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道路：巴勒斯坦和腓尼基

我们已经指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所以出现了两个文明中心，是因为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都让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拥有了一种整体上高于其他民族的优势。这两个文明中心的出现，尤其是后者的崛起，还对附近其他地区的民族产生了影响。当然，生活在两地之间的那些民族受到的影响，或许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其他民族受到的影响那么巨大，可它们受到的影响却更加持久，故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也更加有效。

尽管埃及的两侧都是几乎不可逾越的沙漠，但在埃及东北角的地中海沿岸，沙漠边缘所在的海滨地区却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荒无人烟，并且向遥远的北方延伸，逐渐变成了一片土地肥沃、雨水相当充沛、海拔很低的沿海之地和内陆丘陵；这里，就是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希伯来人（Hebrews）和腓尼基人的家园。这个地区，构成了连接那两个伟大的早期文明中心的纽带，并且因这一事实而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如此一来，在研究文明进步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接触到另一种地理制约因素了。从可以利用更多能量这一意义上来看，人类非但是在那些最容易生存下去的地方生活，而且会朝着最容易运动、运动所耗能量最少的方向前进。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运动往往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有马路的时候，人们会沿着马路行走；但在出现马路的很久以前，世间其实早已有了一些路线，由于地理分布情况使然，人类沿着这些路线行进起来，要比沿着其他路线更为轻松。它们都是道路，而不是马路。马路都有数英尺或者好几码宽，可道路却没有固定的宽度。一个房间里有道路从门口通往壁炉，我们可以行走其间而不会碰到任何障碍，可房间里却没有马路。两地之间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却有许多的马路。从伦敦通往苏格兰的道路位于亨伯河（Humber）与奔宁山脉（Pennines）之间，一路向北，经过约克（York）平原和纽卡斯尔（Newcastle）平原，绕过海岸抵达爱丁堡（Edinburgh）。而“大北路”（The Great North Road）过去和现在都只是这条道路的一种形式；“大北铁路”（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及其各条支线，则是与之相对应的“铁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直通埃及的马路，却有数条非常明确的道路，其中有一段距离，这些道路还合而为一了。从巴比伦往幼发拉底河河谷上游走，然后横至夹在黎巴嫩山脉（Lebanon）与外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之间的奥伦特（Orontes）河谷，再沿着莱昂特斯河（Leontes）与上约旦河（Upper Jordan）河谷南下，穿过埃斯德赖隆（Esdraelon）平原，经过这个小小世界诸军集结之处的米吉多（Megiddo）或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穿过地中海沿岸腓力斯丁人的聚居之地，再越过那条狭长的沙漠地带，然后抵达埃及，这条道路相对比较便捷。对于已经达到某种文明程度的商人而言，虽说越过叙利亚沙漠狭窄的北端前往大马士革（Damascus）绿洲不那么容易，但路程较短，因而更加节省能量；大马士革绿洲既是一个起点，因为人们可以从这里出发，越过沙漠往东，也是西部的一个登陆点，还是叙利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那些商人是如何来到此地的，他们全都经过了埃斯德赖隆平原和非利士（Philistia）地区。

这条“道路”，并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重要起来的；它的重要性，是随着道路两侧各地重要性的增加而日益发展的。我们也不能以为，这条道路的交通量达到了英国一条乡间马路那样的交通量；不过，当时世界上的那种贸易中，最大的份额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这条道路”经过的那些地区，全都拥有一种像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样的早期历史。这些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它们在彼此开始接触之前，必定有过一种高级文明，而它们的影响范围，必定也很广泛。即便是在那个时代，双方之间的首次接触，似乎也纯属偶然。在埃及第四王朝和阿卡德的萨尔贡王治下时期，也就是说公元前3800年左右，两个地区都曾派遣远征队前往西奈半岛（Sinai）上的沙漠去开采铜矿，或者开采适合用于雕塑的石头。不过，随着岁月流逝，人们开始经由“这条道路”从事贸易，而军队也开始由此挺进，所以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世界要地的那3000年里，黎凡特（Levant）[15]南部这些肥沃富庶的沿海地区，便逐渐获得了与其大小完全不相称的重要地位。由于这里是腓力斯丁人和以色列人（Israelites）的家园，是连接古代世界两个帝国之间的门户，故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就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但巴勒斯坦地区本身非常狭小，因此我们都听说过，以利亚（Elijah）[16]在一天之内就能从这头跑到那头呢。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都曾在不同的时期宣示过它们的宗主国权威，但即便是在那种时候，两地对属国的控制也并非始终都很有效，而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这条道路”经过的地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由一些不向任何一国效忠的民族占领着；起初，这些民族彼此之间征伐不断，后来是因为认识到经由各民族内部进行的贸易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们才逐渐变得文明起来。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统治时期，古埃及与古亚述势力日衰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与沿海民族腓力斯丁人相对而言的山区民族以色列人，才极其有效地控制了“这条道路”，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古代世界其他帝国相媲美的帝国。这个王国分裂成两个部分之后，便丧失了对“这条道路”的有效控制，再次变成了邻近地区一个小小的山地国家；尽管它的确处在中心位置，可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希伯来人的这个王国先是向两个伟大帝国中的一个俯首称臣，后来又倒向了另一个帝国，最终还在两个帝国的争斗当中垮了台。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臣服于其他帝国之后，它们之间的那条道路在地理上也变得几乎毫不重要了；但耶路撒冷必定始终都极其重要，至于原因，我们在此不太感兴趣，故不作论述。

有一种相关的地理条件，接下来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影响；这种条件，取决于地球上的水陆分布情况。很显然，人类只能生活在陆地上。国家必须位于陆地上，因此历史首先且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陆地。不过，尽管不可能有大量人口永久生活于水上，也不可能有益地利用能量并拥有一种水上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在水上进行与定居相对而言的运动，却要比在陆地上容易得多。陆地上有阻碍交通的种种障碍，人们必须越过这些障碍，或者必须绕道以避开这些障碍才行；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使用的能量都不会带来充足的回报。不但如此，在水上移动给定数量的东西所需的能量，还要远远少于在陆地上移动这些东西所需的能量。也就是说，水面比陆地更适于形成“一条道路”，将人们与货物从此地运往彼地。

早期的那两个帝国，都很清楚这一事实。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非但提供了灌溉用水，满足了人类更加直接的个人用水需求，而且人们发现，它们也是道路。一开始的时候，人类使用的仅仅是由一捆捆芦苇制成的筏子，接下来人类又开始使用浮力更大的囊袋；后来，人类还开始利用轻舟，而公元前3000年时的古巴比伦商人甚至有可能非常大胆，可能驾驶着那种轻舟，进入了波斯湾（Persian Gulf）这片受到了保护的水域；一两百年之后，古埃及人无疑也曾驾驶一些船只，在红海（Red Sea）之上游弋。然而，这些方面都属例外情况，人们谈及的时候也是带着惊讶之情。当时，舟船其实只能在河流上行驶。

尽管在河流上驾驶舟船要比在陆地上来去所耗的能量更少，但这种交通方式也存在一种弊端，那就是人们只能前往有河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河流，尤其是像幼发拉底河、尼罗河这种支流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支流的河流，即便是有运河加以辅助，其作用也不可能像海洋那么巨大；因为一旦到了茫茫的大海上，人类就可以前往天涯海角了。所以，地理上的水陆分布情况极其重要，而此种分布情况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海上交通之所以很容易，完全是因为海洋是一个整体，而陆地却为数众多。

不过，对古时那些民族而言，即便是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未知事物的神秘性也仍然让他们无法更多地去了解大海。每个人都熟悉陆地，而人类生活的富饶之地与大海之间，却有沼泽阻隔。人们都熟悉流经陆地的河流，可没人了解大海；到海上去探险，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人类真正探索了大海之后，他们就是做出了世界上的一次伟大发现；此后，海洋就变成了历史中的组成部分。海洋不再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而是变成了一种纽带，将周边的所有陆地都联成了一体。

正是生活在通往海滨的那条伟大的陆上“道路”沿线的民族，真正率先做出了发现，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处的山脉脚下，是一片土地肥沃却很狭窄的沿海地带，且其边缘没有沼泽；这里的海洋，也非常深邃。因此，生活在这片陆地上的民族始终都看得见大海；他们不得不想到大海，而他们乘坐船只前往茫茫深海上，也远不如比前往其他地方那样麻烦。

人类如此发现的那个海洋，就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这一点，也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如许多人业已指出的那样，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人类学到航海技术，而非只是学到河运技术的地方。顾名思义，地中海位于陆地之间；由于它是一个内海，因此非但这里的风暴没有开阔洋面上的风暴那样威力巨大，而且对古时那些水手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是一个没有潮汐的海洋，因此小型船只（当时所用的全都是小船）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够轻而易举地登岸。这些有利条件，就是地中海、波斯湾与红海的共同点，但重要的是，地中海的面积要比波斯湾和红海广袤得多。不过，地中海还具有其余两个内海都不具有的一些优势。地中海沿岸的土地，整体来看要肥沃得多，而且沿岸不乏优质的天然海港；这里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突出的岬角和众多的岬湾，还有众多岛屿耸立于各处水域，在人们需要登陆的时候，陆地始终都不会远得看不见，始终都可以让人们躲避风雨。这里，正是一个十足的水手摇篮。

人们发现地中海是一条“道路”之后，那个交界地区和起点之地上的民族，即生活在提尔（Tyre）、西顿（Sidon）以及其他城邦的腓尼基人，便成了古代这个小小世界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显然可以料想到，以海洋为根基的文明形式，出现的时间理应晚于我们迄今谈及的那些文明形式。自然，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了那条“道路”的重要性之后，这些城邦才能发展起来；此后，必定又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人类的思想才会受到相关观念的刺激，才会去付诸行动。然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腓尼基人已是远近闻名的海上商人，所以，他们必定是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这种冒险的职业。有可能，他们起初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巴比伦王国而来的；他们在巴比伦熟悉了船只和贸易，那里晴朗湛蓝的天空促使人们对天文进行了研究，而天文知识又发挥出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可以在黑夜之中为他们的船只导航。果真如此的话，他们所处的新环境，就会激励他们继续朝着新的方向前进。在沿海地区那些星罗棋布的城邦当中，先是西顿独领风骚，接着又是提尔领先；腓尼基人的船只，便是从这些沿海地区出发，前往越来越遥远的蛮荒之地。有可能，他们最初是前去寻找贝类，因为皇家的袍裾需要染成“提尔紫”，因此对贝类的需求量一直都在不断地增长。

但不管怎样，寻找染料都不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贸易或商业，只要获得的回报抵得上所吃的苦头，人们都会欣然从之；而腓尼基人进行贸易时可能也比较安全，还在地中海东西两端之间建立了许多的殖民地，因此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尽管松散却是一个整体、不容其他民族小觑的腓尼基人联盟。诚然，他们统治的疆域面积狭小，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商人，而商人是不需要面积广袤的肥沃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的；他们可以用做生意赚来的利润，去购买粮食。提尔、西顿和迦太基，各自都只是统治着其周边的一小片地区，并且它们的领土也不像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那样，并不是一个紧凑的整体；它们的领土散布在地中海沿岸各地，而后者则将这些孤立的地区团结成了一个政权，且这个政权的秩序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家。

不但腓尼基人登台掌权是一件新鲜事，而且每个腓尼基人身上都具有种种新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同样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培育出来的。蛮夷之地的市场如此持久地一直欢迎他们，说明他们的行为必定博得了那些野蛮民族的敬重。贸易基本上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只知道这一点。但腓尼基人懂得更多；他们学会了勇敢无畏，却并不像古亚述人一样仅仅是逞强好斗。常年驾驶着脆弱的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非但让他们培育出了一种高尚的勇敢精神，还培养出了一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正是这种勇敢与热爱自由的品质，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抵挡住了亚述军队的淫威。

尽管亚述帝国没有吞并腓尼基的贸易，可对于自己无法攫取的这种贸易，亚述帝国却尽力进行了破坏；故自公元前六世纪以后，腓尼基的腓尼基人就衰落下去了。然而，一直要到不得不面对一个海上强国之时，他们才最终灭亡；现在，我们必须探究这个海上强国的历史了。