为谨慎，并且能够动用武力，剥夺了腓尼基人与他们相对容易到达的许多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就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了。腓尼基人一直都不喜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故在感受到了竞争带来的压力之后，由于明白到处都有机会，他们就到别处去了，仅此而已。如此一来，古希腊人变成商人之后，就在腓尼基人这一榜样的激励之下，或者在地理条件的自然导致下，或者更有可能是在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的作用下，最终将竞争对手纷纷赶出了东地中海，将这里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而，与古希腊人有冲突的，并非只是腓尼基人。我们已经看到，尼尼微没落之后，米堤亚人掌控了亚述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不久，另一个民族又继米堤亚人之后，从伊朗高原的山区边境而来。波斯人统治了亚述帝国全境，并且差不多向四面八方开疆拓土；结果就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陆上帝国面对一个海上强国的局面。希腊的疆域，原本包括了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如今，波斯在征服了一直都没有臣服于亚述帝国的克里萨斯（Croesus）王国之后，却从后方的高原开始进击这些沿海地区。波斯的君主当时很可能以为，这些沿海地区的居民会马上臣服于他们的脚下，就像腓尼基人一样。腓尼基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捍卫自身的海上霸权，故马上就在波斯军队的暴风骤雨之下俯首称臣、缴纳贡品，然后继续一如既往地做他们的生意去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做法；这样做，最终会给他们带来回报。可古希腊人的观点却不一样；这一点再次说明，地理条件导致的心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小亚细亚的古希腊人看来，独立自主也要比贸易更加重要，而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不过是组成古希腊的一个地区罢了。他们关注的是海上，而不是陆上；他们的目光盯着远离波斯的地方，而不是盯着波斯那个方向。腓尼基沿海地区的腓尼基人，无法从他们建立的那些殖民地获得任何援助；可小亚细亚的古希腊人呢，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获得同胞的支援。希腊本土或许可以被一支军队暂时性地征服，但在大海的对面以及众多的岛屿上，却仍有希腊人；这些岛屿形成了一个大本营，若是没有一支舰队的话，一个陆上强国就无法攻取它们。一个海上民族，只能被一个海上强国击败。于是，波斯最终只得利用其附庸国的舰船，尤其是利用腓尼基人的船只，再加上西里西亚人（Cilicians）甚至是古埃及人的船只，试图征服大海对面的希腊人。薛西斯（Xerxes）率领大军，从陆上挺进，当时的那支大军，很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支军队，或者也是将来数个世纪之内最了不起的一支军队；正是出于对这支大军的惧怕，许多希腊人都一枪未发就投了降。可在撒拉米斯（Salamis），却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大海战；雅典这个小小的海上城邦被推到了绝望边缘，最终打败了薛西斯的舰队，从而粉碎了波斯这个东方大帝国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薛西斯这位波斯国王的心态，在于他想要了解海洋的渴望，而不在于波斯缺少舰船。此战之后，薛西斯手下适于作战的舰船数量超过了希腊一方，可由于薛西斯来自陆上，而陆上民族认为大海是陌生事物，加上他不是一位水手，信不过海洋，所以他只能大败而回。如果他的舰队被希腊人彻底消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撤退，不过是说明战争时机对他不利，说明他还可以卷土重来罢了；可他在手下舰船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撤退，却说明他已经承认，波斯无力统治海上。

此战发生在公元前480年。接下来不到150年的时间，就成了希腊的“黄金时代”；正是当时在世的希腊人，让希腊文化永留青史。在这段时间里，海洋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始终都显得非常突出。人类历史上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就是“万人队”（Ten Thousand）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漂泊之后，看到尤克森（Euxine）海域时都欢呼起来[18]；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们发出了“大海，大海”的呼声，足以让我们去集中关注海洋在古希腊历史上发挥的支配性影响；而这种欢呼竟然来自一支主要由斯巴达人组成的军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因为斯巴达人与其同胞相比，原本并不那么重视海洋。

由于雅典极其依赖大海，在将薛西斯的大军化解为无形的过程中应该出了大力，因此这个城邦必然在希腊独领风骚，统治希腊的时间必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城邦都长久，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不过，这段时间本身并不长，只有60年左右。开始海外征服这一大业之后，雅典便有一支舰队在西西里被另一个海上民族消灭，因此这个城邦的威望瞬间土崩瓦解、一去不返了。而当它的第二支舰队在努力保护经由黑海而来的粮食供应过程中，也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被消灭之后，雅典就再也无法恢复元气来承受重压；于是，这个城邦因为饥饿而不得不屈居人下，再次变得微不足道了。

雅典没落之后，斯巴达继之而起，但其统治整个希腊的时间只是稍稍超过了一代人；接着忒拜又继斯巴达之后，统治了希腊差不多10年的光景，之后分裂力量就再次变得太过强大起来了。忒拜始终都没有掌控海上，而斯巴达也只是在雅典没落之后掌控了大海数年的时间。当时，部分海域再次由雅典人夺回了控制权，部分海域由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掌控，还有一部分则处在腓尼基人的控制之下。我们已经看到，腓尼基人已为情势所迫，将自己的命运交由波斯去支配了。位于小亚细亚大陆上的希腊城邦呢，尽管偶尔向希腊寻求支援时并非纯属徒劳，但仍处在差不多徒劳无果的困境当中。由于有这些方面的助力，故待希腊分裂之后，波斯国王本来有两次机会，起码也能对整个希腊实施某种控制的，只是我们很难说，他能够实行这种控制罢了。

实际上，要将整个希腊统一起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效地控制海上，二是有效地掌控陆地。整个希腊，是由岛屿和半岛组成的。前者即岛屿显然只能通过控制海上来统一，而后者必定始终都很容易遭到陆上的进击。待一个有组织的陆上强国崛起之后，那些彼此敌对组成现代希腊的城邦便被统一起来，在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接受一个霸主的统治；而当一个拥有陆上实力同时还获得了海上霸权的国家崛起之后，其强大的力量就非但足以让整个希腊臣服于脚下，还足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将当时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各地都统一起来了。马其顿（Macedonian）王国在腓力（Philip）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两位君主治下发动的征战，就说明了个人对历史进程发挥出的掌控作用。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中的地理制约因素就算不像在其他情形下那样明显，也仍然像在其他情形下那样有效；如果我们记住，地理制约因素是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而发挥出影响的，那么它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还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当时的人类即文明人所知的那个小小世界，包括了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希腊以及它们之间的地区。这一范围之外的陆地和海洋，只有生活在山脉和沙漠边缘的一些民族，才模模糊糊地略有了解。东方的米堤亚人和波斯人这样的山区民族，已经从高原而下，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而在向西进击的时候，他们又发现，自己征伐到海边和希腊的高地之后，就只能止步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已经迫使古希腊人（尤其是位于欧洲的希腊人）开始注意到，东方有了他们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大国。于是，古希腊人开始关注东方，并且逐渐认识到，与薛西斯向西挺进相比，古希腊人自己去东征更加容易。由于带有希腊血统并且训练有素，所以“万人队”中的每位士兵都要强过亚洲人；这次远征表明，他们是能够做到向东入侵的。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已经发动过一场入侵，而塞萨利的伊阿宋（Jason of Thessaly）也梦想过将希腊统一起来，去征服波斯。尽管原因完全在于当时的希腊太不团结，但阿格西劳斯和伊阿宋两人的目标反正都未实现。因此，希腊军队有征服东方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过是地理条件导致的必然结果罢了。

这种征服能否取得成功，同样是地理条件导致的结果。马其顿王国不太像古希腊。与古希腊的任何一个城邦相比，马其顿王国都更远离大海；该国拥有全希腊最大的河流与面积最大的河谷。因此，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不一样，他们并非是海上民族；他们主要是陆上民族与山区民族。由于紧挨着希腊人，因此他们的文明程度也相当高；不过，由于距海洋很遥远，因此他们还保留着更多的原始习性，尤其是高度服从首领的权威。这一点，让马其顿人都变成了优秀的战士，而在战斗日益成为一种科学、战斗中必须节省能量、军队日益变成一台机器且数千人被训练得如同一人作战的时候，则尤其如此。尽管他们本身不会受到进击，但一旦时机到来，一旦其他城邦都已衰落，他们就理应能够成功地统治整个希腊了。

马其顿也不像波斯那样对大海一无所知；只要向河谷以外扩张，马其顿立即就会接触到远远向外突出的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半岛，接触到半岛上许多依赖大海生存的商业城市。进一步开拓疆土，随即又给马其顿带来了一种可以控制整个赫勒斯滂（Hellespont）[19]的重要地位。

因此，马其顿的位置大不同于波斯和斯巴达；后面那两个城邦主要以陆地为根基，并且都曾试图控制希腊。遥远的波斯试图控制小亚细亚的沿海城邦；斯巴达曾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越过斯巴达人其实并不熟悉的海域，占领了赫勒斯滂。而作为一个控制了大海的陆上强国，马其顿的地位要比上述两国更加稳固；因为哈尔基季基周边没有岛屿，无法成为一个敌对的海上强国的基地，而整个沿海地区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到达。

我们应该料想得到，从地理条件中学到了新的生活知识之后，生活在这个山区的民族在消逝之前，应该不会对他们生存的那个世界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古希腊的另一个城邦可能会出现一些人，能够获得腓力或亚历山大的那种丰功伟绩；不过，源自希腊的军队若想称霸世界，那么这些军队应该来自马其顿，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此处的后方是一个大陆，因此建立一个陆上帝国的观念会产生更大的效果，而用一支陆军去征服陆地，也是一件明摆着的事情；另一方面，陆上民族天生没有对海洋感到惧怕的心理，只是人们无论如何都会用敏锐的头脑认识到，控制海洋必定是称霸世界的一个先决条件。

腓力二世利用了希腊人的嫉妒心理，将古希腊所有的独立城邦都并入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则通过舰队与陆军，几乎征服了当时可以称之为文明之地的所有地区；舰队加陆军这种组合战术，此时便首次得到了大规模的成功应用。如此一来，他就让希腊文明的洪流漫过了整个小亚细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图兰（Turan），甚至一度传播到了印度的各个民族当中；当时，这些印度民族基本上与世隔绝，一直都在缓慢地完善自己的那种文明。

然而，古希腊人的理想并不是建立帝国，而在于政治领域。虽说帝国是两个人建立起来的，可古希腊人的种种行政本领却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因此，难怪亚历山大去世之后，他建立的那个帝国便整体上分崩离析，而各个自然的地理组成单元，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希腊和色雷斯（Thrace），则纷纷落入了他人之手；难怪，在随后的动荡局面中，这些地区逐渐分离出去，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希腊或者马其顿王朝统治罢了；也难怪，古希腊本身仍然因为内部纷争而动荡不安，因而不久之后，就被并入西方崛起的一个新的帝国之中去了。

但是，海洋仍在继续制约着古希腊的历史进程。希腊文明，渗透到了地中海东岸的所有地区。希腊城市在异国他乡不断地涌现出来。古埃及首次将都城定在了海边。底比斯和孟斐斯两个古都全位于内陆；而到了古希腊人统治之时，他们就必须把首都亚历山大（Alexandria）设在一个能够从赫拉斯这个海上作战基地获得新兵力的地方。安提俄克（Antioch）[20]之所以发展起来和变成了战略要地，也是因为此地扼守南北两处高地之间的那道门户，人们在这里可以取道幼发拉底河，抵达巴比伦王国；所以，它非但与海路关系密切，而且与陆路紧密相关，从拜占庭（Byzantium）[21]经由陆路而来绕过小亚细亚腹地那片较干旱地区的旅行者，到了这里就必须做出选择，决定自己究竟是前往巴比伦王国还是前往埃及了。

尽管古希腊人在叙利亚和埃及两地仍然只是商人和统治者，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的阶层，可他们将社会团结的观念，带给了这一曾经属于整个世界的地区；到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又过了数个世纪，控制着爱琴海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希腊城市拜占庭，却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东方帝国的政权所在地，而那些沿海地区，也就成了这个东方帝国被土耳其诸民族的洪流淹没之后留下的最后遗迹。

如今，种种反差依然存在：希腊人仍然生活在爱琴海的沿岸地区与岛屿之上；现代希腊是第一个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获得了独立的国家，而这种独立，也是通过在希腊西海岸的纳瓦里诺（Navarino）打了一场海战之后获得的。萨洛尼卡（Salonica）和哈尔基季基再次回到了希腊的统治之下，但希腊人曾经居住的小亚细亚沿海，却被一个建立在陆地上的强国占领了。

第二节 迦太基

我们已经看到，在各式各样的保护之下，早期文明都在和平状态下发展起来了。地理条件既提供了保护，又控制着人们获取能量的方向；它们一方面确定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另一方面又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头脑，使之选择从长远来看可能较为容易但一开始可能较为困难的行动方案，从而控制着这种方向。为了理解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地理条件发挥制约作用的方式，现在我们必须牢记两个方面。

（1）居住在前文业已提及的那些地区的民族，世世代代都受到了这些地理条件的制约；而在这些地理制约因素的影响下，各个民族的特点、品位、习惯与生活方式都开始确定下来，因此即便是随着时间推移，其中一些人被迫或者受到诱惑而移居其他地区之后，世世代代获得的这些特征，也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至于“传递”是怎样发生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在有些情况下，后代身上可能具有某种直接的生理遗传，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传递”则是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传授的方式进行的。

自此以后，历史就不像早期阶段那样简单了。人类在一系列条件下吸取到的教训必须加以修正，才能去适应另一些新的条件。新的地理条件会扮演制约因素的角色，可它们的作用，可能会因原有的地理条件对人类心灵的持续作用而稍微加以改变。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及的那种机械惯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尽管有些民族得天独厚，能够更快地学会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能量，尽管由于他们表明了可以如何节省能量而显得极其突出，但其他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受到了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激励，也正在了解如何充分利用人生的这个方面向前迈进。世界的文明程度普遍逐渐提升，但那些只会效仿而没有独创性的民族，必定始终都不如开创进步的民族那样重要。到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一时期，许多民族的文明程度业已比我们一开始了解到的古埃及人更高，其他一些民族的进步则更加巨大，而统治其他民族的，往往就是那些走在进步前列的民族；此后，世界历史主要就是由那些更先进的民族决定了，而历史进步的形式，则会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

记住这些事实，我们就会看出下一个阶段就是一种进步，看出它是一种自然的进步，看出地理条件既直接又间接地控制着这种进步。

由于所处位置独特，因此腓尼基人在海洋的诱惑之下变成了商人；由于他们是海上的商人，因此他们发现，在沿海地区设立差不多带有永久性的贸易站点，然后带着商品在这些站点间来去，很是方便。于是，地中海沿海各地便都是他们设立的贸易站了。我们已经看到，古希腊人逐渐将他们的竞争对手赶出了后者在爱琴海地区据有的那些站点，而亚历山大大帝又将黎凡特地区远至亚历山大的所有沿海都据为己有，以确保海上安全；他这样做，不过是给了最后一击，让东地中海地区那些了不起的腓尼基贸易群体无法再蓬勃发展起来罢了。

然而，由具有腓尼基血统的民族组成的贸易群体，却的确继续存在于西地中海地区。这些群体，都是由腓尼基的腓尼基人在古希腊的势力范围之外培植起来的；然后，待黎凡特沿海地区背后的陆上政权变得太过暴戾残酷之后，腓尼基人便纷纷离开那里，形成一批批移民，一次又一次地扩充了这些贸易群体的规模。长久以来，这些殖民地都只具有贸易功能，就像英国在印度建立的那些殖民地一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今突尼斯（Tunis）所在地区的那个城市群。看一看非洲地图我们就会明白，在非洲西北部的沙漠与大海之间有一片土地，每年都有部分时节盛行能够带来降雨的西风；那里主要是高地，并且大部分都是高原。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有机会形成一种文明的“岛屿”，但由于这里面积太过广袤，因此一个政权若是没有达到高度的组织状态，就统治不了[22]；同时，这里的民族又太过单一，不会分裂成小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里的东、西两端却与中部地区稍有不同，因为东、西两端都具有面积或大或小的平原或河谷。在其中的东端，即如今的突尼斯一端，也就是离其故土最近的那一端，腓尼基人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对当地土著都很友好，并没有把自己看成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只是生意人，只是海上的商人罢了；他们认为攫取土地毫无必要，至于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目前所处环境中的任何东西，而是在于他们目前业已摆脱的其他一些地理条件。他们的行为，一直都受到了存在那条“道路”这一因素的激发；可在地中海西部，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陆上道路。

现存的地理条件，也发挥出了作用。在他们的故乡，腓尼基人夹在两个帝国之间；那两个帝国，一个位于尼罗河流域，另一个则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已经习惯了由别人来统治陆地，而他们自己则在海上和陆上从事贸易。可到了新的环境之后，他们却成了优等民族。那里没有什么统治者，连他们可以平等相待的统治者也没有。他们在此殖民并与当地土著做生意，可那些土著却没有形成任何国家。这些地理条件，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这里非但是一个城市独领潮头，就像腓尼基的提尔与西顿那样，而且迦太基更是遥遥领先；实际上，迦太基还建立了一个帝国，将其他城市都并入了自己的治下，对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突尼斯的这一地区实施着直接统治。

在地中海的对岸，结果也是如此。在东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抗争，就臣服在了希腊人的脚下。而在西地中海，当希腊人试图向西部扩张其殖民地时，迦太基却拒绝在贸易方面做出让步。迦太基安安全全地位于陆地上，或者说安然地位于迦太基人希望拥有的那片土地上，因此迦太基人建立起了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海上帝国，统治着整个西地中海地区。非洲北部沿海、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Sardinia）、科西嘉岛（Corsica）和西班牙南部，加上各地之间那些没有外族商人敢于冒险前去的海域，全都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

这种统治的特点，也是地理制约因素导致的结果。由于这里的海岸连绵完整，沿海又没有小岛，因此西地中海地区缺乏一种个体的独立精神，而这种精神，既是古希腊文明的优势，也是其弱点；因此，一旦建立起来，迦太基帝国的统治就要比古希腊稳定得多。迦太基还具有岛国的优势，因为那里遭到陆上进击的危险很小；而事实上，对迦太基的进击只能是来自海上。

不过，这种位置也自有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迦太基帝国统治下的民族，文明程度并没有达到像古希腊那样先进的阶段。因此，他们被看成是低等民族，就像亚述统治其征服之地一样，被当局用高压手段统治着。随着迦太基帝国日渐扩张，当地土著与商人之间原有的那种友好情感，就变成了对征服者的厌憎与痛恨之情。待迦太基遇上另一个业已吸取了另一种施政教训知道如何利用人们的能量来获得更大优势的帝国之后，迦太基帝国便垮台了；原因就在于，尽管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差不多，尽管双方都聪明地利用了舰队与军队这种组合战术，可迦太基人仍然处于劣势。迦太基帝国的军队，是由一些跟统治者不一条心的士兵组成；这些人之所以支持迦太基政权，只是因为当兵有报酬。向士兵支付的报酬，是迦太基人在贸易中赚来的，代表着迦太基人节省下来的能量；可当贸易不再带来利润，迦太基人丧失了制海权之后，他们就会被唯利是图的士兵踢到一边，也没有什么爱国情怀可以指望了。迦太基帝国丧失海上霸权和垮台的时候，可以说是垮得彻彻底底，而腓尼基人也就此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